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六月八日刊登了该报驻巴黎特派记者熊田七日发回的一条电讯,题目是《美苏新关系和世界,中国从容地巩固地盘》,摘要如下:
    冷战时代把世界分成两个而相互对立的美苏,从古巴危机和赫鲁晓夫访美以后就形成了“对立关系占百分之七十、协调关系占百分之三十”这样一种复杂的不平衡状况。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这次勃列日涅夫访美之后,可以预料的新关系将变为对立和协调各占百分之五十,协调色彩反倒会加深。
    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即将开创的美苏新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寻找市场和能源的美国与不得不仰赖于西方援助新技术和农作物的克里姆林宫的紧急要求相吻合而产生了新情况。
    据说,从中国回到世界政治舞台后便产生了三极世界。在亚洲,中国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不可否认,在中东、非洲和西欧,其存在不是很大,并且,如果从宇宙开发、军事力量、生产力的领域来看,那么争夺霸权的两极依然是美苏。中国自命是第三世界和无产阶级力量的旗手,看一看今日中国的非洲和西欧政策,就可以发现在摆脱人民战争理论这一格局的现实政策里有这个特点。
    这里,展现出预料未来的美苏新关系的前兆。
    美国去年送去大量的小麦和谷物,以营救苏联农业和勃列日涅夫政权。苏联对水门事件保持沉默,并且,在尼克松总统最困难的时刻宣布勃列日涅夫访美,借此从侧面支持尼克松总统。
    对尼克松、基辛格搭当的“联系技巧”理解得最好并作出相应反应的是克里姆林宫。
    而且,克里姆林宫为了不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三极结构建立起来,不惜和美国作交易。
    美苏关系的新展开已经产生各种冲击。苏联、美国和日本联合开发西伯利亚惹怒了中国,担心受到包围的中国将在东南亚加强反击苏联南下的势头。
    在西欧,担心来自东方的军事侵略的不安已经成为昔日的一场恶梦。现在,美苏把重点转移到利用其军事优势,来抑制对方和各自的欧洲盟国的政治决定权这样一种战略上。欧洲对于美国企图以新大西洋宪章这个新名字伪装的老计划来维持统治西欧的权利这件事是有警惕的。
    在中南美,古巴、智利、阿根廷正在成为今后将在这个地区发展的反美左翼民族主义的先驱。
    东欧国家不久也似将加强其独立性,并组成一个利害相等的共同体来接近西欧。东欧共同体同苏联合作还是对立,取决于苏联。一面对西方半开门户,一面镇压内部的异端知识分子,并要把东欧置于自己的强烈控制之下,苏联的这种相互矛盾的希望迟早不得不破灭。
    由美苏新关系来形成“新雅尔塔”体制的尝试,恐怕将采取东西方两个保守的太国联合的形式,它将遏制争取在美苏势力圈内外一直发生的变化的一切运动。
    中国对东欧摆脱苏联和苏联内部民族主义的高涨,有着长期的展望,决没有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样子。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十五日电】(记者:迈克尔·普伦蒂斯)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看来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使为期一周的最高级会谈取得成功,这有其外交上的理由,也有政治上的理由。
    这次最高级会谈基本上是一次工作会谈,两位领导人之间将举行许多小时的私下会晤,把礼仪和公开露面压缩到最低限度。
    人们猜测,勃列日涅夫访问纽约也许还有其它城市的计划已经取消,因为美籍犹太人有可能举行示威。
    最重要的讨论将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美苏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贸易方面。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目前正在谈判的关于永远限制它们的进攻性核武器库的全面协议,预计不会出现什么突破。
    会谈中也将谈及中东问题,有人推测,这两位领导人可能研究共同努力设法打破该地区僵局的可能性。
    但是美国官员强调说,美国不会设法强加一种解决办法,直接有关各方,即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必须在他们自己之间达成协议。
    确实,有些美国评论家认为,尼克松参加会谈时所处的地位比勃列日涅夫要强。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有求于美国的东西多于尼克松有求于莫斯科的东西。
    这些观察家认为,苏联在谋求改善同华盛顿的关系时有两个主要目的。
    一个目的是,需要美国的技术帮助来开发俄国的矿产,也需要美国的信贷和关税让步来加强苏联的经济。
    另一个目的是,使尼克松相信:对美国来说,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比同中国保持联系要有价值得多。
    对尼克松来说,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的一个目的是,取得苏联更多的帮助来维持越南的停火。美国官员相信莫斯科一直在促使河内保持和平,但是他们希望看到对河内施加更大的压力要它尊重一月和平协定的条款。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六月七日发表沃林斯基的一篇文章,题为《美苏贸易:过分乐观是为时过早了》,摘要如下:
    苏美贸易到现在为止是有限的,俄国对美国的出口约为七千万美元,而美国对俄国的出口约为一亿二千万美元。在一九七二年,美国对俄国的销售由于大批运交粮食而大大增加。发展经济合作是华盛顿和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整个政治一揽子计划的关键部分之一。
    据某些权威方面声称,苏美贸易在短期内一年的贸易总额可能达数十亿美元之多。
    这种估计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它在什么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是符合实际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符合现实的了。即使把对俄国贸易的闸门全部开放,单靠这一点也不能产生多大效果。理由很简单:俄国目前几乎没有什么商品使它能借以扩大对美国的出口。
    俄国对西方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俄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项目是铬矿石、未鞣制的毛皮和未加工的烟叶。长期的工业化对于俄国对西方出口状况影响之小是令人吃惊的。没有人设想这种局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改变。
    俄国增加对美国出口的基本项目仍然只是原料、原油和天然气,虽然有人估计收入将高达十亿或二十亿美元。
