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九日电】尼克松总统二月九日送交国会的对外政策报告中关于越南问题部分的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当本届政府执政时，根本的国际任务是确定美国在世界上的新作用，同我们的朋友分摊在创造性的伙伴关系中的责任，以及同我们的敌手从对抗转向谈判。但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我们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时，我们面对着印度支那的一场看来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这个严酷的现实。
——美国驻越南的军队人数在五年中不断增加，因而使我们在那里的得到批准的兵力人数达到五十四万九千五百人。
——在一九六八年，美国人的阵亡数字为每周平均二百七十八人。
——美国人每月在印度支那进行大约三万三千架次的战术性飞行，包括在南越的一万八千五百架次。
——一九六八年美国征兵人数平均每月为三万多人。
——一九六九年年中，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南越农村人口由政府控制，百分之五十在双方争夺之中，百分之十由对方控制。正如敌人一九六八年发动的总攻势所表明的，六百万城市居民决不是保险不会遭到攻击的。
——在战争重担下而日益紧张的南越经济由于通货膨胀遭到破坏，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
——越南战争使美国增付的费用已达一年二百二十亿美元。
——没有任何减少美国卷入程度的全面计划，也没有可能减少美军人数的任何建议。
——当时扩大了的巴黎和谈刚刚在开始，并且还仅仅停留在程序问题上。
——我们的国内结构由于在这场冲突上意见分歧而受到严重损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竭力要求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升级或立即脱离接触。
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确定美国在七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以后的新作用的努力将是十分重要的。显然我们是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的。
没有轻而易举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如果我们的军事努力进一步升级，那就会加深我们社会的分裂，无法保证在一场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冲突中取得胜利，而且可能有扩大战争的危险。
沿着原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不会出现结束美国卷入局面或结束这场战争的明显前景。这样一个方针是不可能得到美国国内的支持的。
如果不顾后果地仓促脱身，那就会使得我们制订一项新的外交政策的努力无法实现。
有两种对国际负责和顺应国内舆论的可能的行动方针。最快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方针是通过谈判来取得一项为所有参战者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办法。我们已逐步公开和私下向河内解释了解决的条件。这一努力的最高潮就是美国和南越提出了我已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的全面建议。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北越要取得解决办法的意愿。我们需要有一个代替办法。因此我们开始了逐步把防御责任转交给南越人，从而减少美国的卷入程度的过程。我们还希望这一方针会促进谈判。越南化方面的进展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
——过去三年里美国军队不断减少，我们的军队撤出了四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我宣布进一步撤军，这将使我们的军队人数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的时候减为六万九千人。
——一九六八年美国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每周平均为二百七十八人。在一九七一年，死亡人数减为平均二十六人，在一九七一年的下半年内每周为十一人。
——一九七一年美国在印支出击的架次每月平均为一万一千架次，其中仅包括在南越的一千五百架次，这表明比一九六八年的同类数字分别下降约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九十。
——一九七一年美国征兵人数每月平均减少到七千五百人。
——在一九七一年期间，南越军队兵力从一九六八年的八十万人增加到一百一十万人，他们进行的重大战斗同有美军参加的重大战斗相比为二十比一。
——在乡村，到一九七一年年底，农村人口中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三在南越政府控制下，百分之二十四是双方争夺的，百分之三在敌人控制下。
——战争费用不断减少，本财政年度的总数是八十亿美元，比三年前费用几乎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
这就是我们的越南化政策的记录。谈判
我们希望看到不仅对美国人来说这场冲突将告结束，而且对亚洲人来说这场冲突将告结束。因此，我们自从一九六九年八月以来一直进行紧张的秘密谈判。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谈判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北越人把谈判看成是走向胜利的另一条途径，而不是把谈判看成是同对手实行妥协。对于他们来说，谈判是以其他手段进行军事斗争的继续，而不是为了消除双方的立场的分歧而作的一种努力。
北越人还有这样的打算，他们能够通过军事压力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这种军事压力最终将使美国国内的支持瓦解，并使南越的政治结构解体。单方面的和平行动
