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菲律宾《时代日报》十月七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报道，题为《邦邦在中国》《培养一位年轻的特使》，摘要如下：
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最近的中国之行不仅为我国取得了许多好处，而且还把年轻的小费迪南德·马科斯（邦邦）培养成一个有可能成为友好大使的人。
因为，邦邦仅仅因为他是邦邦——一个领略了古老的中国的美丽和庄严的正经、有教养的十七岁的人——就不费力气地从他母亲那里夺走了一些光采。
毛泽东夫人（江青）在午夜参观天津自行车厂后着重对邦邦说：“你一定得再来。”
当毛夫人听马科斯夫人说邦邦爱吹笛子，就送给邦邦八支不同型的中国竹笛，并要他使用那些笛子。她还送给邦邦一辆中国最著名的飞鸽牌自行车。
对邦邦来说，在中国的九天友好访问将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尤其是因为他同毛泽东主席握过手，拉过手，会见了一个多小时。邦邦说，对这位八十一岁的中国领导人他一直是“有一点儿”崇拜的。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之前，毛主席似乎是一位离得“很远很远”而且总是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人物。
邦邦在当面见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以后赞不绝口。他说，毛主席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和蔼、谦虚、亲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叹息着说：“我多么想更好地了解他。”
他接着说，毛主席“显然非常智慧，非常聪明，非常敏锐。有这样一位领导人，怎么犯得了错误呢”。
他接着说：“什么也错不了，今年是他领导八亿多人民的二十五周年，他们的想法全都同他一致。”
邦邦说，中国的成功在于它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是从人民出发考虑问题的。他们懂得应该重视的是人民。他们的政策回到人民中去。确实是从人民到人民。这就是中国人感到十分愉快的原因。”
他指出：“在我同中国人民接触的日日夜夜，在各种文艺演出和游览途中，我没有遇见任何大亨。中心人物是人民，是穿着灰色或蓝色衬衣的中国人民。”
邦邦承认，在他去中国以前，“我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我想，中国人只会让你看他们想让你看的东西，而不是你想看什么就给看什么。”
在这次访问所到的第二个地方天津，邦邦发现“省里和人民都非常热情”。
邦邦希望有较多的时间游览杭州，但是中国人的革命圣地延安的确感动了他。“你会感到你是站在圣地上。参观毛居住过的窑洞。中国共产党的礼堂……”
邦邦在结束这次在飞机上对记者的谈话时表示，他希望能“单独……象一个旅游者那样……以一种比较悠闲的方式……再次”到中国去访问。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月十二日电】在有消息说马尼拉即将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新任菲律宾大使伊斯梅尔·拉普斯少将今天到达台北。
拉普斯将军在台北机场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将竭尽全力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美联社马尼拉十月十日电】菲律宾的华人今天庆祝中国国民党政府成立六十三周年，但是受菲律宾军管政权小心指导的报纸却完全不予理睬。
直至去年为止，各报一贯在头版刊登有关庆祝“双十”的报道和祝贺。
但是，今年马科斯总统宣布菲律宾很快将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尽管政府控制的报纸广泛宣扬菲律宾最终要同大陆中国建立关系，但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在代理外长曼努埃尔·科良特斯率领下出席了今晚在国民党大使馆举行的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六十三周年的集会。
科良特斯（在宴会上）为蒋介石的健康干杯。
很少在公开招待会上露面的前副总统费尔南多·洛佩斯也出席了。他同马科斯在一九六九年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他在一九七三年实行军管后失去了职位。
【本刊讯】菲律宾《东方日报》十月十日报道：
马科斯总统最近创立一个超级机构，监察菲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已缔订或将缔订贸易协定执行事项。
这个各机构间之特别委员会之设立，乃预测由于第一夫人之访问中国所带来两国经济合作的增加，昨载于总统训示书第二一五号中。照该训示书所指示，这个新超级机构系由工业，农业，贸易，公造（公共工程）等部部长，菲律宾油业公司董事长，国家经济发展局局长组成，民间亦将有代表参加。
该机构之主要职权为确保菲律宾与中国所订贸易协定之执行，由此而使国内经济取得与国家目标相符之最大利益。
孩子们嚷着要画画。画家拿出了纸，让出了画架和颜料，我力阻无效之下，只好痛苦地看着孩子把画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站着闲聊，我告诉他我来自台湾，也告诉他台北生活的情况，我也发现他对台湾的地理并不陌生，不象在台湾的青年人仍然是读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地理。
