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九日电】尼克松总统二月九日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关于苏联的部分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核时代开始以来，世界对大决战的担心和对确立稳定的和平所抱的希望都是以美苏之间的关系为转移的。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候，两国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应付这种可怖的可能性而不是为了实现这个更大的希望而制定的。
但是，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为一种不停顿的和危险的竞争所支配，并且由于在对待关系的缓和方面，偶而，但又总是短暂地表现出犹豫不决这种毫无成效的态度而变得更不祥，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真正利益都不需要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伟大人民的交往施加的限制，都无助于两国中任何一国的需要。
改变美苏关系，使共同探求稳定的和平与安全成为美苏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动力，这一向是本政府的目的。如稳定的世界和平的最终前景要求中国和美国之间和解的话，世界稳定的眼前和长期希望两者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和苏联之间有较适当的互利关系。
这种想象并非空想。它已经由于战后世界出现的两极僵硬状况的结束而有可能实现。这种想象由于苏联人民抱有争取福利的意愿而保持下去，如果他们的政府能够削减在同我们进行国际竞争方面投入的大量资源的话，他们就会有这些福利。
所以，在本政府当政的三年中，我们已经努力同苏联建立较积极的关系。
反常的是，这要求我们把没有准备的无成效的最高级会议之类的立即可以达到但却是微薄的“成就”诱惑置之一旁。建设性的对苏关系，只由相互声称有良好的意图或相互保证有诚意，是建立不起来的。
使美国和苏联对立的分歧是现实的和严重的。这些分歧是两国安全和福利的中心问题。因此，光靠纯粹的气氛是不可能解决这些分歧的。它们所需要的倒是就引起我们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特殊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
要达成这些协议，只能靠两国慎重地、不辞辛苦地作出努力。彼此都需要克制，承认和容许对方的合法利益，并现实地进行谈判以迁就互相冲突的观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力求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那也是我们三年来以各种办法向苏联领导人转达的信息的主旨。我们希望，已取得的成就将是我们和苏联之间关系转变的起点。
实现这种转变的第一个要求是，我们清楚了解我们的分歧的根源。这些分歧是深刻的，它们不是出自暂时的原因，也不是出自于个性，或某些历史性的不测事件。这些分歧的根子在于我们两国发展的不同的道路。从我们的民族特性和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不同态度中产生的种种倾向使这些分歧加剧了：
——美国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状况是不正常的，极想看到尽快消除这种状况。我们倾向于认为，诚意是消除紧张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而我们这一方面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认为，如果紧张关系继续存在，那就证明我们的对手对我是怀着无法和解的敌意的。由于在对待同苏联的关系上采取这种态度，所以我们在关系缓和的时期抱过份的、无根据的乐观情绪，而在关系紧张时期则不加批判地同意那种认为敌意是不可避免的和无限的看法。
——苏联倾向于把外界的紧张局势视为各种社会制度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苏联的外交准备把国际紧张局势视为正常现象而予以接受，而且往往把同美国的谈判视为一种激烈竞争的形式，从这种竞争中只有一方可能得到好处。过去，这种态度常常使苏联人情不自禁地把我们的关系的偶而改善视为一个获得策略上的狭隘利益的昙花一现的机会。这种态度使苏联人认为，出现介乎其间的敌对时间是不可避免的，产生敌意的原因是无法解决的。
——这两种态度反映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的经验。这两种态度二十年来所起的作用是，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无法得到改善。
当然，的确有一些我们有分歧的但深深关注的事情。一个和解过程的开始就是认清这种事情是什么：
——我们是意识形态上的敌手，今后仍将如此。
——我们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者，我们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对于对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取得的进展漠然置之。
——我们各自站在一批国家的前列，我们珍视同这些国家的联系，并且不准备因改善苏美关系而牺牲同它们的关系。
——我们各自拥有可怕的核力量，建立这种力量是为了对付对方力量中孕育着的威胁。
——我们都实行全球政策。如果不小心，就可能在我们的关系中造成的新的紧张局面和冲突地区。
——我们两国人民对将近半个世纪的尖锐敌对状态都有切肤的感受。这一历史事实是朝改善关系作出努力的决定因素。
本政府对苏联的本质一直是，着眼于我们之间关系的实质而不是我们之间关系的气候变换，正视使我们产生分歧的严重问题。这就要求与苏联一起细致而冷静地研究那些看来有可能解决的具体问题，并且研究两国对这些问题和对我们之间关系全面做法必须采取的总的态度，假如真要取得进展的话。
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影响苏联利益的变化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变化，加强了我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决心。苏联的政策中存在着暧昧不清的倾向；同一个因素既可能使苏联采取更为敌视的态度，也可能提出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美国政策的任务在于承认这种暧昧不清的状况是长期存在的，同时采取行动来加强更为积极的倾向。
——共产党世界内部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并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单一的共产党实体的破裂，缓和了反对同美国打交道的某些意识形态上的禁令，并迫使苏联重新估计它在安全方面所关心的事情。这表明苏联可能谋求缓和同美国及其大西洋盟国的紧张关系。