共产党方面和其他各方提出了一长串的措施，美国为了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应该接受这些措施。我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这些措施。但是我们方面的每一步行动只是使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开的和平倡议除了采取各种各样的单方面措施以外，我们还公开地提出了一系列越来越全面的全面解决这场战争的谈判建议。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我建议所有外来军队从南越撤走，使南越人能够通过举行国际监督下的选举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前途。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阮文绍总统建议举行选举，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各个方面可以自由参加并成为混合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日，我为公平的政治解决具体规定了一些原则。
一九七○年十月七日，抱着促成真正的谈判的希望，我提出一个有关全面解决的广泛的建议。谋求和平的秘密的主动行动
我们决心不放过就解决办法进行谈判的任何机会
——公开的或私下的。在本政府初期，在巴黎的全体会议十个月来没有获得进展之后，我决定建立一个私下的和秘密的渠道，以便双方能够坦率地会谈，而不受公开争辩的压力。
在阮文绍总统完全知情和同意之下，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到巴黎去，于一九六九年八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之间同北越人举行了十二次秘密会晤。
我们对这些会议的方针的精神是经过细心筹划的，旨在为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基础。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末接受要末拉倒的建议。我们强调我们对于他们真正希望实行的解决办法感到兴趣。在我们的会谈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根据他们所表示的希望实现一种全面的解决办法的愿望制订了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八点建议
在一月二十五日，阮文绍总统和我公开地提出了一项新的八点和平建议，两天之后已在巴黎和谈中详尽地提出了这一建议。它的主要之点规定，在达成协议后六个月之内，将做到：
——所有的美国部队和盟国部队完全撤出南越；
——交换整个印度支那的所有俘虏；
——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
——南越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由于某些问题可能比其它一些问题更难谈判，我们表明我们愿意在继续就其它问题进行谈判的同时着手履行某些军事方面的协议。这样，我们准备在一旦在原则上签订一项协议之后立即开始撤出军队和交换俘虏，并准备在明确规定的六个月时期内完成这一过程，只要就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其它方面达成最后的协议。
另外，我们仍然愿意——正如我们去年五月秘密建议的那样——只解决军事问题而把政治问题留待单独解决。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将在六个月内撤出所有的美军和盟国军队来换取印度支那全境停火和释放全部战俘。这要由河内作出抉择
我们的和平计划是新的、全面的和灵活的。
自从去年九月举行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谈以来，实际上我们已接受了河内就军事问题提出的全部建议，除了要我们撤走装备和停止向南越提供援助的要求以外。我们制定了我们的条款来满足对方公开宣布的要求；我们已明确表示，我们仍然准备倾听他们提出的其他建议。（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我认为，秘密谈判的记录和我们新提出的和平建议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一直准备而且现在仍准备达成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严酷的事实是，至今为止北越人堵塞了一切可能的开端。他们不但继续坚持要我们无条件撤退，而且要我们在撤退时撤换南越的现领导。他们只提出了一种程序，而这种程序将是预先就确保共产党统治南方，此外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政治程序。
我们认为，现在只剩下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愿不愿同我们的敌人勾结起来推翻我们的朋友？我们愿不愿把一种对方用军事手段或政治手段都无法加以实现的前途强加于越南人民？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
只要对方坚持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即，一种露骨的利于他们在我们帮助下进行接管的方案，那么，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反之，如果他们愿意在南越的政治舞台上光明正直地进行竞赛，那么，他们将看到我方是乐于解决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的。战俘
对任何一个问题，本届政府所给予的注意或为之作出的积极努力都超不过我们在印度支那的战俘的境遇问题。
我们大约有一千五百名武装部队成员和大约四十名美国非军事人员仍然被拘留在由北越及其盟友所控制
的领土上，或者在那里失踪了。
本届政府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在许多方面采取了行动。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应该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来处理这个问题，同时应该把这个问题同这场冲突中的其它军事和政治问题分开。
本届政府将继续利用一切手段使被俘的全部美国人受到适当的对待和迅速获释。我已经说过，在我们能使我们的被监禁的人获释以前，相当大数量的美国人将留在南越。南越自卫能力不断加强
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撤军、移交战斗责任给南越和由此而减少美国卷入的程度上，这是自然的。但是，这只是越南化的一个方面；除军事方面外，还有心理、政治和经济方面。
越南化计划从它的最广义上说意味着在农村建立安全和赢得人们的效忠；建立反应灵敏的政治体制；管理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并把它引向较为长远的发展上去。这些努力所取得的进步将决定南越的前途。
随着大多数美国部队从越南撤走，我们设法使留下来的人不受到北越增强他们的力量和发动新攻势的努力的威胁。我们继续紧密地同在越南有军队的其他国家——澳大利亚、朝鲜、新西兰和泰国——一起工作。随着南越防卫能力的增加，这些国家也在撤出它们的部队。
一九七一年取得的进展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一年前破坏了敌人在老挝南部的交通网，正如两年前在柬埔寨采取的类似的行动、在一九七○年加速了越南化一样。
