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十二月十四日电】题:福田和首相会谈,答应全面合作,人事问题开始深入核心
    田中首相十四日中午过后邀自民党的福田赳夫到首相宫邸会谈了大约十五分钟。首相认为政局正处于重大局面,面临第二届田中内阁组阁,要求福田派给予合作。对此,福田答应给予全面合作。
    据说,在这次会谈中虽然没有谈到对福田派的待遇的具体人事问题,但从首相直接要求党内第一号实力人物福田给予合作,以及强调举党一致体制这两点来看,人们认为这是首相要求福田本人入阁。
    以十四日田中、福田会谈为开端,估计田中首相在当天还将同党内实力人物依次进行个别会谈,围绕着组阁问题的活动已开始逐步深入核心问题。
    在十四日的田中、福田会谈中,首相首先从确立举党一致体制的立场出发要求福田派给予合作,他说:“政局正处于重大阶段,自民党必须以团结一致来当此重任。向全国显示自民党的团结是必要的。”福田对此表示同感并答应给予合作,他说:“自民党的团结和统一没有象今天这样更为必要了。但必须不只是名义上的而是名实相符的举党一致体制。”
    首相接受了这个保证说:“要表现出自民党紧密无间的团结。”福田进而建议说:“眼下就要编制明年度预算,国内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首相应该下决心表明要重新努力解决物价、地价问题的态度,开始推行新的政策。”首相也回答说:“将用新的想法去努力解决。”
    田中、福田会谈是在非常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福田在会谈后会见记者时评价说:“首相对举党一致体制的态度是极好的。关于合作问题,想严肃地去考虑。”并表示今后在组阁过程中还要进行一两次会谈的积极姿态。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十四日电】题:福田终归将入阁
    在十四日举行的田中、福田会谈中,首相要求福田派给予合作,含有要求福田本人入阁的意思,福田虽然回避立即作出回答,但对首相的要求合作姿态给予高度评价,最终将会入阁的估计已经增多。从福田的这种态度来看,第二届田中内阁肯定将由迄今的田中、大平、中曾根和三木四派主流体制加上福田派的五派组成举党一致体制来实现。
    首相有着借组成第二届田中内阁之机来进一步加强田中体制的基础的强烈意向。另一方面,在这次选举中,由于社共两党的增长超出预料,因而痛感到自民党团结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首相在前些时候成立田中内阁时向福田保证在今后的人事安排上充分考虑该派的待遇问题,因而举党一致体制行将实现。
    【路透社贝鲁特十二月十三日电】黎巴嫩外长哈利勒·阿布·哈马德今天在这里说,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支持阿拉伯人民为其基础的。
    阿布·哈马德是在访问中国和印度三周之后回到贝鲁特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这样说的。
    他说,他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他同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阿布·哈马德赞扬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他说,他感到这个政策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支持阿拉伯人民为其基础的。
    他说,在北京的会谈中,他阐释了黎巴嫩对东西方的公开政策以及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外长说,黎巴嫩的态度是:除非以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为基础,否则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阿布·哈马德说,他希望在他访问期间签订了一项新协定以取代一九五五年签订的协定之后,中国和黎巴嫩之间的贸易收支状况能得到改善。
    过去,黎巴嫩每年进口价值二千万至三千万黎巴嫩镑(约折合六百三十万至九百四十六万美元)的货物,而中国每年只进口价值一万五千黎巴嫩镑(约折合四千七百美元)的黎巴嫩货物。他说,根据新协定,中国保证每年向黎巴嫩购买价值大约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黎巴嫩镑(约折合三百一十五万至四百七十三万美元)的工农业产品,而这个数字将来还会提高。黎巴嫩外长说,中国外长已接受访问黎巴嫩的邀请,访问日期以后决定。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二月十三日电】由于预料到北京同堪培拉将要建立外交关系,澳大利亚驻台北使馆正在作好下个月闭馆的准备。
    接近该使馆的人士今天说,这些官员们已初步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该使馆将不再办理申请签证的手续。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向记者们证实,澳大利亚大使休·亚历山大·邓恩预定于星期五(十二月十五日)经由香港回堪培拉“述职”。堪培拉的消息说,邓恩将不再回台北来了。
    澳大利亚新任工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说过,他认为,澳大利亚“有理由”在台北保留一些非官方的代表,以便在澳大利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促进它们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十四日电】题:在“对待福田”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反抗,十二月人事遇到困难的预兆
    田中、福田会谈的结果,举党一致体制——对福田派的待遇的“象征”,一、福田本人的入阁问题;二、能否从福田派中起用党的三位领导人,作为具体的焦点突出起来了。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围绕着“举党一致体制”的内容,党内各派的分歧表面化了,人事工作迅速出现了难以进展的迹象。主张田中、大平、中曾根和三木四派主流体制继续下去的中曾根通产相在当天的中曾根派大会上说:“四派体制不应崩溃。我们的态度是举党一致体制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平派也说:“不能被举党一致体制之类漂亮的辞句所迷惑。”三木派的干部也严肃地提出希望说:“既讨好四派,又讨好福田派,反而会使田中体制本身垮台。”