——苏联建立了一支堪与我们的核力量媲美的核力量。苏联战略计划规模之宏大以及他们的愈来愈快的步子既展现了以前所不存在的机会，也展现了以前所不存在的危险。
——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发展，使得它有可能不断地扩大苏联在中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势力。然而，随着苏联扩大它的影响，它也承担了责任。只要苏联能运用它的影响来发挥制约的作用，苏联和美国就能按照平行不悖的方针行事。
——苏联已建立了一个完全工业化了的经济。这一经济的继续增长使得有可能推行一项大规模的军备计划，并且日益为居民的需要服务。另一方面，为满足苏联人民对消费者利益的日益增长的期望，就要争取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工业强国建立较为正常的关系。
我们一直设法鼓励苏联政策中那种表示愿意通过演变过程寻求改变的趋势。因此，在本届政府开始执政的时候，我就公开指出过，我们的目标是从对峙转为谈判，而为了推行这种政策，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要受四项原则的支配：
——我们将根据苏联在我们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上的行动来判断苏联的政策。
——我们的目的是在有分歧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的进展，而不是在美苏关系的气氛上取得表面的改变。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我曾提出，柏林、战略军备限制、中东和越南问题是应当取得进展的几个方面。
——我们不会提先决条件。我们对每个问题都将按其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
——广泛的和彼此共有的自我克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企图比对方占重大优势，那都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旨在改变力量对比的反措施。
一九六九年，做出了一个开端。关于柏林问题和关于限制战略军备问题的谈判开始了。对中东局势进行了讨论。然而，当进展毕竟到来的时候，它却是来得缓慢的。苏联政策中的那种互相冲突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人谋求欧洲局势的和缓，但却没有缓和对美国的敌对态度。
一九七○年，紧张气氛再次开始加剧。中东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八月份取得的不稳定的停火几乎被扼杀在摇篮中。原因是苏联和埃及轻率地和挑衅性地在苏伊士运河一带加强导弹力量。苏联支持叙利亚发动进攻，而且在短时期内对美国的一位好朋友约旦的生存造成了威胁。看来苏联人企图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如果这样做，就会破坏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那次谅解，而且还可能会对和平构成威胁。限制武器会谈在取得初步进展以后陷入了僵局。就柏林问题举行的会谈停顿了下来。
到一九七○年秋天，我们似乎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或许是持久的、但肯定是没有成果的和危险的紧张时期。苏联似乎并不象我们那样对改善关系感兴趣，也没有迹象表明它决心实行为建立这种关系所必不可少的自我克制。
与此同时，还有别的一些趋势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关系明显的恶化，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更富有个人色彩的和更直接接触可能是及时的、有成果的。他们也许有自己的原因作重新考虑。中东和加勒比海的危机再次着重说明了加剧我们之间的竞争的危险性。新近在东欧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这可能使苏联人重新希望在欧洲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苏联党代表大会的临近保证了苏联领导人将会重新审查他们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带来的前景。他们对于带来更大希望的一些办法可能感到兴趣。
我们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感到有义务向苏联领导人转达我的如下信念：改善关系的有明显的可能，不这样作就会使关系急剧恶化，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有危险的而且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希望。
我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邀请葛罗米柯外长到了华盛顿，我们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苏美关系的总的前景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状况。
第二天，我去到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那篇讲话主要是对苏联领导人说：“除非我们美国和苏联表明既愿意又能够把我们的关系放在同人类的愿望相适应的基础上，否则战争与和平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走老路，进行传统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角逐，但那要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大家都要打输，谁也不会打赢。否则我们可以走一条新路。（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我要求苏联的领导人同我们一起走这条新路……”
此后不久，我主动提出直接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秘密的、最后能取得成效的交谈。
