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29日参考消息第4版

    【本刊讯】美国《国会记录》五月十一日刊登曼斯菲尔德在参议院作的访华报告，题为《新中国之行》，全文如下：
    曼斯菲尔德：议长先生，今年二月当尼克松总统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他转达了周恩来总理请参议院两位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斯科特参议员和我本人接受了这一邀请，我们于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七日进行了这次旅行。
    在星期一（八日）我给总统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我在中国所观察到的、听到的和讨论到的问题以及我从而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结论。今天，我要求有这次机会向参议院谈谈这次旅行的总的情况。
    我将要谈得比较详细一些，因为我认为由于长期得不到有关中国的直接消息，因此值得谈谈最全面的情况。此外，因为总统选择了在印度支那采取新的军事冒险行动，我们最好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它的南部边境和这个发生麻烦和不幸的地区接壤的国家的当代特点提供尽可能清楚的图景。
    议长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将提出关于新中国之行的报告。一、序言
    从四月十八日抵达上海至五月三日离开广州，领导人在中国一共呆了十六天。五天在北京；两天在东海之滨的工业港上海；两天在上海南边的休养胜地湖城杭州；两天在西安，它是通往蒙古的大门，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发源地，而今天是西北的主要农业和工业的中心；两天在广州，它是华南的商业中心和中国国际交易会的所在地。
    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在这些城市以及它们周围的郊区活动。我们同许多人谈了话，同政府和党的官员，同士兵、医药和卫生专家、科学家、教师、农业管理者、工厂工人、以及学生谈了话。我们最重要的讨论是在北京进行的，在北京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八小时非正式的谈话，而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谈得更长。
    主持这次访问的主人是人民外交学会，它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半官方机构。我对在整个旅程中陪伴我们的这个学会的工作人员的招待周到和工作效率，以及在中国各地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深为感动。我们的主人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勤招待是亲切的和周到的，对这种友谊是不容怀疑的。
    我去中国并没有想对它的政府，它的社会机构，它的经济，或者它的内部事务立刻成为一个专家。我想去看一看很早以前我曾看到过的地方，我在二十年代前期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去过，其后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和以后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和众议院的年轻议员又去过两次。在二十五年没有到那里去之后，我去是要把旧中国同新中国作比较，是要探究人民中国对美国目前的态度。
    今天要在摆脱国家的不同、特别是隔绝了二十年之后所造成的误解的情况下来看待中国是困难的。但是，误解是可以用观察来减少的。例如，既可以说一个瓶子是一半满的，也可以说是一半空的。如果用我们的一般使用的某些尺度去衡量中国，从它们的公路的里数、汽车、电视机、厨房用具、政党或报纸编辑的数目来衡量，这个瓶子看来一半是空的。如果用中国自己的过去来看它，那么这个瓶子一半是满的，而且很快就要满起来。
    今天的中国是高度组织起来和自觉遵守纪律的。这是一个勤劳的、早起早睡的社会。中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够，而且从一切外界迹象来看对政府感到满意，在这个政府中，毛泽东是受尊敬的导师，其重要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老革命家。
    多年来那里一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水灾，瘟疫或饥荒。城市是清洁的、有秩序的和安全的；店里的食品、衣着和其他消费品很多；警察显然只是指挥交通，携带武器的很少。士兵很少见。房屋仅仅够住，但是现在已足以结束成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景象，这些人过去流浪在街头，或把他们的舢板停泊在中国的内河，生活在比划艇较大一些的空间内。犯罪、求乞、吸毒、酗酒、犯法的现象显然是不存在的。个人的行为是非常正直的。例如在广州，在人民旅馆走廊的失物招领橱窗中有半包香烟和一支铅笔等等。
    、人民看来是好意的和合作的。男女同工同酬。在田间、工厂、武装部队或政府办公室中看不到有什么级别之分。在个人关系中到处流露着自由自在的感觉，带着一种随便的、平等的气氛。不再叩头，哪怕是对最高级的官员。
    北京一个工厂工人所挣的工资大约相当于每月二十二美元，他的妻子也劳动，挣的工资一样多或甚至更多。这样的收入足以维持比糊口强一些的生活，因为儿女在托儿所或公立学校中是免费的。房租只占总收入约百分之五，基本食品价格低廉而稳定。医疗是免费的。文娱方面花费很少，电影票约十美分。几年来物价稳定而工资却增加了。
