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革命》月刊七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但不能持久》，全文如下：
正是列宁首先使用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这个词的含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帝国主义，从机会主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当我们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正是如此。我们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制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抛弃了。
那些说苏联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通常指这样一个事实：工厂仍然属于国家所有，大部分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庄所有。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同个人的私有财产，把社会主义同国家财产等同起来。资本主义财产也可能是“集体的”，象各种公司，甚至能够采取国家财产的形式，象英国的钢铁工业。
马克思写道，当“资本家有权擅用其他人的无偿劳动或其产品，和……劳动者不可能擅用他自己的产品时”，财产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同样，如果认为仅仅存在经济计划就是在搞社会主义，这也是错误的。苏联一直在制订五年计划。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下这种计划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还是以社会主义方式来发展经济。
在西欧，有八个国家（包括法国、比利时和英国）采纳了某种长期国民经济计划。但是，制订计划是为了确保大垄断企业的利润，这种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市场关系和趋势。这种计划在法律上并不使任何人受到约束，也不能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混乱状态。
在工人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社会主义计划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计划的基本目标并不基于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按照人民的利益使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归根结蒂，这种目标不止是增加生产、发展新工业和消除资本主义市场作用引起的物力和人力大大浪费的现象。社会主义计划谋求改变生产，办法是认识和发展生产的社会特性，消除不同企业和不同工厂的工人之间的隔阂，以便他们能够集体控制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和他们的生产方式。
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夜之间消除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一切经济形式。
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正如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样，有关市场的各种范畴，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掉，但是在调节国家经济方面并不起主要作用。在作出有关生产和投资的决定时，价格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价格本身得到调整是为了反映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和政治需要，而不是反映实际成本。同样，实际产量，而不是利润是表明企业在执行计划方面成败的关键指示器。正如在国家问题上一样，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问题是关键问题。
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哪个阶级来统治”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时期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各条战线上进行激烈阶级斗争的一个时期。
在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象一棵大树一样长得又高又快，但是并不根深蒂固。树根周围的土壤逐步腐蚀：白蚁在搞破坏。
斯大林的逝世是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从木质中徐徐爬出来的信号。到一九五六年举行第二十次党代会时，他们已经着手巩固了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并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开始对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全面进攻。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死后名声的恶毒攻击是党内正直人士遭到大规模清洗的前奏。在一九五二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中有将近百分之七十在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二次党代会上被逐走了，而在二十次党代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又有百分之六十在一九六六年被逐走了。在最高一级的清洗反映了在党的基层中进行的甚至更大规模的清洗。
在无产阶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遭到破坏的同时，无产阶级国家在指导国民经济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也遭到了破坏。中央计划部门被关闭了，它们的职责被交给了一百多个分散的、但是同样是官僚主义的、地方部门的手中。由于政治上的气候，局部的私利猖狂起来了，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进一步的“改革”准备了条件，这种改革为公然搞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复辟更为迅速。这里是以一种比较低级的社会财产形式即集体农庄，而不是国营农场从事了大部分生产。集体农庄包括了大部分农民，他们将自己的农田和农具实行合作。这一切使得他们在一起劳动，向国家出售他们的产品（或者大部分产品）。