在所有这些主动行动中，我强调需要取得具体进展，我还指出柏林会谈和限制武器会谈是成功地协调我们利益的理想的手段。两个谈判都陷于僵局。两个谈判都需要采取大胆的主动行动。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到了不是谈判代表的能力所能解决的那种发生基本冲突的程度。苏联希望致力于一项单独限制反弹道导弹的初步协议。我们认为，这样狭窄的一种解决将引起打破战略力量均势的危险，并可能鼓励进一步发展进攻性武器。只有通过最高一级的领导的会谈、只有通过达成一项考虑到双方立场反映出来的利害关系的协议，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我同一些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对和解形成了一种共同兴趣，双方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一致同意，在这些会谈中，第一个优先处理的问题将是防御系统问题，但是这项协议的最后缔结将与缔结一项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协议同时举行。
在同一时期，在商得我们盟国的同意下，我同意了为柏林会谈制订的一个比较紧凑的计划，这个计划事先已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讨论过。这些谈判也陷于停顿。双方都不会放弃他们遵守了二十年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原则。然而，双方都准备达成一项协议，然而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苏联人承认，如果没有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批准西德—苏联条约将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消除作为引起冲突和紧张局势的长期根源的柏林问题。所以，我们一致同意撇开法律和政治问题，谋求就西德同西柏林的联系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和得到澄清。
在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些迹象表明苏联方面有互惠精神。勃列日涅夫书记一九七一年三月份在苏联党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苏联领导人实际上已经公开接受了我在联合国演说中提出的关于苏美关系新道路的建议。这种印象在多次私下交换意见中得到了证实。最重要的是，它已反映在一九七一年在许多问题上取得的具体进展上：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我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僵局已被打破。会谈已恢复了活力和希望。
——八月，联合王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大使达成了一项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九月三日，这些国家的政府批准并签署了这项协议。这项协议保证，从西德进入柏林西部各区的通道畅通无阻，西柏林人可以象其他任何人一样，去东柏林和东德旅行。
——九月，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裁军会谈中同意了一项禁止试制、生产或拥有生物武器和毒性武器的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被提交到联合国并在十二月份被通过了。
——九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了两项新协议。第一项协议将通过使用卫星通讯设备而提高苏美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直接联系——“热线”——的可靠性。第二项协议涉及交换某些情报，以减少发生意外的核战争的危险。
——十一月，我国商务部长访问了苏联，同苏联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的讨论，以期使我们两国的经济关系正常化。他受到了明显的热诚的接待。他同柯西金总理的讨论打开了扩大我们自己同苏联之间的互利的经济联系的广阔前景。
除这些大的事情外，还就另一些措施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这些措施无论就其多种多样来说，还是就其给彼此都带来好处的可能来说都是引人注目的：
——一月，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代表和苏联科学院的代表讨论了在空间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在这以前，去年十月已达成了一项研究将使苏联的宇宙飞船可以同我们自己的飞船一起停靠的措施的协议。
——五月，我们同意美国公司参加在卡马河上兴建的一项巨大的苏联制造工程。这将导致美国出售大量商品。
——五月，美国的军医局局长和苏联的军医局局长讨论了建立一个卫生政策联合委员会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每年将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在研究癌症和心脏病方面进行合作。
——十月，一个美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讨论了减少我们的海军和苏联的海军在海上发生事件的可能性的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谅解，会谈将继续进行下去以便达成一项正式的和广泛的协议来减少发生危险的但不是有意的对峙事件的可能性。
——十一月，我们同苏联同意讨论修改我们的海军条例以便双方的船只使用对方的港口设施。最高级会晤
到一九七一年秋天的时候，不容置疑，无论是在广泛的国际问题上还是在我们同苏联的双边关系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样就创造了条件，说明我自己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一次会晤是恰当的。已经取得的进展带来了这样的希望：这样一次会晤可能会取得成功，导致新的进展。它保证了一次最高级会议不会是在气氛方面的一件没有意义的、自欺欺人的事情。
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宣布：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在过去一年经过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一旦在低级谈判中取得充分的进展，他们进行一次会晤将是相宜的。
“鉴于最近在涉及两国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双方商定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下半月在莫斯科进行这样一次会晤。
“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将研究一切重大问题，以便进一步改进他们的双边关系，并增进世界和平的希望。”