    也就是说,关于举党一致体制,福田派要求从“四派体制”转向包括福田派在内的“五派体制”,而四派特别是大平、中曾根、三木三派则想要在坚持四派体制的基础上要求福田派合作。现在人们感到,这种分歧显然已表面化了。
    另一方面,关于使田中、福田十四日会谈中达成协议的“举党一致体制”具体化的问题,福田派准备要求下述三点:福田入阁;福田派出任党的三位领导人;内阁内的职位。
    关于福田本人入阁,福田派准备作为对待该派的象征而提出强烈要求。但是包括田中派在内的四派方面提出强烈批评说:“这就是在作为‘改变潮流’的内阁成立五个月的时候,把没有任何清算的、依然带着岸—佐藤的形象的福田拉进内阁。”更成问题的是要从福田派起用党的三位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仓石忠雄有可能出任政调会长,在这一点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抗,认为四派体制有可能从“四派主流体制”转向田中、大平、福田的“三派主流体制”。从这种情况来看,福田入阁和从福田派起用党的三位领导人,在最终阶段之前似将在动荡不定的形势中演变下去。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二月四日译载美国旧金山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时代报》的一篇报道美籍中国数学家、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陈省身讲演的文章,全文如下: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在伯克利校园的学生会所礼堂内,四百余听众聆听陈省身教授畅谈访问中国的观感。
    陈教授说,在香港停留的时候,同旅馆住的朋友告诉他,香港治安不好,叫他出外少带钱,如遇抢劫,不要抵抗,失财事小,生命重要。但是一入中国大门,“柳暗花明”,一切宁静,到处整齐清洁,满街自行车。在广州只停留了一天便飞向北京。共住了两个星期,作了四次数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和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三次座谈会是关于数学研究的方向、数学问题和专门问题。除参观名胜古迹之外,并参观在通州附近的星火人民公社,该社约有六万社员,分成一百二十个生产大队,主要生产米麦及饲养牲畜副业,此社的农业已相当机械化,因此有修配厂,农民每年收入从四百元至六百元不等,以家庭作单位平均约一千元,所有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保障。公社里仍然有自留地。
    中国的物价很便宜,房租每月只四元,每月伙食只十五元便够,医药差不多免费。无线电、自行车、手表等消费品大家都有。他说他在平津一带住了很久,知道在旧政权时代农民生活的痛苦,如遇荒年,卖儿鬻女的事常有,和今天的生活来比实有天渊之别。
    陈教授又提到大学教师的生活仍比一般优裕,平均每月有二百多元,最高的达三百五十元,有些教授自动请求减薪,政府不允许。
    中国的建设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他在上海参观造船厂,可以造万吨以上的大轮船。他曾在一艘大船上参观,很近代化,技术人材多出身交通大学,完全自己刻苦研究,目前更注重自动化工业发展,他们很谦虚地说正在向先进国家学习。
    在国防方面,因为苏联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陈兵百余万,中国不能不戒备。当然中国已有很好的防御准备,譬如各大城市都在挖地洞,掘隧道,以防万一。从上海浦东到浦西有很长的隧道。在北京已有由城东到城西的“地下铁”。陈教授曾亲自坐过,向导同志说工程经验还不够,嘈音较大,但陈教授据他个人的经验认为比纽约的“地下铁”声音要小,而且要干净得多。北京正准备造环城“地下铁”。上海也准备建筑同样的“地下铁”系统。陈教授在他的母校南开大学看到校舍内有些地方写着“动员组”,不明所以,经向导员解释才知一旦有事,不致于临时仓促,可以马上全国总动员,正如中国古语说的,“有备无患”。
    其后陈教授讲到中日外交的活跃。他在中国时,日本很多企业家、议员以及首相田中,在北京谈判中日复交的问题。中日的复交可以安定亚洲。在历史上,中国从不侵略别人,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御,这是最好的例子,而中国绝不驻兵外国。
    至于大学的教育,在刘少奇当权时完全仿效外国的教育制度。文化革命时期大学全部停顿,一九七二年开始招生,制度仍在研究改革中。青年人中学毕业以后,都要到农村、工厂或解放军中工作二三年,然后才能入大学。还要经群众推举,入选的资格是首先要为人民服务,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谋个人的利益。其次是知识水准也要经过考试,第三是身体要健康。大学科目是按职业的需要,当国家要某方面的人材时,由各所大学分配名额而招收学生加以教育及训练,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陈先生说他和李政道先生都曾提到通才教育的重要和培养将来的大学教师,国内领导很了解到中国仍然落后,以往二十多年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能自给自足,不必仰赖于人,恢复民族的自尊心,陈先生觉得中国有一些水准相当高的专材,但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来说却极为不足,尤其是大学师资的缺乏,陈先生认为海外学人有责任。
    关于中国解放以来科学上的成就,陈先生提到像针刺麻醉,合成胰岛素与清除血吸虫等,已众所周知。最近在考古文物和人类学上,都有新的贡献。国内的科技与工业已有相当基础。一切都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集体工作,反对个人主义式的英雄主义,一切都有长远计划,不象在外国自由竞争的制度下,自私自利,一旦有成就,要保守秘密,怕别人抢去了风头、机会和利益,就如伯克利的校园内,这一个实验室做的都不给另一个实验室知道,深恐别人捷足先登,这种情形在中国绝对没有。
    最后陈先生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于近年来的生活安定,健康有保障,人口增加得很快,目前问题还不严重,因为在中国的东北、北部和西北、西南边疆还可容纳许多人去生产与开发,但是长此下去便要产生人口膨胀的问题。像陈先生的故乡嘉兴,人口由解放时的六万增至十万,现在国内不断提倡节育,公开教育避孕,鼓励晚婚。男女也走向绝对的平等,女人就业机会和男人一样,生活独立,决不像旧社会的妻以夫贵。而且结婚之后,女性仍用自己的姓,生的儿女,可以跟父亲姓,可以跟母亲姓,也可以跟旁的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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