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巴黎二十四日电】题：《今年的外交情况》
一九七一年是重大的重新分牌的一年，是结束美苏两极权力的一年。它为一个新的世界平衡作了准备：在亚洲，中国摆脱了孤立，并作为第三超级大国进入世界；在欧洲，由于同英国谈判的成功而扩大了的共同体将成为世界上头等经济势力。最后，这一年以印度—巴基斯坦的冲突而告终。在这场冲突中，印度军队的胜利也是苏联外交反对中美异乎寻常的联盟的胜利。
此外，在中美接近中，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这是以对美国乒乓球队发出简单的访华邀请开始的。到处受到例外尊重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访问，是自一九五○年朝鲜战争以来就严严实实地把中国和美国分隔开来的墙上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但是，当尼克松总统七月十五日宣布今年的下面这个消息时，才是一个真正的晴天霹雳，这个消息是：他将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访问中国（那时他已决定将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进行这次访问），和他的顾问基辛格在北京的秘密访问已筹备好了这次突然行动。
于是一切都发生急速变化：在此以前还犹豫不决的那些政府一个接着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当联大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和十七票弃权的结果使中国席位归于北京并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时，这确实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与中国恢复她在国际大家庭地位的同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的日本，打算对美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日本通过六月十七日签署的一项条约，友好地争取到收回冲绳，但是，随后它受到了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尼克松访华消息的严厉冲击，特别是受到八月十五日美国经济措施的严厉冲击。今后，东京将对华盛顿保持距离，同北京接近，无疑，在一九七二年现首相佐藤（他是中国人视为最讨厌的家伙）政权下台后，这种接近将会具体化。
在东南亚，中国外交的另一个胜利是：一九七一年（原文如此，应为一九七○年——本刊注）四月在广州召开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使越南战争变为印度支那战争，并使北京增加了它对印度支那革命者的影响，而削弱了莫斯科的影响。
但是，在西贡，唯一的总统候选人阮文绍于九月三日重新当选为越南共和国总统，从而结束了组成“第三力量”的任何可能性。
在巴黎，越南问题会议踏步不前，尽管河内和南方临时共和政府于七月一日提出了一个新的和平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河内和临时共和政府作出了某些让步，旨在消除华盛顿对战俘命运的担心。
在南亚，苏联以八月九日同印度签订友好条约来抗衡中美靠拢。而当印度十二月三日向东巴发动进攻时，苏联用不间断的外交支持和在联合国使用一系列否决权来强有力地促进印度胜利。结果是巴基斯坦瓦解了（巴基斯坦本来以为通过无情地镇压在东巴的自治——分裂运动能够维持其国家的统一），在达卡诞生了一个在印度保护下的孟加拉国，并且间接地使莫斯科在南亚占了优势。
华盛顿没有过份地卷入这次事件，无论如何它似乎不准备干预。尼克松总统在这个地区主要关心的是陆续从越南撤出美国的军队，以便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总统选举的前几个月能剩下最小数量的军队。因此，美国政府宣布越南化的成功，尽管目前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有利于共产党部队。
由于美国所负的世界责任，并且估计到选举，尼克松总统希望从北京和莫斯科回来时，能够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且使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裁军和欧洲方面的问题，能够同苏联取得进展。在维也纳进行的裁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许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五月在莫斯科签订一个这方面的部分条约。
关于讨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筹备问题，毫无疑义将更为现实，因为德国人之间的关于柏林问题协定现在已经签订。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已经导致于八月十二日签订了德国一苏联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
这个政策大大地促进了签订一个类似的德国一波兰条约，并导致了九月三日的四方柏林协定。现在它又为筹备安全会议开辟了道路。
尼克松总统在访问北京和莫斯科之前，在他采取先后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蓬皮杜、英国首相希思、勃兰特总理和佐藤的主动行动之后，就有机会听取他的伙伴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他同蓬皮杜主要讨论了解决国际货币危机的办法，从而为世界上最富的十国集团十二月十八日达成的协定提供了方便。
战后的这一最严重的货币危机严重地动摇了欧洲。在此年终之际，人们尚不能预料布鲁塞尔共同体各国、无论是全权成员国还是申请国，何时才能认真致力于经济和货币联盟，而这一联盟将使二十年前就已开始的欧洲大厦得以完成。一九七一年二月九日的六国协定规定开始实行这一经济和货币联盟（这一联盟预定大约在一九八○年最后确定一种统一的货币而告结束），但协定签订三个多月之后，即在德国人决定使马克浮动时，它就破产了。
今年年底有了较好的预兆，因为人们从十二月十八日起已恢复固定比价制度，不过仍需作很大努力，例如在协调预算和财政制度方面，或者在“协调”象德法如此不同的货币政策方面就应作出很大努力；象非社会主义世界最近经历的那种危机一样，德国和法国在严重危机情况下矛盾变得激烈起来。蓬皮杜总统和勃兰特总理在七月份的会谈对于最大的混乱没有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他们在十二月初举行的法德例外的高级会谈时使观点接近了。可以说，这一会谈在某种程度上为亚速尔会谈（指蓬皮杜同尼克松的会谈——本刊注）的成功提供了方便。
