在十月十三日下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主办的“中国周”演讲会上，韩素音女士结束了一小时多的《我如何了解中国》的讲话后，还回答了与会者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以下是答问的内容：关于“自由”的问题有不少是关于“自由”的问题，是吗？这几年，也就是一九六五年以后吧，我到过不少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国家都走了一圈，每个地方都请大家提问题。后来，我有个感觉：什么地方问什么问题（笑声）。到目前，破纪录的是日本，在日本五个讲演，问了二千三百个问题。这个“自由”的问题，尤其是在外国，就是说西欧跟美国，问的人特别多。可见得大家这里受欧洲、西方的影响比较深（笑声）。这不是得罪你们，这是应该如此的。这是从大家的教育、社会和个人接触这些情况里跑出来的问题，我们现在得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对，在外国，尤其是在欧洲，是讲自由的，他们讲自由、民主，而且讲得很多。可是，你要想一想，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我最近在法国。在法国，他们很讲自由、民主，可是最近有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学生和工人敢起来，敢多要一些东西，就是要权，那么，他们可毫不客气，毫不客气，打死人也可以。所以，自由的问题是要看那一个阶级的自由，权在那些人的手里。除非我们分析那个社会，看出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们就不能够确定“自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自由，可以说，有些国家是非常自由，连批评自己的总统也可以，象对尼克松吧。我最近有些时候在美国，有不少美国朋友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制度多好呀，我们可以把总统也拉下马，你们敢不敢？我不否认，在美国是可以说很多话，但权到底在谁的手里？美国帝国主义在外面实行剥削，实行殖民主义，那些被压迫的人有没有自由呢？这个事情要看清楚一点。在中国，自由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就是说，工农兵群众不能再被剥削，过去那些剥削人的人，不能够让他们再有剥削的自由，这是一个大道理，这个道理我们得了解。就让我举出自己的经验吧，我自己的老家是个资产阶级的家庭，我现在回到家里，的确不象从前那样舒服。我们过去有房子，有钱，可以随便吃饭，打“麻将”。现在，他们没有这个自由了，他们的孩子，都是做农民、工人。这一方面，要懂得中国的情况，不要把“私”字摆在前头。中国过去，谁有自由？在我看来，只有一个自由，就是剥削的自由，没有别的。工人那里有自由呢？一九四九年，天津的工人一年只有三天假期，一天工作十四小时，出了事故，或者自己病了，就开除。他们是多数（有权剥削的是少数），他们应该有自由，他们应该当主人。所以，自由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和阶级分开的。你要知道，现在第三世界的人，那里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一点自由也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学校。你们喜欢这种自由吗？我并不否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国有些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是过去旧社会的坏的风俗习惯遗留下来，而且，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官僚主义。我自己就听说过，毛主席差不多每一年每一个月都要批评官僚主义。为什么要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这些官僚主义，要给人民权利讲话。所以，我是说，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方向是对的，中国是在走上坡路，是在走向真正的自由，广大人民作主的自由。过去我也是一天到晚讲自由，现在我就比较明白了，尤其是因为我跑过很多地方，我亲眼看到他们所讲的自由是怎么样。有一个国家，我也不愿意说她的名字，因为她离香港不太远，他们大讲民主，大讲自由，但后来他们统计，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有发言权，其他的人就没有。当然，如果你是在这百分之零点一当中，你就会感觉得很满意呀。但如果是站在另外的九十九点九当中，你会怎么样？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也可以有今天的成就？这个问题很巧妙，问得很好。（笑声）因为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家也讨论过。有一个外国的出版商，我过去对他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有时乱写一顿，但他最近写了一本书不错。他说，如果中国象印度一样，走资本主义的路，她一点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一百年、两百年都不可以。当然，如果那时候实行资本主义，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可以发财，有大大的汽车、房子，儿子女儿到外国念书；可是，其他的人怎么办？再看，印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四九年印度的铁路比中国多三倍，今天中国的铁路比印度多两倍。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不能走别的路，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才能有今天的成就。甚至于那个刚从北京联络处回到华盛顿的布鲁斯，他也说要是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毛主席也说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会让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大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的时候。所以，不要妄想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在帝国主义，尤其是两个帝国主义争霸的时期。那么，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实行，可以自力更生，就是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关于接班人问题对不起，这些问题是问接班人的问题，还是继承人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继承人。那么，你们的意思是继承什么？（掌声）啊，政治继承，对了，是这样。