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十月一日电】（记者：弗利波）在北京各公园作文艺表演是今天中国首都国庆节庆祝活动的一个特色。
观看者中有周恩来总理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
文娱演出是在今天上午在北京的六个最大的公园里开始的，预定要一直继续进行到天黑。
尽管天气有点冷，天空中有着带雨的云，数十万中国人还是骑着自行车，乘坐公共汽车和卡车前往这些公园。
他们欣赏露天舞台上的歌唱、舞蹈、音乐和杂耍。舞台饰以人造花、大气球和欢呼党主席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最近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巨幅标语。
在颐和园的湖上，在泊于岸边的一艘平底船上搭了一个舞台。岸上放了供数千观众用的板凳。
在各公园的人群中，有包括中央政治局三名委员——朱德元帅、姚文元和李先念——在内的许多中国领导人。
今天下午，中国电视台播送周恩来总理以及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邓小平副总理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一起观看一次“革命”歌舞演出的情况将近两个小时。
同一些年成对照的是，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举行群众游行，也没有安排今天晚上放焰火。
【路透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记者：皮尔斯）庆祝共产党统治二十四周年的中国国庆节活动今晚正式开始，在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举行了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的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祝酒，王洪文和江青也参加了这次招待会。
根据最近实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不那么正式的政策，招待会上没有发表讲话。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就没举行的全国游行，在今年的庆祝活动中又没有举行。
但是中国的首都今天晚上灯火辉煌，成千上万的人在天安门广场散步和游逛。
爆竹噼噼啪啪的响声和成千上万辆自行车铃的叮当响声混合在一起。
在出席宴会的客人中有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他是第一次参加宴会。
【共同社东京十月一日电】题：设法通过学习班加强批林整风，在新胜利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评论：国庆节的联合社论是在中共十大以后不久发表的，所以始终贯穿着号召学习周恩来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报告等大会文件的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号召办工农兵干部“半工半读”（边学习，边劳动，边工作）的学习班，其目的是有助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进行“斗、批、改”。
这篇社论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加强“批林整风”运动和动员广大群众“以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时事社东京九月三十日电】题：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两报一刊联合社论
中国通讯社消息：据新华社和北京广播电台三十日广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四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理论杂志《红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报《解放军报》十月一日联合发表题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的社论。
社论在号召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和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以后，强调掌握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社论还号召：（一）对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要提高警惕；（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三）重视和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四）继续进行批林整风；（五）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六）继续办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班。
【本刊讯】在巴黎出版的《大西洋新闻》九月二十八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和欧洲：苏联的担心》的文章，全文如下：
在蓬皮杜出发前，莫斯科对巴黎采取奇怪的、至今仍是秘密的行动，证实了法国总统不久前的中国之行在莫斯科引起的不安。俄国人曾要求法国总统去中国时路过苏联，并在去的时候或者回来时在莫斯科停留，以便同苏联领导人会谈几小时。苏联外交官不再仅仅谈中国的危险，此外也还说，欧洲是靠着苏联力量的保护来防范中国。如果不是这样，欧洲人无疑就会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的危险。在莫斯科，人们似乎在寻思，为什么欧洲人对同中国的关系如此感兴趣，中国究竟能够给予他们什么好处。俄国人只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反苏主义。
另外，人们的印象是，中国对欧洲所表示的兴趣刺激莫斯科要加速欧安会的工作。苏联不仅希望能有一个所有欧洲国家都签字的、确认现状的文件，而且还试图建立欧洲的某种相互依赖关系，以阻碍中国在欧洲的活动。它好象知道，它必须为这项安全和相互支持的条约向西方国家付出一种代价。它主要想把贸易交流看作是交换条件，因为它猜测西方害怕中期和长期的失业。
关于更自由的人员和思想交流，俄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想做出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以此来代替西方所要求的更明确的保证。在这方面，人们就可以解释目前在苏联外国电台的广播不再受干扰这样一个事实了。苏联对话者还让人知道，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有发言和抗议的权力而不被逮捕。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种宽容将维持到赫尔辛基会议结束，以后再强硬化，西方将对这种强硬化无能为力。这种事情在过去已发生过多次。
【本刊讯】日本《军事研究》月刊九月一日一期刊登外交评论家斋藤忠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接近西欧的背景》，摘要如下：