在今后一些月中，预料敌人可能对越南化计划进行最大的挑战。在今年年初，有许多迹象表明，敌人在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势，特别是在南越的北半部。随着美军的撤退使我们的驻军减到最低限度，河内还会想要破坏过去这三年的成就的信誉，动摇普遍存在的认为南越人能够自卫的信心。
我们的朋友必定会遭到一些个别的挫折。但是这些挫折不会破坏日益能够自给自足和日益安全这个局面。我们和南越人都相信他们有能力应付北越人的挑战。剩下的问题
过去三年中每年都表明越南在取得加速的进展。然而，我们对剩下的问题的顽固性和严重性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打破谈判的僵局。通过谈判取得一项解决办法仍然是结束这场冲突的最快和最人道的途径。只有这种解决办法使人能够真正希望，不但对美国人，而且对亚洲人，不但对越南，而且对老挝和柬埔寨，这场战争将很快停止。
——救回我们的人员。不论是作为全面解决的一部分，或者通过其他手段，我们将确保使被拘于印支全境的美国俘虏获释。
——完成移交防御责任的工作。
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预料会有重大的考验。老挝和柬埔寨
越南是一场事实上范围更大的战争的中心战场。因为河内把它的军队扩大到印度支那半岛全境，从而已使这场战争成为一场印度支那冲突。
在一九七一年，由于北越人在南越本身的地位恶化，他们继续进行并且现在已经加强了他们在老挝和柬埔寨的侵略。河内在柬埔寨有六万多军队，而且在老挝的军队比在南越的多，大约是十万人。
老挝和柬埔寨政府都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恢复他们的独立和中立；由于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被迫转向他们的朋友要求对他们的防御给予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们要求提供援助的呼声作出了响应。我们既支持使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和平的外交努力，也支持在无法取得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作出防御性的军事努力。
我们在两个国家的不变的目标一直是确保越南化和我们的撤军的势头，保护美国人和盟国人的生命，以及在这两个国家为恢复他们的独立和中立而战斗的时候帮助保持它们国内的危险的平衡。
在这两个国家中，我们的活动是有限的，被要求的，支持性的和防御性的。我再次呼吁对方一起来寻求印度支那的和平。现在摆在谈判桌上的建议是能够在尊重所有参与者作出牺牲的基础上结束这场冲突。
丧葬承办人迈克·里德驾驶着他的双座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向着落日飞行。他念了短短的祷告，把一只褐色纸袋里的骨灰，撒向机下的波涛。
在海岸三浬外举行的这一葬仪，共用二十分钟，死者的家庭付出二十五美元，换回一纸证书，上写：某日、某时、某人的骨灰“已归向永生不灭的七海。”
把遗体火化并把骨灰撒在海洋里的葬法，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成为常见的事了。这是对死的巨额花费进行日益增强的反抗的一种表现。
在美国，殡葬业已成为一种大公司企业，每年的营业收入超过三十亿美元。全国联营的殡仪馆和埋葬场已经出现。殡葬一个死人，一般需要一千二百至一千八百美元。
在加利福尼亚，从海岸三里外用飞机撒骨灰，在六年之前已经合法化，去年又修正了这条法律，允准使用船只，但还不准把骨灰撒在山上和沙漠里。
在西海岸，对死的巨额花费的日益增强的抗议，特别是对殡葬业引诱死者家属购买贵重棺材以及他们担负不起的其他“服务”的日益增强的抗议，帮助了丧葬合作社扩大社员。
这种非赢利的合作社允许一个社员在交付了大约十美元的终生会费以后，可以得到简单的、高尚的、经济的殡葬，比通常的殡葬费用低一半以上。社员们同丧葬承办人签订合同，付出一百五十美元的基本用费，保证在死后可以得到符合本人愿望的殡仪，但这笔钱不包括埋葬费或火葬费，对此尚需另付八十五至五百美元。
圣地亚哥丧葬合作社有五千个社员，大约百分之十的社员要求把骨灰撒在海洋里。（原载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国《纽约时报》）
【美联社哥里一月二十九日电】（记者：詹姆斯·佩珀特）斯大林的幽灵仍然在苏联格鲁吉亚山区中的这一沉睡的市镇
——这位已去世了的独裁者在这里诞生——里游荡。但是，对哥里的居民来说，这是一个善良的幽灵。
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维查里杰——他是一个在哥里出生的中年人，担任斯大林博物馆的讲解员——说：“我说不上到底原因何在；但是人民都爱戴斯大林——不仅是格鲁吉亚的人民，而且全苏联人民都爱戴他。”
格维查里杰说：“斯大林自掌权以后一直没有回到过哥里——一次也没有；但是这里哥里人非常热爱他。”
格维查里杰说，实际上哥里——一个大约有五万人的工农业混合发展的市镇——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张斯大林画像，挂在显著的地方。本市居民仍然爱戴地用“索索”或“索塞洛”——格鲁吉亚人对“约瑟夫”的爱称
——来提及斯大林，他们经常在吃饭时为他干杯。
一座规模较大的高五十英尺的黑色花岗岩做成的斯大林雕像矗立在该市的苏维埃大楼前。据认为，这座雕像是在赫鲁晓夫进行的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这一运动是在斯大林去世三年以后的一九五六年开始的）之后残留下的斯大林的唯一大型公开纪念碑。
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谨慎地使斯大林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恢复过来；但是斯大林的名字和功绩在官方的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在这里的约瑟夫·斯大林街上走不远就是斯大林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三个馆里陈列着关于斯大林从在他的故乡哥里出生起直到在苏联掌最高领导权的整个生涯的纪念品。在博物馆的院庭里，一个圆柱形的天篷保护着有两间房间的砖木造成的小屋子——斯大林于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特别寒冷、多雪的冬季里，几个游客从这块古老土地的首府第比利斯出发，顺着蜿蜒的山路旅行五十六英里前来参观，但格维查里杰说，在夏季游客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
格维查里杰表明，格鲁吉亚人民对斯大林的感情更多地出于民族的骄傲，而不是由于斯大林政权给格鲁吉亚带来的任何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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