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在伦敦出版的《苏联问题分析家》五月二十五日刊登题为《匈牙利的动乱》的文章，摘要如下：
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东欧的经常存在的不稳定。尽管——或不如说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在东欧的周围树立了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的帷幕，然而它今天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发生国际危机的一个根源。
特别是目前，当尼克松总统正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和人们正在大谈东西方缓和的时候，迫切需要承认这一基本现实。然而，遗憾的是，必须说，对于共产主义化的那一半欧洲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希望似乎特别微弱。西方在争论欧洲问题解决办法和欧洲安全会议的细节，因为它满足于相信俄国能够在东欧交付货品和保证安全和平静。不过这恰恰是俄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尽管采取了种种压制行动，仍然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一点是显眼的。不稳的那一半欧洲
人们会这样想，有一些事实是有目共睹的。欧洲在战后时期发生的每一次严重的危机都是在东欧产生的。自从一九四五年五月以来，在我们大陆上仅有的军事行动是苏联对其共产党“盟国”采取的。东德事件是在一九五三年爆发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一九五六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一九六八年，波兰第一次事件在一九七○年。苏联一方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一方之间一再发生战争恐怖。可是，在所有这些证明面前，西方仍旧把东欧置于它的考虑之外。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可能性：“缓和之后”的欧洲的和平可能被事态演变——不是本大陆两半之间的关系之中，而是共产党国家本身内部的事态演变所打破呢？
过去二十年在东欧沸腾起来的每一次危机都使西方感到完全是突如其来的。如果今后还普遍存在着这种毫无准备的状态，其后果可能严重得多。
不管尼克松总统谈判的结果和受到许多称赞的东方政策的结果如何，东欧不稳的基本原因依然故我。这很简单，是由于国外武装部队继续强使接受和维持反民族的政权，而这些政权二十五年来很明显没有能够取得正统地位和人民的支持。匈牙利国内的动荡迹象
尽管极权主义的控制是多样化的，但是隐藏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几个月，匈牙利国内一直在发生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并不完全凑得拢来。倒是象一副智益分合图（象七巧板似的玩具——本刊注）中的零星的碎片。然而这些事情无疑是一幅单一的图景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可能表明只是这个政权面临的一刹那的暂时的困难。另方面，这些事情可能预示，一场更大得多的全面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至少，这种异乎寻常的事件似乎表明，匈牙利正在从一九五六年的可怕而震撼全国的流血事件产生的沉静中走出来。
在这些事件中第一件就是，几千名青年在三月十五日（一八四八年革命周年纪念日）未经许可举行了朝裴多菲·陀尔雕像进军的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有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三月十五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示威是一九五六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这样的事件，它一定把当局吓得要命。他们一定记得一九五六年的革命也是以一次在裴多菲雕像前的学生集会和朗读他的爱国长诗“匈牙利人起来吧！”开始的。
这次示威表明了许多观察家对匈牙利的国内局势早已一清二楚的情况，即这一代的匈牙利青年象他们老一辈一样对这个政权是疏远而冷漠的。苏匈政府间的分歧
如果孤立地看，三月十五日的示威可能意义不大（虽然在象匈牙利这样的国家中，发生这样的事应该说总是重要的）。但是，这丝毫不是麻烦事情的唯一迹象。自从二月末卡达尔出其不意地访问莫斯科以来，一直传说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分歧。表面上，是在长远计划的一些问题上不一致。总理福克在莫斯科进行了不成功的会谈回国之后，他三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前所未有的坦率谈话中表明了这点。
虽然福克表示希望“如果我在布达佩斯透露这点，苏联同志不要生气”，但是他们确实十分恼火。因为匈牙利总理暴露了一些迹象，说明了对苏匈关系致命的那些问题。在经济关系上，匈牙利受着苏联的制约，这种关系对较弱的“伙伴”越来越不利了。匈牙利不得不完全依靠苏联得到原料的供应。特别是原油。匈牙利工业对原油的需求——对苏联的依赖
——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一倍。在今后十年的需要量将更加迅速地增加。匈牙利正在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和更新工业设备——现在匈牙利政府已经认识到，不能依赖苏联提供对燃料和其它原料的大量需求了。
同时，由于苏联强加于匈牙利的不正常的经济布局，匈牙利无法从世界市场上得到供应。匈牙利的一种重要原料——铝矾土——完全运到苏联，而换回的是一部分经过提炼的铝。正如福克本人谨慎他说的那样，这个协议对苏联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远远没有完成他们应当提交的铝。（当然，没公开提过匈牙利的铀，根据没有具体说明的条件，把生产的所有的铀都运到苏联去了。）
更多的经济分歧现在表面化了：苏联不同意匈牙利的“新的经济结构”，在拟订用苏联的日古利汽车换匈牙利的零件协议上，相互抱怨，等等。总之，这些事表露了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对苏联把他们的国家逼入经济困境的不安情绪。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这种分歧——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的苏匈争吵——对匈牙利舆论的影响。《真理报》评匈牙利民族主义
青年对现状不满，经济困难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但决不限于匈牙利或甚至是东欧。使那里的局势如此不稳、如此危险——对苏联来说，对它的官吏来说——的是民族主义因素的增加。象在其它卫星国一样，在匈牙利，普遍盛行的民族主义是反苏主义，在匈牙利的反苏情绪大概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强烈。这一清楚的结论是从《真理报》（一九七二年二月三日）上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得出的，这篇文章在西方完全没有引起注意。
