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东京十二月十一日电】(记者:约翰
    ·罗德里克)年终专稿:中国的经济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农业生产的数字。一九七一年的农业生产很出色,在一九七二年,虽然有些地区气候恶劣,但仍然是令人鼓舞的。
    据中国人在九月份说,去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两亿四千六百万吨。比二十三年前共产党接管时增加了一亿三千五百万吨,比一九七○年的产量两亿四千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五。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说:“中国工农业蓬勃发展的结果是,国内市场繁荣,物价低而稳定,人民生活提高。”
    根据日本外务省人士说,中国一九七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数达到四十四亿七千万美元的创纪录数字,比一九七○年增加百分之七。专家们预计一九七二年可能突破五十亿美元大关。
    在贸易上看布裁衣,中国人在一九七一年成功地达到了有一亿七千万美元的贸易顺差,这是由于出口猛增。
    虽然得不到官方数字,但是,根据一些贸易研究材料来看,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三,进口增加了百分之一。对共产党集团的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达十亿美元。
    另一方面,一九七一年与西欧及亚洲的贸易下降了。尽管在对中国的出口额中西欧占百分之二十点五,仍然与日本差不多。
    九月间田中首相访华举行最高级会谈使外交关系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鼓舞之下,日本期望着对华贸易的高潮。一九七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九亿美元,一九七二年的头九个月是七亿六千五百万美元,与一年前同一个时期相比增加了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
    一九七二年的来往贸易中,日本的出口是四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三,增加幅度不大,而进口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即两亿两千一百万美元。
    由于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情况开始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了。
    人口的增加——据说中国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万左右——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字无法有显著提高。一九五二年按人口平均是一百零四美元,一九七二年是一百五十美元,仍然很低。
    根据联合国的数字,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工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一九七○年则增长了百分之十七,一九七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据联合国说,这是世界最高的增长率。
    钢产量能反映工业的潜力。中国一九七一年的钢产量是两千一百万吨,名列世界第七。煤的产量是三亿二千五百万吨,原油两千三百万吨,化肥一千四百万吨,水泥一千四百万吨。
    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说:“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特点是着重于在各种生产领域建立就地取得原料的中、小型厂矿。一九七一年,中国的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化肥和百分之四十的水泥是地方工厂生产的。”
    日本专家预计,按现在的速度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到了大规模工业化的边缘。他们说中国的经济政策“灵活、实际”。
    【本刊讯】在南非出版的刊物《中肯》杂志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了卡尔