使集体农庄逐步向国家靠拢，这一向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国家的目标。为达此目的而采用的主要机构是国营拖拉机站网，拖拉机站提供现代的农业机器供使用，对集体农庄进行科学的，往往是政治的指导。
赫鲁晓夫取消了拖拉机站并以大廉价卖掉了拖拉机站的财产，从而使得集体农庄松散了。他还破坏了对苏联农业实行有深远意义的任何技术改进的基础。
由于放松了对自留地和私养家畜的限制，放松了对在集体土地上劳动的要求，农村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势。据苏联辩护人威廉·波默罗伊说，到一九六六年，私人生产（其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的土豆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生产的肉类和新鲜蔬菜分别占百分之四十，牛奶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九，蛋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
新生的资本主义农民关心的只是从他们私人农田里获得日益增多的可进行现金交易的作物，加之遍布农村的资本主义关系和无政府状态——人人都为自己，因此，苏联政府不得不向美国购买粮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气候使得苏联农业最近几年歉收了。
经过六十年代初期著名的利别尔曼辩论，更加完善地制订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的主要路线，利别尔曼（他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呼吁“在企业和国家之间”建立“崭新的关系”。应当向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年底他必须赢利！参加这场辩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拒绝了利别尔曼的建议，直到赫鲁晓夫公开干预，赞同这个方案为止。
既然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因赫鲁晓夫没有能耐建立一种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把他赶下了台，于是他们就大肆做出要“恢复列宁主义”的样子。重新把党组织起来，恢复了国家负责各个工业部门的各部，并且他们宣布，“全民国家”已过时，恢复了时髦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只不过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他们向社会的基础——工厂厂长、专家治国论者和军国主义者保证，经济“改革”将按计划进行。
他们拼命地推行经济改革。利别尔曼建议的主要方面——取消大部分计划指标和取消计划的法律制约性，并规定赢利为生产的指导原则——都被采纳了。
由于使赢利成为衡量经济情况的主要指标，一九六五年的“改革”使得企业使用的生产手段带有资本的社会性，使得所使用的劳动力带有资本主义工资——劳动的社会性。就业不再有保证换句话说，无论就计划而言，还是在事实上。苏联工人的就业不再有保证了。苏联工人已沦落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所处的那种地位，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他们只有工作，才能生活，而只有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资本，才能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就是苏联企业的经理和首先是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控制着国家发放的贷款，并且通过它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企业不再是创造有益于苏联人民的使用价值——对社会有用的物质价值——的单位。现在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将由企业本身和国家分摊。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不仅将“改革”运用于生产手段，使之成为扩大生产过程的基本手段，还把生产手段变成由企业自由处置的商品。（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企业可以彼此出售“剩余”物资，运输工具、原料、燃料；可以出租房屋、仓库、设备以及“暂时不用”的运输工具；可以擅自勾销“陈旧的”资产，动用“企业掌握的资金”用于“计划之外”的基本建设。这样，苏联企业就可以相互赢利了，出色地“完成任务了”。为创办货真价实的“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贷款—资本既然使生产手段具有资本的性质，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使分配给企业的基金具有贷款—资本的性质。于是，“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宣称，今后，所有企业——不是得到国家拨给的生产基金，而是必须为它们的资本付百分之六左右的利息（比美国银行家一般所敲诈的高一些）。
今后，各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势必愈来愈靠可以偿还的贷款来供给。在自然资源方面享有特殊优越条件的公司也必须向国家支付固定的“租金”。
现在出现的利别尔曼所说的“企业和国家间的崭新的关系”显然就是，工业资本家（企业负责人）和金融资本家（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僚）联合剥削无产阶级的关系。
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如何吮吸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企业负责人如何分赃。在新制度下，企业可以把大部分利润留下。实际上，这种利润主要成为资本积累的基金。
企业用于物质刺激方面的基金如何？物质刺激被兜售为走向共产主义的途径。要达到幸福的未来需要提高生产率，使工人们也分享一些利润可以鼓舞他们工作得更努力些、更好些。你们可以想象，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典型的宣传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多么坏！