在莫斯科，我们将有三个中心目的。我们希望完成已经达到可以作出最后决定程度的那些问题上的工作。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政治体制来解决仍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一起来研究在今后若干年中美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根据目前的关系，自然产生了今后的任务：
——就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的初步协议取得一致意见，或就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二阶段要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讨论中东问题和在那里不能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的原因。
——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各个方面和讨论什么是共同的目标，这种目标将为东西欧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正常化提供基础。然而，如果没有我们的盟国参加，在这方面将不会达成任何协议。
——探索我们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政策和我们在稳定局势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程度。
——研究增加双边合作的可能性。
不能指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会谈能够解决二十年中累积起来的问题。在长时期内，竞争很可能是我们同苏联关系的标志。我们在对苏政策中将遇到一些模棱两可和互相矛盾的趋势。苏联长期持续地加强军事力量是一个深深引起关切的明显根源。苏联在南亚危机期间采取的态度对其他区域性冲突产生了危险的影响，尽管最后，苏联起了约束的作用。同样，苏联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反映出苏联既对扩张主义政策感到兴趣，又认识到对峙的危险性。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还看到有迹象表明，互相冲突的利益可能互相通融，竞争不一定会变成敌对状态或危机。我们得到的迹象表明：双方愈来愈愿意抛弃苏美两国关系的传统格局。是否准备利用这种势头，是对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真正考验。
苏联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要使目前的缓和时期仅仅成为另一个进攻的策略呢，还是使它确实成为建立以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稳定为基础的国际制度的一个机会。
苏联究竟怎样选择，还将在我们会晤前后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至于我们方面，我们决心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亲爱的参议员：
我们是越南龙平第二十四后方医院和西贡第三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我们作为医生和美国公民，日复一日地在越南工作着。可是，当我们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的行动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对我们的军人、对我们的盟国或对我们接触到的越南人带来什么好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目前医治的大部分疾病可分三类：（１）外伤：大部分是因车祸、自伤或我军内部冲突而造成的；（２）传染病：这是因为长期在热带丛林的艰苦环境中生活而引起的；（３）吸毒致病：这是因为厌战、沮丧和逃避现实。吸海洛因的人远比通常所想象的要多。
因此，我们的病人现在遭受暂时的或永久的伤残，不是由于积极的军事行动所致，而是由于消极的环境影响所致。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对被迫处于这种局势中的美国战斗人员的不公正。
第二，我们接触到的越南人民强烈地感到，在美军撤出这个国家时，他们深受其害的战斗和死亡就会结束。我们的存在只会延长他们的痛苦。不管这种态度正确与否，只要有这种态度存在，就会助长对我们的仇恨。
第三，当每天通过从黑市出售越南人和美国人都能控制的货物来赚取大笔金钱时，我们象越南人一样，看穿了美国的诚意。
我们清醒地注意到，大批美国文官在一场他们不直接参加的战争中拿着可观的薪水。从理论上讲，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南越人。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领导人卷入发战争财的事情中去的时候，我们变得清醒了。一些著名的美国人物在同军方谈成了大笔合同的、资产达若干百万美元的建筑公司里拥有大量的股票，另一些人物在向军方供货的公司里也拥有股份，并且这些人还为军方作决定。听到这一切，我们就不能不对我们卷入南越的全部动机发生疑问。
这些问题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但是，正由于有这些问题，我们作为职业人员和美国公民，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存在，从医务、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来看，都很成问题。鉴于总统最近的声明根本没有谈到全部撤出的日期、释放战俘的计划、通过谈判而解决问题的希望以及为结束或改善这里指出的任何一个问题的具体建议，我们敦促采取强有力的积极措施来结束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卷入。
我们觉得，这些措施不应当导致留下剩余部队，这种剩余部队的生命和前途仍将不保，而且留下来只是为了让美国代表当作巴黎谈判棋盘上的小卒子使用。国防部长最近敦促留下一支剩余部队，以加强我们在巴黎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拒绝同意作为剩余部队而留在这里。被动地留在这里的危险之中，以便让别人可以在迄今尚无收获的会谈中把我们的存在当作王牌使用，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提供职业上的帮助，也不是要求部队提供积极的帮助。
我们不是南越人民的万灵药，我们在此间的存在也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感到，为了使目前的这种局面得以继续下去而要美国人冒生命危险，未免太过份了。历史终将审判我们，所以，但愿你象我们一样沉重地感到局势的严重性。（原载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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