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日电】题：展望一九七三年：预料美苏关系将是适当的但也是冷淡的（记者：达尼洛夫）
虽然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然而，看来美国和苏联不会很快有机会发展一种无拘无束、轻松愉快的关系。
协定规定限制战略武器，在空间、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并大大增加贸易。已急急忙忙派了数十名美国人去莫斯科。
有时候他们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但往往他们是失望的。
企业家参观苏联人要他们的公司帮助修建的建筑项目是有困难的。苏联的繁杂的官样文章看来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很难找到可以打交道的适当的政府官员。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的报告说，由于他们设法进行协定所规定的交换情报、互派访问者和进行联络的工作，他们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他们同苏联官员们的接触在增加，但是，据这里接到的报告说，他们发现比以往更难同普通的俄国人交朋友。
美国新闻记者面对着类似的令人失望的事情。他们不能接近苏联的新闻来源。
他们的旅行是受限制的。不允许美国记者参加好斗的黑人共产党员安吉拉·戴维斯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美国驻莫斯科的记者已写信要求他们在华盛顿的同事，要求参加一次运动，使苏联当局给他们以常驻华盛顿的苏联记者所享受的权利。
从美国来的学者和毕业生仍然感到苏联教育管理人员、甚至俄国的学生都在监视他们。
美国的旅行者也发现了没有意料到的困难，他们每年成群地到苏联去，人数超过六万。
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看来是同在莫斯科缔结的一些协定的精神完全相反的，但这是由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舞台上仍然是强大的对手。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俄国去，苏联内部正在加紧进行控制。发动了又一次“提高警惕”运动。
这里的专家们报告了下列重要的事态发展：
美国之音电台的俄语广播仍然受到干扰。苏联当局在一九六三年缔结了苏美英限制核武器试验协定后曾停止这样的干扰。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份苏联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又恢复了干扰。
苏联的报纸和共产党刊物号召增加对党的忠诚和纪律性。
继续镇压那些藐视共产党正统的持不同意见的人。
美国专家们得到的印象是，苏联不准备增加文化交流，也不准备让美国的报纸和杂志在俄国广泛发行。
美苏文化交流协定预定于一九七三年底重新谈判。
苏联当局显然没有设法让普通的俄国人自由到国外去旅行。他们允许增加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人数，但是，他们对受过教育的犹太人设置了障碍。
虽然有这种好坏互见的局面，但是一九七三年在苏美关系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高潮——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席波德戈尔内和总理柯西金打算访问美国。
苏联和美国的外交官已表示，这次访问可能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底进行。但是安排工作没有完成，访问日期可能会推迟到一九七四年，这将取决于俄国人是否认为有足够的实质问题可供讨论。
大量增加贸易是莫斯科和华盛顿所希望的，然而现在这要取决于国会批准总统提出的给俄国“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但是，由于国会对苏联当局对希望移民到以色列去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征收很高的赋税感到愤慨，批准这个要求可能要推迟，或者甚至受到阻碍。
总统和他的国家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一直在小心谨慎地拉拢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他是他们同莫斯科交往的主要渠道。
尼克松的战略看来是，谋求同俄国人在决定性的和麻烦的问题上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同时又同中国改善关系。
【美联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五日电】（记者：莱丁顿）苏联人士说，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之所以下台是由于他在一九六八年说服了他的同事派遣华沙条约国军队进入布拉格和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增长。
这些提供消息的人士清楚地说，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想要摆脱自己与外交政策上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的关系，所以就要谢列斯特对此承担责任。
八月二十日晚上至二十一日凌晨之间，苏联率领的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杜布切克所提的建立“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希望。这个人侵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苏联集团的一些党、共产党的理论家以及外国共产党和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公开反对。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认为，谢列斯特向政治局撒了谎，以达到他自己的强硬路线的政治目的并使他的捷克朋友比拉克这一派人感到满意。