苏联推行微笑外交的外因是中国发展核力量，内因是勃列日涅夫政权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人事斗争。改变政策的前提条件对苏联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前最大的主要敌人。中国同美国携手，意味着苏联面临最大的威胁。
一百二十个师三百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苏联来说将是最大的梦魔。况且，其背后存在着一亿八千万民兵。海军力量，在今天也已经居于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位。
不仅如此，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不能忽视的核力量。他们直接部署在边界上的核炸弹，如果稍夸大一点说的话，只要用手扔一下，就会到达苏联境内。
自五十年代以来，两国的对立在逐年升级，如今已经无法重新恢复过去那种团结。
现在，苏联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也要离间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可能，就必须使美国站在苏联方面。
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四一年，为了同西部正面上的德国对抗，在东面采取了引诱日本，并同它缔结日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做法。现在，在美、中、苏三国之间，正在重演与此完全相同的事态。
今天，对苏联来说，当务之急是那怕是临时的也要同美国建立共处关系；遏制日本，并把它拉进他们的行列。而且要以此来彻底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保证苏联安全的最好的措施，也是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决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但是，要采取这种政策，就需要首先做到举党一致。
现在，对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来说，最需要的是充分地让国内和他们拼命想接近的对方国家了解，他们的新的求爱外交已经得到国民的一致支持和党的完全赞成。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部的敌人但是，这对克里姆林宫的现任领导人来说，是最大的冒险。与其说这真正是“成败的大问题”，不如说八成是“玩命”。
军队本来就不会对那种妥协政策、媚外政策表示好感。至于历代当权者最信赖同时也是最害怕的国家秘密警察——ＫＧＢ，就更是如此。
更值得警惕的是，苏联最高决策机关——党中央政治局内部的政敌。
不言而喻，苏联是个强大的以党专政的国家。内部的对立和纠纷不会公开透露出来。
因此，在会议上的发言，千篇一律，都是赞成性的演说，或者是表示支持的声明。但是，这决不表明，在政治局内或党内根本没有反对现领导集团的势力。非但如此，这种绝对不能进行批评和攻击，恰恰证明郁积在国民和党员心中的不满是何等深刻和严重。勃列日涅夫的宿敌是沃罗诺夫苏联正在因最近两年农业政策的失败而苦恼。勃列日涅夫被追究了责任，甚至一时曾想把勃列日涅夫从总书记的宝座上拉下来。
在苏联最高决策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内，最激烈地批判、攻击勃列日涅夫的农业政策失败并逼迫他下台的正是沃罗诺夫。他是勃列日涅夫的最大的对立者，是勃列日涅夫的政敌。
沃罗诺夫作为解决勃列日涅夫的农业政策造成的困境的措施，提出了改革集体农庄。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苏联农业政策最高负责人勃列日涅夫同沃罗诺夫进行激烈的交锋也是理所当然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罢免了沃罗诺夫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理的职务。驱逐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终于在今年四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驱逐出政治局。
这一决定，暗示了几个重大事实。第一是苏联国内的对立，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坐视不管的严重程度。第二是迫在眉睫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抗，不允许国内有反勃列日涅夫势力存在。
另外一个同沃罗诺夫一样被排挤出去的人物是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围绕捷克问题的对立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内部，在对捷克进行武装镇压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总理柯西金就是反对出兵捷克的人之一。
实际上，在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干涉捷克之前，苏联就已经另外研究了同东德军队合作入侵捷克的计划。作为其借口，早就大肆进行阴谋宣传：在斯洛伐克国内发现了大量西德武器。
但是，柯西金等以经济官僚为中心的势力坚决反对这样做。在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烈论战，终于取得暂停执行第一一次进攻计划的结果。在这前后，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一样，是主张进行武装镇压的中心人物。对在柯西金等人的反对面前后退了的勃列日涅夫的优柔寡断感到气愤的也是谢列斯特。他威胁勃列日涅夫说“要把你赶下台”，以此逼迫勃列日涅夫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尼克松访苏的影响谢列斯特这批人的行动，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出了名。而且，在两年前即七一年三月三十日开幕、四月九日闭幕的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也针锋相对地批判、嘲笑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人的政策。特别是针对勃列日涅夫保证飞跃地提高人民福利的声明痛斥说：“显然是空口保证，根本办不到。”这是众所周知的。
七二年五月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莫斯科访问的时候，谢列斯特是最强硬的反对者。
在政治局内引起了大骚动。其结果是谢列斯特一派失败了。举国体制的背后勃列日涅夫派的优势究竟能继续到何时还是个问题。只不过是想在表面上给国内外以举国一致的印象，以便同咄咄逼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收拾国内的经济残局，重新同西欧国家和日本建立关系。
和平共处政策失败之日，就是勃列日涅夫体制垮台之时。国内反勃列日涅夫的势力，目前已在悄悄地等待勃列日涅夫新政策的结果。
一旦失败，反勃列日涅夫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把现领导集团赶下台。即使万一成功，这也无妨。