民族主义、反苏主义、亲西方主义、世界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真理报》认为这些主义在共产党匈牙利中是盛行的。尽管标签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它们都意味着同一个东西。对苏联领导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情景，特别是当《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主要的补救方法是更广泛地宣传苏匈经济合作和经互会的工作对匈牙利的好处。
现今匈牙利的局势是：青年人对政治不满、匈苏两国政府在政策上有分歧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些一直是东欧国家在战后时代发生的每次重大政治危机的基本因素。
苏联已经抓住了这些来自匈牙利的危险信号。对西方来说，无视这些危险的信号，那是最不聪明的。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六月二日刊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赛科夫斯基自莫斯科发出的报道，题为《俄国人对于最高级会议感到有很多疑问》，摘要如下：
俄国人现在很想知道一些事。
“柯西金主席有没有妻子？有的话，她为什么不参加官方的招待会？”
“为什么由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而不是由政府首脑来签署武器控制条约？”
“尼克松总统五月二十八日那天除了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外，还做了什么事情？”
莫斯科人的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是在尼克松先生结束他对莫斯科的异乎寻常的访问之后在这里举行的国际问题公开讲座上纷纷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表明，俄国人对于会使美国人感兴趣的同一类事情常常是好奇心重的。
在全苏知识协会，举行讲座的或许可容纳一千人的大厅里几乎座无虚席。在讲座上作报告的有三个人，其中包括苏联新闻社的记者斯米尔诺夫。
斯米尔诺夫在回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签字这个提得很妙的问题时首先指出，勃列日涅夫还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这是一个政府职务。他接着强调，但是，鉴于这一文件的重要性，勃列日涅夫受命以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代表苏联”签署。这位记者解释说，根据苏联宪法，党是国家的执政机构。
对柯西金总理的婚姻状况提出问题的俄国人，没有得致满足。斯米尔诺夫先生回答说，“有各种各样的招待会，有些夫人参加一些招待会，不参加另一些招待会。”“但是总的来说，夫人不是官方人士。”（柯西金夫人已于一九六七年去世。）
一位苏联公民想知道，在新闻社在街头展览橱窗里展出的照片上，为什么柯西金看上去很“忧郁”。听众哄堂大笑。
报告人说，“我不知道。或许他是忧郁的。”
有几个问题涉及苏联新闻机构对于尼克松访问的报道（按照苏联的标准，报道量是很大的，这无疑也使得俄国人对于这次会谈更感兴趣了）。
一个人问道，“为什么不全文发表尼克松的电视讲话？”
斯米尔诺夫回答说，这是个“长篇”讲话，他又说，“报纸有权发表它认为有必要发表的东西。”
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实质，听众们问道，尼克松政策的急剧转变是否是为了重新当选而玩弄的一种“手法”，苏伊士运河是否会由于举行了最高级会议而重新开放，苏联依照租借法欠美国的债务是否得到了解决以及苏联是否会扫除北越港口的美国水雷。
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这次访问的反应如何？”这表明中国仍然是俄国人考虑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报告人回答说，迄今没有反应。他又说，中国人提出，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对付两个超级大国，这时听众都笑了起来。
在涉及敏感的越南问题的地方，斯米尔诺夫的评论是温和节制的。一位俄国人问道，当美国的炸弹在屠杀越南的儿童的时候，尼克松先生怎么能在电视上谈论在列宁格勒被围时死去的一个苏联女孩和她的一家呢？
这位记者说，这是一个“提得正当的”问题，但是必须要由尼克松先生自己来回答。
【共同社东京六月三日电】由于越南战争的激化和尼克松总统的访苏而两度延期访日的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已经决定在九日访问日本。
据日美经济协议会三日早晨得到的联系称：基辛格助理已经接受该协议会的访日邀请，将在九日乘总统专机访问日本；访问日期是九日到十二日。
【本刊讯】法《战斗报》六月一日刊登了勒内·达贝尔纳的一篇文章，题为《欧洲东西摇摆》，摘要如下：
东西欧各国人民正在从对峙转向互相渗透，这是本周由于在波恩举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尼克松总统访问波兰和六月三日最后签署柏林协定而出现的新的意义深刻的现象。
从今后，从大西洋到维斯杜拉河，从芬兰的雪地到地中海海滨，人们曾认为永远要停滞在它的伤痕、墙壁和不信任之中的欧洲重新开始活动了。
由此可能产生很多令人吃惊的事件：长期以来同它们各自的保护者联结在一起的许多国家的态度实际上将随着东西方接触的发展而改变。我们掌握的材料着重表明了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的忍无可忍的心情和他们希望通过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找到一种既能够接近西方而又不遭受克里姆林宫“反对”的办法。至于联邦德国，它所想的除了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发动经济“冲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要发动这种经济冲锋，先要同波兰、匈牙利、可能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外交关系，它已同罗马尼亚进行了政治上正常化的工作。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年为防备苏联向大陆进行政治—军事扩张而建立的，它的目的达到了：自从它在斯大林封锁柏林时期成立以来，苏联人一直没有能够扩大他们的欧洲前沿阵地，而且相反也不曾发生过东西方之间的战争，勃兰特总理的联邦德国通过同莫斯科和华沙的条约，从法律上或事实上承认了战胜希特勒的人划定的边界。它不会再寻求用武力来收复失地。
柏林的新地位，勃列日涅夫—尼克松和平共处宪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都同意不断增加接触，这些都表明欧洲在重新开始活动。
但是，还有严重的问题。扩大了的共同市场是否将会被从一项大西洋到乌拉尔的经济合作计划冲淡掉呢？当某些人民民主国家同西欧接近以至要放松它们同莫斯科的联系时，苏联将会怎样反应呢？两个德国必然是作为单独两个国家、但也是作为再出现的一个国家互相加强交往，将给东西欧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于这种种问题，人们作不出令人满意的任何回答。欧洲随着这个春天从铁幕两边觉醒了，但人们尚不知道这个春天是明媚的、病态的，还是爆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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