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二月十七日刊登托姆·威克的文章，题为《尼克松先生食言；看来尼克松先生在放弃十月二十六日的协定》，全文如下：
基辛格博士举行的令人吃惊的记者招待会目的显然是把巴黎谈判现已陷入僵局的责任归在北越人身上。这种可能性上周已经传出了。当时在巴黎的一名美国发言人说，共产党方面象个“急不可待的商人，想要对方立即在一项未完成的合同上签字”。
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基辛格博士十月二十六日亲自说过，“仍然需要做的事是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并强调，除了技术性细节和起草细节外，没有剩下什么。看来十分明显，美国代表南越已重新提出基辛格博士十月二十六日称之为已解决了的那些实质性问题。
当时他说，“主要的规定过去是、现在也是：在共同商定的一个时候在南越实行停火。这将是就地停火。”但是事情的发展是，最近举行的一轮谈判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谈西贡坚持要么北越人撤退，要么共同发表一个宣言说明西贡政府在整个南越享有主权。这两者都将使已商定的“就地停火”被否定。
据说西贡也在谋求改变基辛格博士所同意了的所谓全国和解委员会；它希望非共产党的“第三力量”离开这个委员会。但是，是哪种力量控制南越的哪部分领土，谁将在西贡掌权（不论是掌握全部权力还是一部分权力），这就是、而且一直是这场战争的主要问题。即使是同样那个美国发言人也承认，最近的一轮谈判集中讨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基辛格博士十月二十六日说，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保证，我们将坚守我们已经谈妥的和我们辛辛苦苦地达成的协定”。
当时他也说，如果说在前四年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有这种可能了，因为河内终于接受了这样的原则：必须先解决军事问题，然后“南越两方共同解决南越的内部问题”。
但是，迄今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十月二十六日以后，亦即尼克松总统大获全胜重新当选刚好十二天之后的谈判情况表明，如果说河内已接受这一原则，理查德·尼克松则还没有最后这么做。相反，看来他仍在设法投西贡之所好和根据他自己的政治需要来安排“南越的内部问题”。
基辛格博士将难以使全世界相信没有缔结协定的责任在于河内，因为他十月二十六日曾十分明白地表示过，和平已“近在眼前”，只有几个次要的细节待解决，也因为拒绝在原来规定的十月三十一日这一天签字的正是美国。相反，人们所知道的其它一切事情说明，尼克松先生正面临着三方面的困难选择：
他可以单独同河内签署一项协定，不要西贡参加；这将基本上是基辛格博士十月二十六日说明的那个协定。他可以找出某种办法压阮文绍总统签署这个协定。他可以放弃十月二十六日的协定。
对尼克松先生来说，采取头两种选择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困难一些，而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所造成的。因为他进行了四年战争，付出了大量生命、美元和全国团结一致的代价，为的只是使阮文绍政权有他所称为的“一次机会”存在下去，从而避免尼克松先生所一再预言的五十万人或者更多的人遭到血腥大屠杀杀
。
因此，尼克松先生目前难以宣布他将同河内单独签署一项协定，甚至也难以扬言要这么做，因为西贡正在向世界大声疾呼：这个协定并没有使它有一次机会存在下去——因为这将使北越军队留在南越，并让越共和非共产党（然而是反对阮文绍的）分子在西贡得到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力。
因此，现在看来总统正在作出第三种选择，尽管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他正在撤回使得基辛格博士宣称和平已近在眼前的那个协定，而且如果美国人民可以再一次受到欺骗，相信咎归河内的话，他甚至是可能逃脱罪责的。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十八日电】白宫星期一说，尼克松总统命令恢复轰炸北越“以对付敌人另一次集结”，并防止共产党可能发动攻势。
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拒绝把尼克松的决定同目前和谈僵局联系在一起。他说，“谈判和平的道路依然畅通。我们希望迅速获得解决
……”。
齐格勒这番话是在国防部长莱尔德讲话后不久就发表的。莱尔德说，“现在在北越各地都在采取空中行动”。
齐格勒说，美国“不允许和平会谈被用来掩饰敌人再次发动攻势”。他说，总统“将继续命令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海上或空中的行动”，以对付“可能导致在南方再次发动攻势的敌人的集结”。
齐格勒说，这一行动是符合尼克松在五月八日演说中所阐述的政策的，他说，这种政策“将继续贯彻下去，直到取得解决时为止……”。
【印报托纽约十二月十八日电】华盛顿的官方人士表示，尼克松政府正在考虑采取外交以及军事步骤来对河内施加压力，迫使它同意早日在越南实现和平解决。
美国参加巴黎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会谈无结果返回之后，尼克松总统和他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在白宫商谈了几次。在会议中，对于谈判方针进行了详细研究，据说已最后确定了要采取的步骤。
其中的一个步骤是设法让莫斯科和北京进行斡旋以使华盛顿和河内在巴黎的谈判回到轨道上来。
美国很可能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务使美国飞机对于已清除了水雷的海防港附近地区重新布雷。在和谈在巴黎进行的同时，美国没有阻止河内在某些地区采取的扫雷行动。要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恢复对二十度线以北的军事目标的轰炸。在十月间开始进行最近结束的秘密会谈时，中止了对那个地区的轰炸。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九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新井七日发回的一篇述评，题目是《苏联对“中国外交”感到焦急不安》，摘要如下：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领导人的行动违反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使帝国主义反动派完全得到满足。”——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上月三十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苏匈友好大会上以十分强烈的语气这样谴责说。