    食油、大米、小麦和棉布是定量的，但是定量是绰绰有余的。建立这个制度看来是为了保证基本的分配，而不是为了解决物资不够。事实上，除了小麦以外，各项分配物资都大量出口。
    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差不多是普遍的运输工具。人力车没有了，三轮车大部分也没有了。虽然中国制造汽车，包括少数很好的轿车和小轿车，但是这些轿车是官方使用的，数量也有限。生产集中于像拖拉机、卡车和公共汽车这样一些实用的汽车上，在一些城市的街上很少看到私人客车，现在私人客车的数目的确可能比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段时间要少一些，那时，这样的汽车大量从外国进口。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现在大抵组织成了公社。公社是农业城镇性质的，是新中国基层经济单位。公社也是社会组织的新概念，使古老的中国家庭体系的互相依靠的美德发展和扩大而成为一个许多家庭共同合作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社会。
    参观的一个这样的公社、上海郊外的马陆公社有六千五百户。连续几年，这个公社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大大增产，其中有许多超过了公社的需要，因而出售了。机器耕作和电力设备广泛使用，电力是普遍供应。公社的小工厂为一大部分农产品加工，并且生产汽油发动机、农具、拖拉机零件、杀虫药和消费品。
    马陆被认为是一个富裕的公社。去年的收入估计每户约为三百三十六美元。它有三十三个小学和中学，一个医院，十四个生产大队各有一个医务所，每个生产队有一个保健员。
    中国强调的是今天和将来，但是在全国也有迹象证明对丰富的过去感到新的兴趣。各地都在引人注目地修复文物庙宇，同时在继续寻找古老遗产。全国都在发掘历史上的古迹。不论在那里进行这些工作，力求分别过去的“恶”——即残酷的和进行剥削的统治者——和“善”——即为了少数人的幸福和快乐而其创造力和劳动受剥削的农民。因此，按照毛泽东的教导，革命的内容是考古学的一部分，就像中国其他大多数事业一样。换一句话说，中国决心要保持革命意识。
    在现领导下，保护天然资源也受到很大重视。例如，在北京地区种了许多树，改变了当地的气候。种树是新中国的象征，在全国，在不适宜于搞农业的地方都在种树。花园和果园也很普遍，甚至是在城内的小片土地上。在全中国，正在荒地上和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挖掘新的生产力。
    今天，中国在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新的东西，有时取得显著成效。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重新采用古老的针灸疗法，这种疗法起源于三千年前。由于目前进行的研究和试验，针灸疗法正日益广泛地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并且在作外科手术时使用针刺麻醉。
    陪同我们访问的国会的医生观看了四次大手术，这些手术都没有用止痛药或麻醉剂，只是由针灸医生使用几根针。据估计，目前在中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大约半数是采用针刺麻醉。目前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使用这种技术治疗耳聋和其他疾病。
    国会的医生访问了七种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我相信，他每次访问都分别不是由斯科特参议员就是由我，或者我们两人一起陪同去的，有一次是由我们的妻子陪同的，在这些访问中，他在农场、工厂和大城市的医院中接触到了中国医疗工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人物。他看到“西方”训练的医生进行治疗，他们的工作同那些使用草药和针灸的传统的中国医生以及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即所谓的“赤脚医生”——的工作紧密结合。这种“赤脚医生”有千千万万，近似我国军队中的卫生员。
    仅在几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居民根本谈不上得到现代化的医疗照顾。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在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得到某种治疗。在比较偏远的地区，这种治疗可能是初步的，但却是可以得到的。在城市里工人是免费的，在公社里每家每月交医疗费大约四美分。
    还应当指出的是，流行病和肠胃疾病在中国已大大减少，而且特别强调个人卫生和整洁。还一再有成效地动员人民共同进行大规模的消灭传染疾病的钉螺、苍蝇和蚊子的运动。
    中国的某些保健方面的做法对我国具有进行交流的价值。同样地，中国处理人粪和牲口粪便的办法也值得交流。在中国，人粪和牲口粪便一向被视为可以用作肥料的有很大价值的宝贵的东西。过去由于使用这些粪便而引起的问题是这些粪便也是肠胃疾病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的重要病源。中国人现在使用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把废物变成无害而有效的肥料。据估计全部废物的百分之七十五或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回转到土地中去，结果土壤的肥效得到较好的保持，而湖泊、河流和小河的污染也得以避免。这个古老的国家的水能够生产大量的鱼，而在我们这个新的国家却会容许成为目前这样的状况，相比之下颇具讽刺意味。