    ·布雷耶写的一篇题为《现在是德国人了……》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西德,中国几乎在一夜的工夫内就恢复了它的声誉。北京已派出它的乒乓球代表队,接着而来的,将有杂技团和国家冰球队。来自这个赤色帝国的文物已被陈列在科隆和慕尼黑的博物馆展览,与此同时,波鸿大学已开办了中文速成班,学费约为一百五十美元。西德正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关于中国的书籍被列在畅销书的前列。关于中国的杂志,例如在北京出版的《北京周报》、在法兰克福出版的《中国分析》以及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国消息》都很畅销。旅行社正在等待将来要到毛的国家去的旅行者的名单。他们不再担心黄祸,却渴望了解在东方的这个不发达的世界大国。
    陪同施罗德访问中国的摄影记者斯文·西蒙深入地观察了现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在他拍摄的大量的照片由乌尔施泰因在柏林出版,题为《与王夫人和其他中国人的讨论》。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二月二十一日刊载该报记者二十日从卢萨卡发出的报道《赞比亚铁路赶在时间表前面》,摘要如下:
    今天在这里得悉,将在中国人修建的铁路上把赞比亚的铜运到一千英里以外的达累斯萨拉姆海边的首批火车预计到明年年底通车。这条铁路——北京在世界各地的最大的援建项目——将比时间表提前一年多完成。
    最近从卢萨卡乘汽车来到坦桑尼亚首都——它将成为赞比亚丰富的铜的新的出海口——的实业家、工程师和其他人都对这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的修建速度和数以万计的中国工程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巨大干劲表示惊讶。
    这条铁路将向赞比亚提供通过黑非洲的第一条道路,它足可以把赞比亚的全部的铜运到海边。
    这将使赞比亚断绝同白人的(非洲)南部的一切经济联系的努力成为现实。中国在非洲这一部分地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它不仅为这条铁路提供了修建技术而且提供了将从一九八三年起在三十年内偿还的一亿六千六百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到那时,这条铁路预计将有足够的能力来用利润进行偿还,这些利润是从每年运输三百五十万吨货物和乘客而得来的。
    当一九七○年六七月间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政府签订铁路协定时,在这里没有人曾梦想过它将在一九七五年六七月前完工。的确,在世界这一部分,各种项目由于材料未到和其他障碍而推迟、比计划落后好几年则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条铁路的副作用是它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偏远内地居民的地方经济影响。通过出售鸡、香蕉和其他鲜产品,这第一次使这些地方经济进入现金经济。
    中国人通过这条铁路在非洲的这一部分取得了巨大的外交胜利,他们尽力尊重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礼仪和风俗习惯。
    【中央社台北十二月二十七日电】题:我宣布与乍得绝交
    外交部消息:乍得政府于民国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决定与中共伪政权“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乍得政府此项决定已损害中乍两国邦交及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决定自民国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终止与乍得的外交关系,关闭驻乍得大使馆及撤回在乍得的农耕队。
    【法新社坎帕拉十二月二十七日电】乌干达总统阿明今天邀请人民中国派遣一个由军事和经济专家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来乌干达,对乌干达的工农业以及卫生教育事业进行调查。据乌干达电台说,这项邀请是在阿明和中国大使会谈时发出的。
    【本刊讯】在美国,自从“免耕法”提出以后,引起了生产上的兴趣和重视,并在许多州和一些作物(主要是玉米、大豆和小麦,尤其是玉米)生产上应用。有关部门对此问题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通过实践,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方法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存在不少缺点,而且其中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美国的《作物与土壤》杂志曾就此问题召集了国内有关方面的专门人员进行了讨论,下面是他们对免耕法的一些看法(见一九七○年该刊二十三卷第三期):
    免耕法主要用于禾本科草地或同一作物连作或其它行播作物之后所种植的别的行播作物。目前用得最多的是连作玉米以及大豆或草场之后的玉米。农业上考虑免耕法的应用因前作、土壤类型、覆盖物、降雨和温度而异。一般认为以草场为前作、土壤质地比较轻松、排水比较良好、有机质含量比较高、前茬作物遗留有较多的残留物覆盖地面和土温比较高的地方,免耕法容易成功。在气候条件好的年份,产量与传统耕作法相近,干旱年份则高于传统耕作法,但在排水不良的土壤上,免耕法往往不如经过耕作的好。另外,免耕法也比较适于坡地,因为在坡地上采用传统耕法往往存在土壤侵蚀的危险。