总之，今天苏联的国内体制，对勃列日涅夫派和反勃列日涅夫的势力来说，这只不过是非常表面的举国体制。在举国体制背后，深深地隐藏着种种危机。政治局内的督战者在今年四月的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新任命为政治局委员的三人的情况，最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紧迫的危险。外长葛罗米柯还算说得过去。引起议论的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另一个是国家保安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
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红军总帅格列奇科是苏联国内的最强硬派，是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不言而喻，格列奇科进入苏联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对勃列日涅夫体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说，让拥有实力的最危险的督战者始终呆在自己身边，行动会受到干涉。
况且，安德罗波夫是国家秘密警察的首长。国家保安委员会是何等可怕的黑暗势力，是何等值得警惕的组织，在这里没有重述的必要。是比小鬼更可怕的阴间的阎王，是阴险可怕的帝王。同反对势力进行政治交易使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进入政治局，是面临接近美、日和西欧的勃列日涅夫现体制同反对势力进行政治交易的结果。
军队最警惕的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牺牲红军的利益来推进同美国、日本和西德的合作。为了监视这种妥协，强烈要求军队的代表进入政治局。
至于国家保安委员会，更是如此。
在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执政后，红军和国家保安委员会突然增大了发言权。特别是这两个组织对决定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的影响和压力是很大的。因此，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两人进入政治局所产生的影响的确很大。这是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行动的重大制约。同时，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打击。在这种形势下重新认识北京最近断然进行的核试验也是有必要的。国内的经济残局不言而喻，不论是从现在苏联所处的政治环境来看，还是从苏联面临的经济危机来看，勃列日涅夫想采取的同西欧接近的政策，的确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勃列日涅夫体制就会崩溃。万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战争，也无取胜的希望。苏联国内的经济危机已经达到需要马上接近西欧的程度。
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都大幅度下降了。一九七二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率实际上是百分之一点五。不妨同我国的百分之十一点五比较一下。每个国民的实际所得增长率，根据苏联政府的宣布，是百分之三点七。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以来增长最少的。
如上所述，给苏联以沉重打击的一个原因就是逐年增加的军事支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这个国家的列宁格勒的两名经济学家在地下出版的刊物上分析说，苏联实际上的军事开支远远超过了政府所宣布的数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内拼命发展核力量，这不能不对苏联的国内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共处政策是一把双刃剑这种政策对苏联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苏联的命运或许能够得救。但是，难以保证勃列日涅夫政权不会垮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苏联就已经痛切地感到了这种危险。
赫鲁晓夫也曾经采取过同样的和西欧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却造成了使西欧的思想和经济影响迅速地向苏联内部渗透的结果。
今天在苏联内部所表现出来的致命的分裂和对立，其根源之一就在于上述那种急速渗透到苏联内脏的“西欧自由主义之毒”。
特别是政治局内的对立是深刻的。在党中央全会上，的确是全体一致通过了勃列日涅夫的新的对外政策。但是，这是表面现象。在内心里却是冷淡地注视着勃列日涅夫体制的演变。
他们是这样一种打算：“如果同西欧合作的政策生效，那就在其成功中巧妙地顺应潮流。一旦失败了，责任就在勃列日涅夫身上。他可能会引咎辞职。”亚洲集体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现在慌忙地寻求同美国接近，同时还要把我国首相邀请到莫斯科，去商谈“亚洲集体安全保障”设想。
当苏联的核控制下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完成之时，北方领土问题就肯定会成为不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时，不用说他们用武力从战败而无任何抵抗能力的日本手中掠去的北方岛屿，就是我们整个祖国也将完全被置于他们的慈悲之下。
【法新社科隆九月三十日电】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今天这里广播的一次接见电台记者的讲话中，表示担心领土纠纷可能妨碍他的政府同苏联的谈判。
他指的是日本要求苏联归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千岛群岛一起占领的四个小岛，日本争辩说，占领这四个小岛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在一九○五年日俄战争之前就是日本的。
大平在接见德国广播电台的记者时强调说，只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日本就无意同苏联签订和约。他说，他希望这个问题不致妨碍日本和苏联关于联合开发西伯利亚问题的谈判。
大平说：“这丝毫不是个谈判的问题，而是个要求把日本领土归还日本的问题。”
关于苏联所提缔结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这位日本外相表示有很大的保留。
他说，日本必须“十分慎重”，如果苏联的建议“意味着固定亚洲的领土现状”的话。
大平还评论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新大西洋宪章”主张。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个主张是否应被认为是希望“重新确定欧洲同美国的关系，抑或人们应认为这是希望建立所有工业化国家间合作的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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