但是，这种经营基金的方法在进一步挫伤工人的锐气，工人在工业的职工中占百分之八十，但他们的工资还不到所有开支的四分之一，而一些经理的工资比工人多几倍。这种情况变得如此富有爆炸性，以致于国家不得不加以干涉和限制经理们的贪婪。解雇，提高速度但是，社会帝国主义者主要依靠行之有效的办法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解雇和提高速度的威胁。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保证每个公民有工作的权利，而计划使这个诺言成为现实，办法是断定劳动力的多少、工资基金的限度、平均工资和薪水以及所预期的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今天，只有工资基金是由中央决定的。企业负责人喜欢雇用多少工人就雇用多少工人。（或者喜欢少用些就少用些）。他们喜欢给多少工资，就给多少。他们现在能够用企业获利的程度作为解雇工人的名正言顺的理由。谢基诺化工厂解雇了百分之二十的工人，把从工资基金节省下来的钱转用于“物质刺激基金”，党把该工厂提出来作为“社会主义竞赛”的榜样。
这一切起了如此大的作用，以致苏联不得不在大城市设立失业保险金和开设职业介绍所。同时，社会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东欧殖民地进口工人，让他们在提炼工业中工作。他们还把原料或半制成品运往印度，在那里这些东西在苏联—印度联合企业中进行加工，然后运回国。社会帝国主义不仅产生了失业，而且还产生了季节劳工和逃避国法的流动车间。
正如阿尔巴尼亚人所说，虽然，苏联工人阶级已从“领导力量变成一支仅仅是生产的力量，从一支政治力量变成仅仅是经济上的附属品”。再次，工人阶级只拥有它的劳动力，他们已经沦为一种商品。
但是也有迹象表明，苏联工人正在运用一贯使用的劳动力武器进行回击。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通过一项“厉行劳动纪律的决议”，这项决议主张使用警察和法庭来对付工人的斗争。
目前，这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应占总产值增加数额的百分之八十要靠“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来获得，苏联自己承认这项计划完全失败了。苏联的无产阶级正在进行一场放慢速度的运动。
修正主义者夺取政权和资本主义复辟只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暂时的失败。这一点更加清楚地表明了真正的出路是什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十日电】题：尼克松政府反对削减驻欧美军
今天的会议是众院外委会今年头一次讨论减少军队问题。约有五十名众议员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过建议，以纽约州众议员本杰明·罗森塔尔为主席的众院欧洲小组委员会曾就这些建议举行过意见听取会。
现在，众院外委会将在代理主席克莱门特·扎布洛基的主持下在本局剩下的时间内举行意见听取会。委员会正式主席托马斯·摩根目前正同一个国会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
扎布洛基在开幕词中说，他认为，使美国的某些军事人员从欧洲回国的建议“近几年来在国会内外”得到了支持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二十五年多了；美国有许多国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也有国际收支的问题。
但是，在问题的另一面，扎布洛基指出了“现在从欧洲单方面大量撤出美军的危险”。他又说，“我们的驻欧部队长期来被我们的西方盟国和许多东欧人认为是那个洲的和平的主要支柱。”
他说，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东西方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期。我们决不要丢掉促进更持久的和平的机会——我们也经不起在此期间危害我们现行的安全制度”。
他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将在十月三十日开始就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问题举行谈判。他又说：“显然，如果我们（美国）照自己的意思撤出我们的军队，苏联是不会对同意共同减少军事力量感兴趣的。”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十日电】题：拉什说，美国反对单方面减少军队
第一副国务卿拉什七月十日对国会的二个委员会说，政府“毫不含糊地反对”单方面减少美国驻西欧的军队的任何行动。
拉什在外交委员会和欧洲事务小组委员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
如果决定单方面减少美国驻西欧军队数目，那将会严重违反美国的切身利益。
西欧的友谊与合作对于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全、经济福利和平静的心情是至为重要的。
这种安全今天取决于一种有说服力的常规和核能力来抵抗压力和遏制侵略，如果这种遏制失败，就保卫西欧。
美国的目标是保持我们目前的安全，然而是在紧张程度降低和军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来保持安全。从目前的安全水平向较低水平过渡的过程将是困难的，但是这种过程已在进行中。
这些重要的谈判是不能成功的，而且它们也不会进行，如果美国用单方面减少军队的行动来破坏它们的话。
美国并未感到由于它的预算或国际收支所迫而要从美军在那里的驻扎极为重要的地区撤到在美国的一个遥远的基地。可以期望，已经开始表现出来的全面国际收支的改善将大大减少这种压力。
【法新社华盛顿七月十日电】副国务卿拉什今天在这里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他“毫不含糊地反对单方面削减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他是在关于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的三天的辩论中首先发言的。人们已多次要求减少军队，国会某些有影响的成员——特别是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越来越坚持这一点。
除了拉什以外，预定出席作证的还有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欧洲北约最高司令古德帕斯特和美国驻北约大使拉姆斯菲尔德。
预计，这些证人都将支持尼克松总统的立场，他去年十二月曾说，美国“不仅将维护而且将改进我们驻欧洲的部队。我们不会减少军队，除非我们的对手采取同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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