这位总书记这样公开地谴责中国领导人，从今年三月全苏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来，时隔八个月，这是第一次。
其次，在本月二日发表的苏匈联合公报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企图背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利益、破坏反帝力量的团结的中国现任领导的政治路线的危险性”。苏联在这种正式文件中谴责中国，是很久不见的了。
苏联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北京冷冰冰地拒绝了莫斯科特意伸出的“橄榄枝”。不过，也可以认为，除此之外，这还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对最近中国全面的外交攻势深感焦急和危机。
在中国把自己关进国际上孤立的境地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无论北京如何向莫斯科表示敌意，也没有动摇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信心。但是，北京改变了外交战略，它一方面把苏联作为“头号敌人”，继续采取不妥协的姿态，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展开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灵活路线。结果，苏联遏制中国的战略遭到了破产。尽管如此，对于由尼克松访华所导致的美中和解的动向，克里姆林宫也得助于尼克松总统的“平衡外交”，以美苏最高级会谈进行反击，通过种种具体协定使美苏协调路线巩固了下来。在三月份尼克松已经决定访苏的时候，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观察中国的目光还是从容不迫的。
但是，继美中解冻之后，自由世界对华接近的“雪崩现象”超出了苏联的预料。苏联自己没有能够对此采取适当的对策，这就更使克里姆林宫焦急不安了。特别是日中邦交恢复后的日苏和平条约谈判，在苏联看来，已经以“不成功”而告终，这就加深了苏联对日中接近的不愉快感觉。苏联极度警惕拥有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力量的日本被利用来充当中国的政治武器。中国支持日本在和平条约谈判中再次提出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极大地刺激了苏联。苏联对于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谴责逐步升级，甚至做到了像《在国外》杂志直截了当地谴责日中在对苏领土要求上采取“统一步调”的地步。
在这种谴责的背景中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苏边界谈判进行了三年，但是中国毫不妥协，甚至以三年前柯西金、周两总理会谈的保证为根据反对把会谈移到莫斯科举行。另外，自从固定欧洲的边界现状取得成功以来，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似乎始终认为唯独日中两国公然地向苏联提出了领土要求。
中国参加联合国已经一年多了，尽管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作过预料，但是它没有想到北京竟然这样地在每件事情上都反抗苏联。最近，《新时代》杂志以吃惊的口吻断定说：““北京虽然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其外交路线的本质尽是反苏主义。”并且谴责说：“关于解决基本的国际问题，中国领导反对苏联的所有建议，阻挠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莫斯科警惕中国在它梦寐以求的全欧安全会议即将实现的时候——企图拖住苏联的欧洲政策的腿。在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访华的时候，据说中国领导人警告说，全欧安全会议是“企图使苏联成为欧洲的宗主国的策略”。《真理报》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可以认为苏联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政策的目的是防备万一同东边的中国对抗时无后顾之忧，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反击是激烈的。
反之，大概可以说苏联对于北京同西欧各国，特别是同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态度冷淡的英国和西德在野党联系感到神经过敏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苏联的对华谴责加剧的背后，可能也有这样一种考虑：越南战争结束后在东南亚在影响方面进行一场竞争。莫斯科还弄不清越南停火后中国将在印度支那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但是似乎已经作好了进行一场激烈交锋。
苏联对林彪倒台后的周恩来“现实外交”也曾一度抱过希望，但是目前已经断定，只要毛一周领导体制继续下去，中苏关系就很难彻底改善。尽管如此，恐怕苏联也不会单方面停止边界谈判，或者采取使中苏关系恶化的举动。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断然否定了西方一部分人又私下议论的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说法，说它是愚蠢的。然而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在本月二十日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将利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聚集一堂的机会，担任谴责中国的“大合唱”的指挥，给人以苏联是正当的印象。苏联加紧谴责中国就是它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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