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总统在一九七一年》。摘要如下：
对美国和对尼克松总统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经济政策和同中国的关系方面，尼克松先生表现出他是能够同他自己过去采取的立场决裂和让事实占上风的。
国际货币市场的混乱迫使总统在去年八月暂时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但是促使他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则完全是由于他喜好一鸣惊人和作出引人注目的姿态。由于尼克松先生数年来对工资一物价的指导方针或者任何类型的“干预”一直采取蔑视态度，并宣称他赞成让市场自由活动，他现在实行强制性的控制措施使这个国家感到吃惊。
失业率继续徘徊在百分之六这个高得无法接受的数字上。失业者是尼克松早些时候实行的通货收缩的正统作法和在遭到两年半以上的失败之前拒绝放弃这种作法的受害者。
总统对中国采取的引人注目的行动使外交方面大有起色。他向北京作出的姿态不但没有激起公众的不满，而且受到占压倒多数的人的普遍的赞同。但是随着震惊情绪逐渐消失和总统中国之行的接近，人们至少对在外交上采取的这个主动行动的方式——如果说不是内容的话——产生了怀疑。如果尼克松先生较公开地并且较少带有个人色彩地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也是可能在合作和稳定方面取得同样的、潜在的长期收获的。没有必要让向中国作出的这个姿态使日本
——这个国家在远东的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感到惊愕。除非出自国内的政治原因，尼克松先生同样也没有必要用在北京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办法来开始这种新的关系。这种会议有引起误解或者损害总统的声望的不可避免的危险，而取得具体收获的希望则是很少的。
美国对越南战争比对发展对华关系更为密切地关心，因为在越南，仍有美国人在被打死，美国俘虏仍被关在那里。在一九七一年，尼克松象在他头两年任期中一样，追求明确的军事胜利这样一种难以得到的东西，这是违反他在竞选时关于结束战争的诺言的。到年底时，炸弹又象雨点一样投向北越，损失的美国驾驶员也增加了，而且在继续拼命地支撑老挝和柬埔寨的亲美政权。在东南亚这个角落里进行已有很长时期的、顽固的、没完没了的暴力行动，同总统向中国进行缔造和平的冒险行动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在其他重要的对外问题上，政府继续从事一些考虑周详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收获的努力，那就是要在中东找到一个和平方案，并且要同俄国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竞赛的协议。在其他方面，这一年的纪录要糟得多。尼克松总统令人难以理解地利用印巴战争的机会来深深地和不必要地得罪印度。
在国内，除了对经济进行了大胆的干预外，总统没有提供什么领导。郊区需要的经费严重不足。在种族事务方面，总统一直同黑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难得发表公开意见。
他一直把情况秘而不宣，宁愿使人感到意外，而不愿给人通气。无论是力图阻止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还是怂恿他的副总统攻击报界，或者把自己的记者招待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尼克松都透露出他希望操纵他所害怕和不信任的报界。他是一个少数党的领袖，又放弃了他过去竞选时所提出的纲领的一大部分，因此，他只有赢得公众对他的目的和方法的广泛信任，才能牢固地建立他的领导。尽管在去年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不能说尼克松总统已得到这种必要的公众信任。
【本刊讯】巴黎消息：法国总统蓬皮杜一月三日晚在外交使团致祝词时发表讲话，摘要如下：
各位大使先生：罗马教皇的代表，代表你们向大家所表示的祝愿使我深受感动，我谢谢你们。
我们怎能不回顾一下去年的情况就来考虑一九七二年呢？正如人民命运的主要负责人已经举行过的和将要举行的多次会晤所表明的那样，去年是战后以来最多事的年份之一。一切都在为谋求一种新的平衡而动荡。欧洲共同体扩大了：英国这艘舰终于在旧大陆的一个港口抛锚了。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经过老早就料到的一场危机之后，这必然影响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朝着在我们的美国朋友与他们的主要伙伴之间建立平衡的经济和财政关系的方面跨出的第一阶段。尤其多方面良好的法苏关系和联邦德国的现实政策，欧洲缓和取得了进展。联合国慢慢发现了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一九七一年的总结还不止这些。我们在一年前曾谈到过的种种冲突尚未解决。印度支那半岛仍然处在战争恐怖中，渺茫的希望再一次地在炸弹下变得忽隐忽现了。在近东，谁也不知道暂时停止的战斗是否还会重新开始，一种持久和正义的和平仍然象过去一样靠不住。我们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了无情的冲突，而联合国则不能预防和制止。
我们一直在谈人民的自决权，谁敢说这种权利在各处都得到了尊重？我们谈人与人之间的公道，谁敢说真正有了这种公道？我们谈和平，谁敢认为和平不是时刻在受到威胁？
大使先生们，这就是说，所有国家，首先是大国，必须努力克制它们的欲望，以便共同努力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在国际关系方面象在社会关系方面一样，使公道占主导地位。法国既不教训别人，也不忽视它自己的利益。但是，它特别是不仅认识到不公正的情况，而且认识到特别是在工业国家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所具有的危险。
由于我忠于戴高乐将军多次申明的政策，因此我不断重申富裕国家人民对贫穷国家人民负有的义务以及强国对弱国应有的尊重。联合国希望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年成为“发展的十年”，但愿我们能够忠于这一说法所意味着的行动纲领。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三十日电】尼克松总统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彼得·彼得森负责在各级协调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位四十六岁的官员还是内阁级的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在经济领域的职权与总统助理基辛格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职权相等。这种关系还使他在美国首都得到了一个「经济方面的基辛格」这样的绰号。尼克松在宣布对彼得森的任命时指出，他在企业界的同事们称他是「当代中最能干的首席执行人之一。」
