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二十六日刊登了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发回的一篇述评，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尼克松二十五日向议会提出的一九七一年的外交报告，可以说，其特点之一是把去年报告中仅仅揭示了主要内容的“尼克松主义”的脚本实际搬上了以亚洲为主的舞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告谋求把七十年代的外交重点放在确立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的“伙伴关系”上，期望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特别是它探索了在尼克松主义以后的亚洲，建立一个日、中、美、苏四国发挥新作用的机构。不过，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一些说法，也可以被理解为尼克松总统对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方式已经绝望。给人们留下了战火扩大的不安咸。
外交报告不只是在开头部分谈到了尼克松主义，而且贯穿在整篇报告中。
联系到尼克松主义，报告用相当大的篇幅谈到建立亚洲四大国机构的设想。可以认为，这表明美国对尼克松主义以后进行探索的苦恼。
不管怎样，这是美国自己承认了在战后二十五年间，美国对太平洋的统治，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现而结束了。
美国对今后的想法大概是想由新兴势力日本，加上新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在内的四国来调整利害关系，并对其他的亚洲各国发挥牵制作用。
在此，美国当前的问题是处理中国问题。
不管怎么说，尼克松总统的亚洲政策的重点是印度支那战争。
然而，在报告的字里行间却看不出呼吁用和平手段解决并想为此进行努力的姿态。这是因为他已承认“谈判陷于僵局”，就是说，对于谈判解决不能寄与更多的期望。
尼克松总统例举说：（一）越南化政策是成功的；（二）由于去年春天美军进入柬埔寨攻击了北越的庇护所，再加上这次的老挝作战，北越的补给变得困难。兵员也不足了。可以说，这不是要把印度支那战争的重点放在拖拖拉拉的谈判上，而是要通过先发制人的攻击来打开当前的局面。尼克松总统目前似乎还要在亚洲继续进行恐怖的赌博。
【纽约时报新闻社华盛顿二十八日电】（记者：弗兰克尔）据说，在政府高级人员之间正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进行一场辩论：究竟尼克松总统现在是否应当保证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局面有一个肯定的终止日期。
官员们说，国防部长莱尔德竭力主张订出美国参加的情况逐渐结束的日程表。据信他得到国务卿罗杰斯的大力支持。
从尼克松的世情咨文和最近其他政策声明中判断，尼克松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总统显然听取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和美国驻西贡官员的意见，设法在整个撤退期间内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尼克松公开表示说，一些美国军队将一直留在南越，直到河内同意释放全部美国俘虏为止。他还保证不但在南越本土，而且在柬埔寨、老挝以及在北越向南越人提供“高水平的美国空中活动援助”。他扬言要增加对北越的轰炸，如果盟军觉得在南方受到威胁的话，而且表示完全撤退只能是一项全面的印度支那和平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采取这种灵活性和“保持任意选择的机会”，其原因是出于外交和军事这两方面的考虑。
一个理由是，如果作出脱离一切战斗活动的肯定保证，就会丧失仍然存在的说服北越谈判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那怕是最微弱的机会。
另一个甚至更为强烈的理由是，西贡的部队还没有能力对付一切可能的军事挑战。
还有一个理由是，只要撤军继续下去，而且美国的伤亡率下降，就能说服美国人民支持在战场上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另外一些人则主张作出结束的决定，这种主张看来是由于担心冒长期卷入的风险和代价。
另一个理由是，在明确地命令美国完全脱离接触，并且订出连带的退出地面战斗、全面移交空中支援活动和转让装备以及其他有关活动的日程表以前，西贡政府是不会充分正视美国完全脱离接触所产生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后果的。
那些赞成规定撤退限期的人还认为，如果进一步推延，那在东南亚取得的军事上的结果就不再能够抵消防务精力方面的消耗和其他军事计划的推迟，但是为了在战略和海军力量方面同更令人担心的苏联发展的情况相匹敌，这些军事计划却是必需的。
莱尔德和罗杰斯说，美国在越南的战斗任务将在今年五月结束，白宫则从他们的声明后退了。
【美联社华盛顿二日电】（记者：伦吉尔）参议员赛明顿今天敦促国会制止他称为的“基辛格病症”——基辛格控制的白宫各种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整套机构——的蔓延。
这位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在一篇准备好了的讲话中说，这位总统顾问“显然已成了仅次于总统本人的尼克松政府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他说，基辛格“除了头衔以外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务卿。”
国务卿罗杰斯到参院外委会解释印度支那问题“只不过是做个样子。”
赛明顿再次说，基辛格策划了入侵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以及要求在与东欧进行贸易、古巴—俄国潜艇基地事件以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方面采取强硬路线。
赛明顿说，虽然内阁阁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其他人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工作，但是掌权的是基辛格。