    不幸的是,俄国目前的原油生产不足以承担这些新的任务。相反,它的生产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全部消费之间的差距迅速增加,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来已使俄国对西方净出口的石油减少,在一九七二年是一九六八年以来数额最少的一年。
    天然气的情况并不见得好一些。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苏联生产的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七和百分之四点二。计划规定的指标是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俄国从伊朗和阿富汗进口的天然气的数量超过出口,它自己实际上是天然气的进口国。由于这些进口不能大大增加,俄国难以完成它目前对西方已签订的合同上的义务,更不用说是增加这种义务了。目前不存在俄国向美国运交原油或天然气的可能性。
    苏联是世界上没有充分分享世界技术革命好处的最大工业国之一。因此,工业的重新组织和现代化是苏联经济现在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有无可争辩的迹象表明,苏联若干重要原料的生产不足以满足苏联经济和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伙伴们的经济的需要。原油和天然气并不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唯一的实例。苏联经济面对大大进一步发展它的原料基础的紧急任务。仍然占用差不多为苏联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的苏联农业的状况是用不着评论的。它不单是一年气候不佳的问题。
    将来必须继续进口供人们食用和饲料用的谷物,虽然数量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还有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这样的需要。这是柯西金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的目前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目的。现在看来,由于这个计划遇到严重的困难,这个概念必须放弃了,至少暂时放弃了。苏联领导人必然觉察到,苏联经济面临的巨大问题靠经互会的技术和财政资源是解决不了的。苏联的需要同经互会的潜力之间差距太大了。他们必然觉察到,如果没有同西方的深远的经济合作,没有西方的装备、专门知识和长期信贷,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三日电】参院外委会今天以十四票对一票通过了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爱·肯尼迪提出的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要求总统“建议立即停止地下核试验,并且,只要苏联停止地下核试验,这一建议就继续有效”。这项决议案还要求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永久性的禁试条约。
    在大气层进行的核试验根据一九六三年的美苏条约已被禁止,但双方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在达成下一步的禁试协议方面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六月十五日发表斯蒂芬·罗森菲尔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最高级会议的困难问题》,摘要如下:
    如果说第二次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最高级会议看来已不那么重要的话,那是因为它就是这样的。必要的巨大的象征性突破——公开表明这两位领导人是能够坐下来处理事务的——已在去年在莫斯科实现了。今年在华盛顿的会议是要看看对于必然是一个不那么富于戏剧性的事件还能够额外增加什么实质内容。
    人们从这两个阵营都能听到非常相似的静悄悄的说法:第二次最高级会议实际上比第一次更为重要:它将表明是否能够增加额外的实质内容;如果不能的话,我们的情况会由于丧失一个历史性机会而坏得多。
    无论如何,很明显,公众对这次最高级会议的条件和前景的关心比对上次最高级会议少得多。
    我认为,公众的相对平静表明了一种普遍的信心:不管某些人对水门事件的消极影响有什么看法,大部分人认为尼克松总统在与俄国人打交道方面表现了相当大的能力,他仍然适合于在外交上掌舵。
    公众的轻松态度,即对最高级会议并不抱有很大期望也不感到非常忧虑的这样一种态度,也可能反映了对于就在手边的事务有一种普遍的现实感。苏美关系中的“容易的”事情,即总统可以独自秘密做的事情,已在去年做了。剩下的事情是比较困难的,这些事情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者经过很长时间,并且只有取得政治体系的其它部分(国会)和人口中的其它集团(一方面是商人,另一方面是关心人权的人们)的合作(且不说盟国的合作)才能做到。
    在这方面,指出这一点是令人鼓舞的:俄国人看来已在很大程度上懂得,要同美国建立可以维持的长期关系,就必须让国会和其他美国人也参加进来。例如,勃列日涅夫为他的东道主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据传他已邀请参议员(以及商人)到布莱尔大厦。他已表示愿在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上作某些让步。
    勃列日涅夫的邀请还有另一个建设性意义:接近另一国的居民。
    但是,公众对最高级会议采取的超然态度的确掩盖了自从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美苏危急时刻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我们现在共同处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时,有关系的问题不是战争能否避免或怎样避免,或者政治争端是否会使大国走向相撞的道路,或者东西方和缓是否可能与可取。我要说,所有这些大问题已经得到肯定的答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和缓的实际内容将是什么。现在并没有合适的典范或先例。
    这个问题并不是象早些时候出现的问题那么无法解决,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与这次最高级会议最有关系的问题。和缓是否意味着军备控制将变为更大程度的战略稳定并可节省预算?是否意味着第三世界的政治冲突将会缓和?是否意味着东西方经济联系将加以扩大而使双方得到好处?是否意味着人类价值将得到按照西方传统所应得到的那种重大的注意?是否意味着美国和苏联将用它们的巨额财富帮助不象他们那么幸运的其它国家的人民?
    如果说这些问题在大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解决之后是次要的了,那么我们是全会非常感激的,我们可以前进并设法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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