在这之前彼得森曾在以生产照相器材著称的贝尔—豪厄尔公司担任高级职员十二年。
【美联社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十二月三十日电】尼克松宣布前财政部长戴维·肯尼迪已被任命为美国派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大使。自从今年四月埃尔斯沃思辞职以来，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直没有常任大使。
【路透社华盛顿一月二日电】昨晚，当尼克松夫人帕特登上一架蓝白色的总统喷气式座机，开始她对利比里亚、加纳和象牙海岸进行的八天访问时，尼克松到机场送行。
尼克松夫人的非洲之行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美国对黑非洲国家的关切，由美国总统的妻子履行这样的任务还是第一次。
尼克松夫人的任务不仅仅是礼尚往来。她还听取了总统和他的对外政策助理基辛格关于美国对总统即将去中国和苏联访问的政策与目的的说明，以便向她将会见的非洲领导人进行解释。
【本刊讯】英《星期日泰晤士报》一月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发挥世界作用的机会》的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当尼克松总统和希思先生两周前在百慕大会晤时，英美关系降到了异乎寻常的低点。希思感到十分不满，因为总统与他原来的保证相反，在对北京采取主动行动的时候以及稍后在作出改变世界货币制度的决定的时候，事先根本没有向他打一点招呼。另一方面，尼克松也很激动，因为在印巴危机期间双方对他采取的政策发生了激烈争吵，英国还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在百慕大会议的前夕，这种敌视态度达到了高潮，在向英国的报纸介绍情况时所抱的偏见是异乎寻常的，这显然是最高一级鼓动的。缺乏同情使白宫感到震惊。
但是，当两人在百慕大坐下来进行私下会谈以后，竖立起来的羽毛很快就软下来了，正如首相所说的，“对将决定未来的力量”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讨论。正如希思先生解释的，英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首要任务将是集中力量使自己不仅成为好的欧洲人，而且帮助西欧共同体取得美国和其他国家将承认的那种世界力量地位。它将不仅需要学会如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用统一的声音说话，而且要对世界问题表示看法。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尼克松总统在同欧洲的三个主要领导人举行三次最高级会议以后感到，希思是从世界全局看问题的，他对世界事务的了解比蓬皮杜或勃兰特强，蓬皮杜的重点是金融，勃兰特的兴趣除了东欧以外就不很大了。
希思认为有可能让西欧共同体具有一支世界性力量的地位，办法不是限制各国的政治主权，而是逐渐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益。
基辛格在一九六五年曾写道，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可能成为一个厉害的竞争者，如果它“用英国的方法实行戴高乐的政策”的话。现在希思的目的似乎正是这样。希思和尼克松都不指望英国在欧洲扮演新的角色时将成为美国在欧洲的发言人或者欧洲同美国打交道时的发育人。
希思近来喜欢学已故的艾奇逊的调子，说英国已认识自己的作用，美国现在也应当认识自己的作用。这种说法包含很多真理，因为世界正在从简单的两极化转向多极化。尼克松政府正在摸索着进行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新工作。不幸的是它在这方面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帮助。
美国一向对于欧洲统一有一种矛盾心理。它一直在鼓励欧洲统一，但是它也害怕欧洲统一。这种矛盾心理继续存在，财政部希望破坏欧洲统一，而国务院和白宫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则希望鼓励欧洲统一。希思是一个现实的人，不象他的一些前任那样同美国有着感情上的联系，他已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对美国政策可能有的一切影响已经消散，在将来必须通过一个欧洲力量集团来起这种作用。美国的决策者现在认为，为了一个稳定的欧洲的利益，他们不应当挑出一个盟国作为特别的伙伴。但是他们对英国还是另眼相看，因为它仍在设法对全世界问题抱有一种看法。
美国将继续起遏制苏联的枢纽作用。欧洲力量可能成为过去在一种两极化的世界上被称为第三力量的那样一种力量，有着固有的中立主义倾向和偏狭的看法。它也可能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和力量。
【安莎社米兰十二月二十八日电】题：科隆博谈意大利形势
经济日报《二十四小时太阳报》将在元月初的一年展望栏里发表意大利总理科隆博的一篇文章。科隆博主要写道，在所有各有关力量“共同负责的努力”基础上，一九七二年“可能成为平衡发展重新开始的一年”。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基本条件”是“稳定和肯定的局面”。
意大利总理还说，“最近的分裂加重的困难”不必加以掩饰。他接着说：“但是，我们要指出，尽管有很多困难，民主团结的政策，即天主教徒同非教会的民主力量及社会主义力量的合作，保护了基本原则，保证了国家的进步，保障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辩证的自由。”
科隆博主张，“应该再次使团结了全国、给国家和国家的自由原则的现在带来稳定、给其将来带来安全的那些东西占上风。”接着他回顾说，即将结束的一年是经济管理上最困难的一年；不难估计，今年的实际国民收入毛值“不会比去年增长多少”。
科隆博认为，收入增加少应该归罪于“缺乏对投资的要求”，对投资的需求减少是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衰退”和国外需求的“有限”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国际货币的显著混乱范围内出现的。科隆博强调说，这种混乱已经初步令人满意地得到了解决。
科隆博最后写道，在政治方面，”必须继续在民主团结方面进行努力”，以便本着自由和民主之中给国家带来肯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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