基辛格是安全委员会下面的六个小组的主席：监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核实小组；越南问题专门研究小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处理全部重要问题的高级研究小组；根据尼克松指示成立的处理秘密情报的“四十人”委员会；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除此以外，基辛格还给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想出各种回答的内容。
【本刊讯】英《每日邮报》三日刊登史密斯从华盛顿发出的一则消息，题为《尼克松身边的有力人物》，摘要如下：
参议院对基辛格的猛烈攻击将得到尼克松总统内阁的高级官员们的默然同意，他的影响所引起的愤懑和忌妒在政府事务中已汇合成一股最强大的暗流。
这次攻击是在国会议员们考虑尼克松发表的“世情咨文”时发动的。不遗余力地重申尼克松主义的每一页都有基辛格特有的用词。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二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大棒和温和的言词》，全文如下：
有人担心也有人希望美国将走向“孤立主义”（后一类人好多呀），尼克松总统的世情咨文中有许多话将使他们重新考虑。希望将被粉碎，担心的心情将消除。
一年以前，有许多人谈论尼克松的新的“少出头露面”的对外政策。咨文中用的言词仍然遵守这种方针，这种言词清楚地表明美国将避免任何走向十字军干涉主义的过于热烈的倾向。但是这肯定不意味着美国打算脱身。这是为了奉行老罗斯福的格言：“温和地说话，但是拿着一根大棒。”政策很可能变得像杜勒斯的政策一样强硬。只是言词要温和些。
就尼克松先生来说，美国维持它的全球义务的意愿暂时发生动摇的局面（这是越南战争中的令人痛苦的经历造成的），显然应当被看成是过去的事了。的确，从关于印度支那的那些段话看来，预料在那里发生的情况最后将会加强美国的意志，而不是削弱美国的意志。
整篇咨文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的，这就是要越南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从而恢复美国的团结和信心。如果在老挝采取的军事行动遭到惨败，那末尼克松先生最近的这篇世情咨文的中心环节将会垮掉。我们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在越南遭到的任何严重的新挫折摧毁这个仔细建筑起来的引人注目的外交大厦的基础的话，那将是可悲的。如果让这个外交大厦保持完好无损的话，那对于在一个多事的世界建立和平的秩序将是一个好兆头。
新谷：我们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苏修当局对毕业论文的题目已经诸多限制了，但是在大学内部讨论会的发言还不至于受到严厉的干涉。现在苏修当局的作法表明它对当前世界进步的革命的学生的发言，已陷入闻风战栗的状态，完全失去了自信。苏修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除此之外，大学当局对学生的言论和表现还有施加压迫的例子吗？
菊川：苏修在对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侵犯之后，大学当局竟强制各宿舍把毛主席的画像拿下来。
新谷：我在那里的时候，学生宿舍中是挂有许多毛主席画像的。苏修当局终于忍不住了。当时各国学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菊川：学生们不为苏修当局的挑衅所乘，有人在苏修当局来检查宿舍房间时，暂时把毛主席的照片收藏起来了。有个拉丁美洲学生住的房间，学生们用实力进行了抵抗，就是没有让苏修当局拿下毛主席画像。双方争执历时约一星期，一方面要求“拿下”，另一方面是学生喊出：“不许拿！”最后，那个学生被苏修当局以不许拿下毛主席画像的罪名开除并驱逐出境。
新谷：那是哪一国的学生？
菊川：哥斯达黎加。
新谷：日本学生有没有人被苏修当局开除或驱逐出境的？
菊川：一九六九年春天有一人被令离境。
新谷：在我留学的时期，没有发生过一次日本学生被学校开除情事。那个日本学生为什么事情遭到退学处分呢？
菊川：那时大学里的“日本学生会”照例筹备举行“日本晚会”，但是，学生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民青”一班人手里，他们无视多数日本学生的意见，要按照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安排展览会上的展出品。我们抗议他们那套修正主义的、宗派主义的作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时大概是宫本修正主义“民青”分子，迅速向学校当局哭诉，于是大学当局就把一个抗议的学生开除了。
这次事件说明，宫本修正主义和苏修勾结在一起，对日本学生会中反对修正主义的力量进行镇压。
新谷：我们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毕业回国的四人，为了有助于反帝反修斗争而合写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它出版后，莫斯科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反应如何？
菊川：苏修方面说：“在苏联留学了五年，吃苏联的饭却进行反苏，这是荒谬的，违反道义的。”
特别是苏联“共青团”里面做日本学生工作的人说得最厉害。
新谷：一般日本学生对此的反应如何？
菊川：多数的日本留学生这样说：“我们同这本书的作者的政治立场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怎样说，这本书所写的都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事实就是事实！”
新谷：苏修当局说了些什么话？
菊川：苏修当局恼羞成怒，大骂这本书“罗列没有根据的事实，对苏联进行反扑，真是岂有此理。”苏修当局还命令日本学生会表明态度，说日本留苏的毕业生竟出版那样的书，实属遗憾。“日本之声”（日共修正主义中志贺义雄一派——本刊注）的一班人秉承苏修当局的意旨，在日本留学生中大造舆论，说：“日本学生会必须就这本书清楚地表明它的态度”。
苏修、宫本修正主义分子、“日本之声”分子结成一体，以这本书中提到的问题为材料，企图对日本学生会内部的反修力量进行攻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原因是大部分日本学生认为“毕业回国的人，从自己的立场按照事实写书，是好事”，没有跟着他们的阴谋跑。而且在苏修、宫本修正主义分子和“日本之声”分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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