这不单是你们，西方世界也认为这是所谓大问题。这个问题有好几年大家都在问。我们可以说，毛主席是老了，八十一岁。继承的问题，他在好几年前已经说过，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十大”不是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回答得很周到。“十大”说，并不是一个人可以继承，而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靠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靠一、两个非常有天才的、了不起的人。这个制度只能依靠全中国人民。所以，毛主席从开头就说，要教育人民。这个教育，不是象孔老二那样叫人闭塞脑筋，而是要每一个人动脑筋，懂得政治，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年轻人上山下乡，也就是为了当好继承人、接班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所以我并不赞成那些谣言，说这个人、那个人来管。“十大”不是说了吗，在一个很激烈的斗争中，时时刻刻都有思想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就是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在这个斗争当中，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要注意。所以，我这一次到中国，感到特别高兴，就是因为我发现了有好多好多的工人、农民搞通了这个问题，知道不一定上面来的话都是对的；知道怎么批评，动动脑筋，要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保护正确路线。这个责任放在全中国人民的肩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八亿人的问题。这个我想外国人不一定能懂，因为他们的制度不让他们懂。因为他们的制度只是依靠一些人，就是所谓上层。我们只有把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的思想去掉，才会明白真正的力量是人民。我希望大家会了解，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力量，也就是接班人。（待续）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十月十八日以《日本驻亚太地区大使会议一致认为，确立日本的资源政策是亚洲稳定的前提，参加亚安体系为时尚早》为题报道：
在外务省召开的一九七四年度日本驻亚太地区大使会议，十七日木村外相同各驻在国大使进行了综合性讨论之后闭幕。当天的结论是，一、现阶段，由于日本向亚洲各国急剧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后遗症”，包括经援在内的整个日本外交应该细致进行；二、日本需要确立长期的资源、能源政策，开展稳定的外交；三、苏联提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设想等各种设想，是以倡议国的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参加时期尚早；四、日中两国应该不限于两国之间的问题，应就广泛的整个亚洲问题进行会谈。
十七日，围绕着日本对亚洲的援助象过去那样偏重于经济方面是否适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各大使的意见是，“军事方面的支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应该在政治方面更多地起作用。”强调了进一步加深同东南亚联盟各国的相互理解的必要性。
特别是这个地区美中苏三个大国的影响力量很大，所以，日本今后同中国之间，不应限于两国间的问题，而应就整个亚洲稳定的问题进行会谈，这种意见很强烈。此外，由于日本经济急剧向外发展，亚洲国家反日感情根深蒂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需要进行政治方面的接触，同时，下列呼声很强烈，即主张对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表示理解，不仅限于经济援助，对各国的援助应该更加细致。
关于政治性的干预问题，提出了日本应如何对待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等各种设想问题。最后的结论是，现阶段，倡议国家的政治意图太强烈，要等待各国的利己主义消失后，再研究参加的问题。
【共同社东京十月十八日电】中曾根通产相十八日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披露了想要在政府之间和中国进行进口石油谈判的方针。
他说：“鉴于石油问题，同中国开展资源外交非常重要，想要积极努力。如果中国方面愿意，那么，最好是采取能够长期稳定地接受中国原油供应的体制。已经在非正式地探询中国的意愿。”
他强调说，如果能够从中国长期稳定地进口石油，那么，将不单单有助于石油进口来源多边化，而且对于促进日中友好特别是日中两国间的经济合作都有重大意义。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十月十七日电】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代表团团员们在对巴基斯坦、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泰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之后，今晚返回这里。
率领代表团的联邦议会副主席佩科
·达普切维奇在回到贝尔格莱德时说，全部访问和会谈对于促进南斯拉夫今后同代表团所访问的这些国家的合作与关系将是有益的。代表团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受到了很热情的和友好的接待。
达普切维奇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三国）更加重视和希望同南斯拉夫合作。
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和会谈——会谈是很坦率的，诚挚的——期间，双方都注意到了两国在国际上和双边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一致希望和可能性。
达普切维奇说，同南斯拉夫代表团会谈的中国国务活动家欢迎并积极评价南斯拉夫的国际政策和国际活动。双方特别强调指出今后更加频繁地接触和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以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达普切维奇说，代表团获得了这次机会使自己深信，中国在其发展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并且解决了主要问题，诸如粮食问题和其他经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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