    从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来看，都可以看到中国是在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格言的根基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个革命扫除了过去大部分的缺乏效率的现象，而是体现出中国的自力更生的新的概念。虽然家庭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但它已经不再是内向的和对外界不关心的了。家庭的成员现在都是公社和工厂生活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对毛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一致感到自豪。总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化的社会，对参加社会工作和担负社会责任的态度来源于过去，适应目前的需要，并且给未来带来基础扎实的希望。二、美国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的政策至少二十年来一直采取一种坚持敌视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这就是他们对二十年来通过断绝贸易关系来封锁中国的看法。对于把部队派到朝鲜三八线以北和第七舰队部署在大陆中国与福摩萨之间以及美国领导人要求联合国把中国说成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他们也是这么看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这些感觉是相当有根据的。的确，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是敌视的，反映了由于“把中国丢给”苏联而受到的震惊。从那时起，的确有许多情况改变了。也许美国慢慢地明白过来，中国既不是我们的，也不是苏联的。因此也谈不上我们失去了中国，苏联得到了中国。在美国，态度已有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在国内和在它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有了改变。
    然而，我们的政策仅仅开始在修改。“防御中国侵略”的链条仍在那里，这个链条的主要环节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条约、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签订的共同防务条约。美国在亚洲的基地、驻扎在这些基地上的美国部队和数十万用美国军事援助费中几十亿美元购买的现代化战争工具装备的亚洲人，这些大部分都还存在。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两大国的人民一直处于疏远的状态，而且常常由于这些导致军事对抗的政策而彼此不和。我遗憾地说，鉴于现在在印度支那发生的情况，还看不到这种局面将会结束，而我在总统访问以后认为可以看到这种局面会结束。
    回顾一下过去，这种隔离的局面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我们很有理由自问一下，过去二十年的政策，对在越南战争中的数以万计的死伤者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在朝鲜战争中死伤的另外数万名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我国人民为这些事件和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在亚洲采取的其它军事行动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负有多大的责任呢？三、通往北京的道路
    美国和中国只是采取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最初几项步骤。依我判断，和解实际上在三年前宣布尼克松主义和第一次减少美国在越南的军队时就已开始。中国人知道，美国在亚洲的卷入程度正在减少，尽管它还不时地采取一些出乎意料的军事进攻行动。可是，军队仍然在撤离而不是开往亚洲。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迹象对中国人来说是明显的。它意味着总统正在减少在亚洲的美国军事力量。
    在两国出现的一些有利的事态发展也有助于为和解奠定基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出现了一个更为坚强的、更加团结一致的政府，它拥有处理国内外问题的更大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人民开始表示出对中国重新感兴趣。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表决结果被接纳进联合国。世界已开始踏上通往中国大门的道路，而北京则准备着打开大门。
    尼克松总统今年二月对中国的访问，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方面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当时就赞同他的这一行动。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是正确的行动。
    由总统开辟和由尊敬的少数党领袖和我本人接着踏上的道路现在将通向何处还不清楚。如果希望取得和解的想法不陷入在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的泥沼之中的话，依我判断，这条道路能够导致在整个亚洲改善关系。（未完） VcA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