我觉得天色渐晚，不如带孩子们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馆，跟画家道再见，转身而去。为什么忽然泪水盈眶？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馆门口与画家夫妇会合，我跟画家夫妇搭公共汽车去游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们象多年老友似地谈大家的过去和感受。多少年来，我没能如此轻易地、坦诚地结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处几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这对夫妇，却立刻令我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对兄姐一样。我们谈他们的大学生活，谈他们毕业后工作的情形，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分别：他们工作，总是先问这个工作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对国家有益；我则先问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个人的收入。他们毕业时，争取的是到边疆和艰苦的地区去工作，争取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的更大机会。我记得我们将要离开大学的最后一年，终日栖栖惶惶，充满了矛盾和忧虑，不敢恋爱，怕影响了“到美国留学和学习”的计划；我们每天研究留学考试，沿门奔走于教授的府上，请他们在自己写好的推荐信上签字。我们探听美国领事馆英语考试的情况，为申请进入美国大学，为办赴美手续而整日忧心忡忡，同学间的讨论与话题很少能脱离这个范围。到了美国，开始时为求学位，为谋生活立足点而尝尽辛酸，失尽个人尊严。以后站稳了，又变成了房子与生活的奴隶。不错，物质生活上，我们有许多现代工业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紧张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堕落的。以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相比较，几乎没有一个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这对夫妇的充实、快乐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层，我远眺钱塘大桥，看那一群群游水划艇的人，江河浩渺，聆听两位年龄相近的年轻人谈话，忽然泪水盈眶，我转过头，极力地压抑着。奇怪，十几年来未曾在美国轻掉一滴泪水的我，为什么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以后，竟然变得如此多感？我原以为十几年在美国的奋斗，我的心肠已磨得有如铁石一般。记得这次到台湾省探亲，来与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泪。但面对这原不熟悉的中国大陆山河，初次相识的充满亲情的人，竟然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心里常常响起“归去吧”的强烈呼声。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尽一份棉薄，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流一点血汗，那么我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费。两种医疗情况的比较八月十三日一早，我们坐火车赴上海。离开杭州时，我没有通知华侨服务社替我拍电报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确是有顾了孩子顾不了行李的狼狈，幸而火车上的服务员帮忙，才在火车再度开动之前下了车。惶惑时，迎接其他华侨的旅行社接待人员发现了我，便也顺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华侨饭店。安顿好之后，我立即到民航局购妥了八月十五号晚上直飞北京的机票。然后带孩子去人民医院看病。小儿子的腿上长了许多过敏的红斑。医院的外表当然比不上美式医院的豪华，但是服务的态度和医疗的知识却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医生，拿了内服、外用两种药，一共只花了人民币二角。在美国，只要踏进医师的诊所，只说一句话，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们发小烧、感冒或轻度的皮肤过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医生的。为了小病去看医生，那是有钱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两天，我们逛街，逛百货公司，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少年宫等，又去看长沙马王堆女尸解剖的纪录片。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很亲切地接待我们，他们谈吐真诚坦率，服务态度是劳而不怨，他们的见闻相当渊博，国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点儿也不闭塞。
八月十五日夜里飞抵北京，当晚住入华侨大厦。身在这世界闻名的北京，我兴奋紧张之余，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发现旅馆里有华侨服务社主办的团体游览活动，可以报名参加，导游四日，每天供应三餐，可去参观长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宫、颐和园，以及工厂、公社和托儿所等，我立刻报名参加，随着这个临时凑成的旅游团玩了四天，来自各地的华侨由陌生而逐渐熟悉。游完中国大陆回去后四天快乐的观光很快结束了，北京的历史文物与风景，当然无需我这支笨拙的笔来介绍。我的游记只是我个人一些琐碎的经验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团体参观的四天以外，其余的时间我带孩子去游各个公园、动物园、天坛，闲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铺子，参观普通商店等。其间有两天，获得机会去参观闻名全国的沙石峪和穷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国，继续收读每天来自台湾的《中央日报》，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改名为“自欺欺人报”或是“痴人说梦报”，任何人只要亲身去过一次中国大陆，那么就会对《中央日报》的宣传和其所代表的政权产生终身的免疫性。在这里，我愿意奉劝台湾的当权人：“现在该是梦醒、恢复清明”的时刻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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