勃列日涅夫扩大了政治局，他增加了四个人，他们全都是效忠于他的。当谢列斯特强烈反对总书记关于同尼克松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的时候，他又引起了亲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的愤怒。
政治局削弱谢列斯特的地位的头一次机会是在一九七二年初，当时比利时学生多鲍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被捕，他的罪名是进行“反苏的颠覆活动”。
多鲍施曾申请去基辅访问的游客签证。基辅是乌克兰知识界的中心，是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中心。负责治安的警方起初拒绝了这项要求得到签证的申请，但是，谢列斯特亲自进行了干预，为发给这个签证作出了安排。
在多鲍施被捕之后，谢列斯特被指责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抱有同情心，他没有制止持不同政见运动，而且直接促使了一个国际事件的发生，因为他准许多鲍施进入苏联，这就迫使负责治安的警方逮捕这个学生。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九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下令六十四岁的谢列斯特辞去乌克兰党首脑的职务。他被解除职务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宣布的，当时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同尼克松总统讨论军备控制和双边贸易问题。
九天后，比利时学生多鲍施被悄悄释放了，他受到警告后被送回国了。
谢列斯特被迫放弃对乌克兰共和国的党机构的控制权，而成为柯西金牢牢控制下的十名无权力的副总理之一。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约瑟夫·克拉夫特写的一篇报道，题为《清理有关陷入僵局的说法》，全文如下：
对越南和谈发生的差错进行事后研究以后，人们得出了各种各样谨慎的说法。
我虽然并不自以为知道确切的情况，但至少隐隐约约地同双方有过接触。
因此，我想大致谈谈我认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情况，即使这样做只是为了纠正最荒唐的意见也罢。
起点就是亨利·基辛格和北越的黎德寿，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通过谈判达成的那个停火协议。那个协议所以有可能达成，是因为双方同意不最大限度地提出作为战争基础的那些要求。
北越人放弃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即由一个新政权来取代南越的阮文绍总统的政府。作为改变政府的基础，河内接受了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阮文绍总统拥有否决权。
河内还同意释放美国俘虏，尽管南越共产党人仍留在阮文绍总统的监狱里。
美国放弃了它的一些要求，即南越是个独立的主权国，没有作出确定的安排使北越军队撤出西贡政权的领土。对监督北越人是否遵守停火的国际委员会，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
双方几乎可以肯定是本着诚意达成协议的。黎德寿在十月份会谈结束时说：“我们有过多次停战，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缔造了和平。”在美国方面，基辛格博士十月十七日飞到西贡，尽管情报单位提出过警告，他仍然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可以使阮文绍总统支持这个协定。基辛格博士的计划是：从西贡飞往河内参加预定于十月二十三日在巴黎正式签字之前的草签仪式。
这时，阮文绍总统提出了对南越的主权给予更严格的保证的要求。基辛格博士显然认为，再伺河内举行一次谈判会议就可以解决阮文绍将军提出的要求。
在这个基础上，尼克松总统打电报给河内，表示他基本上接受条件。基辛格博士在十月二十六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和平已近在眼前”的讲话。
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周谈判在巴黎恢复的时候，基辛格博士提出了对协定的修正意见，比较明确地规定撤出北越军队和国际委员会的作用。北越人让外交部的一位官员阮基石亲自把这些要求带回河内。阮基石在十一月份的最后几天坐飞机离开巴黎回国。
在河内，北越领导人显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求他们在西贡的主权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他们就应该换回些东西。十二月四日在巴黎恢复谈判时，他们就开始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修正意见，其中之一是，他们重新提出了阮文绍总统监禁的南越共产党人的问题。
尽管有了这些修改意见，在巴黎的美国代表团一直到十二月九日还认为协议是可以达成的。那一天，亚·黑格将军被派回华盛顿，带去了对方提出的建议让总统批准。基辛格对他所会见的人（包括法国总统蓬皮杜）说，大障碍就是阮文绍。
从那时到十二月十四日会谈休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可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是在谈判范围之内的事，在谈判中，对方提出了修改意见以答复美国谋求修改协定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正当反应本来应该是表示失望，并呼吁苏联和中国进行帮助来推动北越。可是相反，尼克松先生却求助于轰炸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蠢的恐怖行动，玷污了美国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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