布鲁塞尔的欧洲在一九七一年无论在它的“扩大”还是“完成”方面，毕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它解决了其它一些问题，但是没有最后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同以英国为首的申请国的长期谈判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宣布结束，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希思和蓬皮杜的会谈肯定加强了法英原有的真诚的谅解。在一九七二年，无疑是在春天，将举行一次新的欧洲“最高级会议”，正象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在海牙召开的那次会议一样，这将是在走向邦联的长征中的一个新阶段，并且也是一个真正的时刻。
【美新处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二十八日电】一个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陆军准将亚历山大·黑格率领，并包括总统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在内的先遣组将于一月三日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尼克松总统二月份的访问作进一步的安排。
佛罗里达白宫和北京的中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了关于这个——主要是技术性的——代表团的联合公告（略）。
副新闻秘书沃伦说，这个组将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华盛顿，在夏威夷、关岛和上海停留，然后抵达北京。这位发言人说，这个由大约二十五人组成的小组将包括美国三家主要电视台的代表和另外一些通讯专家，他们将帮助安排关于总统访问的新闻报道工作。
他指出，在这个小组当中将有通讯卫星公司的一名官员，以便去讨论可能运用卫星加快发新闻的速度和提供机会进行实况电视报道的问题。
这次在一月份去中国的访问是美国代表在总统预定于二月二十一日起进行访问之前的第三次访问。
沃伦说，先遣组将乘总统的飞机去，预计将在中国逗留大约一个星期。有人问，在尼克松先生去北京之前会不会再进行另外的先遣旅行。沃伦说，这是即将进行的这次访问所要决定的事情之一。
【美联社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二十八日电】（记者：肯尼思·弗里德）沃伦说，将没有文字报道方面的代表前往，这次先遣人员的旅行的这个方面将由白宫一名工作人员处理。
沃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几次谈到，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技术性的，但是他说黑格将军“完全能够处理这次旅行的各方面问题”，其中包括可能出现的任何实质性问题。
这是继总统顾问基辛格进行的访问后的第二次处理技术性问题的先遣人员旅行。基辛格是在十月份回国的。
这次前去访问的还有尼克松总统的新闻秘书齐格勒、白宫工作人员约翰·斯卡利和准将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
沃伦说，除了涉及新闻报道问题的技术性问题外，还将讨论安全问题以及尼克松总统在中国期间进行旅行的方法问题。
广播系统的代表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威廉·斯莫尔（他是统筹整个电视播发工作的负责人）、全国广播公司的詹姆斯·基切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歇尔·戴维森和美国广播公司的罗伯特·西根撒勒。
其他技术方面的代表有国际通讯卫星财团——半政府性的卫星通讯联络公司——的代表。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二十五——二十六日合刊登载《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诺二十四日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为尼克松的访问付出的代价是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摘要如下：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尼克松总统正在为他能够访问北京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看来他向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重大让步。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改变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亨利·基辛格在上月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了这一点。
在六个月以前，尼克松总统断然拒绝台湾问题可以由北京和台湾谈判解决的主张。他说，这种作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但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先生改变了这种立场，他说台湾问题应当由北京和“在台湾的政府”“直接谈判”解决。基辛格以有意识地含糊的态度，进一步表示美国不再支持蒋介石政府关于它代表整个中国的说法。
这种改变意味着，华盛顿二十年来第一次说，台湾纠纷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同美国无关。
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已修改美国的政策，以适应在基辛格于七月初第一次访问北京期间中国人提出的要求。
哈佛大学学者罗斯·特里尔在这一期《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清楚地包含了这个看法。
特里尔（澳大利亚人）今年夏天在中国呆了四十天，同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
特里尔报道说，北京希望的是，美国不再把蒋的政府看作是整个中国的政府。
特里尔写道，此外，北京还谋求美国默许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的“妥协”会谈。
一句话，北京要求美国回到杜鲁门总统在一九四九年所申述的立场——它“将不干涉台湾的命运”。
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那样，这恰恰是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新态度。
周总理经常说，尼克松二月之行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在他到达之前所采取的“具体”步骤。总统早先采取的步骤的确是具体的，而这些步骤显然使中国人感到满意。但尼克松在回国时将换回些什么东西，这仍需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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