    在上述条件下,免耕法优于传统耕法的原因在于免耕地上有前茬作物(或草地)残留物的覆盖而减轻了土壤表面水分的蒸发,避免由于耕作时所引起的土壤失水,覆盖物的存在还提高了水分的渗透作用,减轻地面径流。在不少地方,由于这些作用而使土壤中能够贮积较多的水分,供整个生育期间作物的利用。因此,在干旱情况下,免耕法表现增产。但在排水不良的土壤上,较低的蒸发是无益的,早期土壤中较高的含水量反而推迟湿地的播种或造成强制播种。由于湿地的大部分热能用于水分的蒸发,土温也较低。即使是排水较好的土地,免耕法因地面覆盖物的存在而往往也降低土温。据报道,每英亩产量为100蒲式耳的玉米地的作物残留物约能使4英寸深处的土温降低2°F(即每吨残留物约降低土温0.7°F)。北部地区因土温降低而减低玉米前期的生长量,对后期成熟也有不利影响。但在较干旱地区,早期生长量下降并非不利,因其可以由于有较多的贮水和较高的可利用水而得到补偿。南部地区由于覆盖物引起的土温下降造成生长缓慢的问题并不重要。
    很多报告指出,免耕玉米苗数比传统耕法低(可能低百分之十),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大开沟器和压轮的压力得到克服,当采用窄行播种时,则需借助于加大播种量始能解决。
    杂草是免耕法中一个关键问题。由于在免耕法中,播种前和作物出苗后都不采用耕作措施,所以播种时使用的除莠剂就必须做到消灭全部田间植被和抑制新杂草的出现而又不能伤害作物。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认为,除少数例外(即有些杂草用目前的除莠剂无法消灭而又大量出现的地方根本不能采用免耕法),现有一般的除莠剂当使用适时和用量得当时,完全可以达到上述除草的要求而保证免耕法的使用。认为,由于目前尚无一种能起到全部所需作用的药剂,因此各种除莠剂结合在一起使用很有必要。除莠剂的混合使用必须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因杂草感染的广泛变化使一种混合物在某种情况下效果最好。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很差。根据美国的杂草情况,他们认为把迅速触杀作用和有残效控制作用的除莠剂结合在一起效果较好。此外,重点应放在寻找能够消灭不同种类杂草和对后发芽的草苗有相当残效的除莠剂上。为避免后期大草的危害而造成严重的局面,认为前期使用超量的除莠剂很有必要。
    病虫害是当前免耕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有关方面人员认为:免耕法加剧了病虫的危害。这一问题不解决,免耕法就不能采用。在病害方面,免耕法直接违背了把病害消灭在其感染新作物之前的原则。植物残留物的存在将扩大仅能生存于专门的植物组织上的病害,在某种程度上使病害的防治工作复杂化。除非在免耕法中能够防治病害,否则应认识到在这种方法中有潜在的危险。病源菌除可以借风从远处传来之外,也可直接来自土壤中的植物残体。当感病植物的茎叶残留田间时,病源菌能在土壤中长期生存,大豆茎褐腐病就是一例。只有当植株残体被分解之后,病菌才因得不到养分供应而死去。免耕法将大量残留物遗留在田间,为第二年的发病提供方便条件。所以在感染大斑病的玉米茬地上用免耕法进行玉米连作是一项不高明的措施。如果一定要采用免耕法而又存在病害问题时,应先种一季不易感病的作物,以争取充分时间使病叶分解,另一方面应种植抗病品种。后者是根本的措施。但对有些病来说,如大斑病,目前能利用的抗病品种不多。
    在虫害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地下害虫(尤其是加害种子的害虫)。至于地上害虫,问题虽然也不小,但目前的杀虫剂仍能继续保持很好的防治效果。
    种蝇、地老虎、蛴螬和玉米食根虫等是对免耕地威胁最严重的地下害虫。金针虫和种蝇使有的免耕玉米地苗数比传统耕作地少百分之二十——二十五,严重者缺苗达百分之九十。缺苗率高的原因在于免耕地土温较低,种子发芽较慢,使种子遭受虫害的过程加长。这些虫害问题在北部地区尤为严重。因为那里种子发芽时的温度更低。对有些地下害虫的防治虽然最近有新的杀虫剂可以进行种子或播种沟处理。但仍需发展适于免耕玉米的新药剂和药械。因为效果好但需施入土中的杀虫剂使地下害虫防治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此外,免耕玉米地田鼠和蛞蝓的破坏性也很大,常常造成严重缺苗,有的地方不得不进行数次重播。一九六九年,俄亥俄州的免耕玉米由于蛞蝓加害,缺苗率高达百分之六十,而传统耕作地不到百分之五。目前对此类害物尚无经济有效的防治方法。
    在养分吸收方面,试验表明免耕玉米和结合传统耕作进行施肥的玉米一样从撒施地表的肥料中吸收足够的养分。
    有关免耕法的研究和生产仍在继续进行中。这种耕作制度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田间生产耕作作业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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