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卫报》二月十九日刊登佐尔扎写的一篇评论，题为《共产党人的基础》，摘要如下：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勃列日涅夫建议花在消费品方面的钱要比花在重工业或军事方面的多一些。这些资金的分配问题一直是斯大林死后这些岁月里大的争权斗争中的关键问题。而这种自由化政策可能使勃列日涅夫受到党内比较保守的分子的压力。
克里姆林宫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问题上的分歧，再也掩盖不住了。这项新的五年计划在推迟了一年多之后，终于公布出来了。这一推迟是为了给苏联领导人以拟订出大家一致同意的草案所需的时间。结果，最后的文件发表时没有公布他们一直在争论着的投资分配比例的数字。这次的文件中没有提供这些数字一事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里那些主张把更多的钱花在国防方面的领导人和那些主张在这方面少花一点钱的领导人之间的基本意见分歧不能得到解决。但这也意味着，整个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主要方面仍然是有争论的。
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往往会在党代会上产生意料不到的事。正是赫鲁晓夫同斯大林的分歧，使他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如果克里姆林宫的现领导不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党的二十四大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
当然，关于五年计划的意见分歧长期存在这一点表明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这个计划本来应该提交根据党章最迟应在一年前召开的党代会讨论。关于推迟召开党代会一事，一直到应该召开的日期过了之后几个月才公布——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党章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迹象表明在领导班子里不断在进行着关于拟订新计划的辩论，虽然这种辩论是秘密的。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推迟召开党代会的原因。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主张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一派同主张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另一派之间的妥协。如果主张发展军事力量的一派在草拟计划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通常就在执行计划的时期里做到把数字改变得使自己比较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新文件里提出的各种商品生产的指标数字远非最后数字的原因。
一向在领导内部进行的政治斗争，它那模糊的轮廓开始变得比较清楚了。
资金的分配一向是斯大林死后年代争权的大斗争当中的关键问题。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作为党的第一书记推翻了作为总理的马林科夫，理由是马林科夫想要剥夺军队的资金以生产更多的消费品。马林科夫还提倡，在这种减少军费和在国内实行较缓和、不那么富有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政策的同时，实行较温和的对外政策。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就搞掉反对派而接管他们的政权，可是他自己后来又被克里姆林宫中怨恨他的那种反军方政策的一伙党徒推翻了。
现在是勃列日涅夫像他的前任一样，由于行使权力而改变了观点。他的五年计划比起他从赫鲁晓夫手中接管政权时赞同的政策，显然不那么保守了。这并非使勃列日涅夫成为一个自由派分子——但是这却真的使他容易受党内和国内更加保守的集团的挑战。斗争又开始了。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十三日电】（记者：特勒）苏联正在作出极大的努力在共产党集团内部和在国外保持平安无事，至少在人们早就盼望的、在三月三十日召开党代会之前这样做。
在伦敦的东欧外交官说，他们的政府已被告知，要在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方面进行等待，避免发生麻烦。
外交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希望这次党代会顺利进行，并且尽可能地不要使三驾马车的领导和他们为大会草拟的一些计划受到压力。
国内是一片这样的景象：党对付自称的自由派和抗议者（他们反对侵犯科学、文艺和人身自由）的路线继续收紧。
在国际上，克里姆林宫最近在中东奉行了一种令人注目的保留政策，这种政策同它过去的暴力姿态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外交官员透露，莫斯科已忠告开罗冷静下来，谋求政治解决。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攻击显然更多地是针对苏联境内犹太人的压力和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和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苏示威，而不是针对以色列本身。
在远东，莫斯科对最近的老挝事件采取了强烈的反美立场，但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宣布重大的政策，更不用说提什么倡议了。出于这种看来是过份的想要保持局势平静的愿望，克里姆林宫显然对于邻国波兰的骚乱及其可能对莫斯科的东欧战略产生的影响尤为惊恐。
据可靠的东方外交官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莫斯科很快地同意赶走苏联在欧洲的可靠人物之一党首脑哥穆尔卡，并任命盖莱克作为哥穆尔卡的继承人。
按目前情况看，更换领导人的作法迄今没有给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带来迫切需要的平定，且不说解决它的一些问题了。
俄国人已给波兰大量的贷款和迫切需要的食品，来满足最迫切最紧急的需要，以使波兰平静下来。
为了要保持它所需要的平静直到党代会结束，莫斯科显然准备付出代价。
【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二十日刊登了一篇评论，题为《俄国：新瓶装旧酒》，摘要如下：
是不是已许诺对俄国消费者实行新政？俄国一九七一——七五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公布后在俄国造成的印象是这样，在西方得到附和的印象也是这样。诚然，这个新计划是一系列计划中使轻工业稍稍优先于重工业的第一个。但是，不能过分看待这种偏重于消费品的倾向。首先，轻工业的增长率并没有加快，而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点减慢；其次，这种倾向并不新。早在一九六七年，俄国领导人就不得不放弃重工业所保持的神圣的优先地位，第九个计划只不过具体地反映了一种当前的趋势。这个多少是例行公事的、平庸的文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它看起来像一个有分歧的、没有信心的领导集团的作品，这个领导集团可能会因受到压力而作出让步，或者随着局势的演变而变化（如它在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那样），而大概不能支配局势。
【共同社莫斯科十二日电】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今天表示希望佐藤荣作首相在不久的将来访问苏联。
当日本大使中川融离任告别这位俄国领导人时，波德戈尔内表示了这样一个希望。
波德戈尔内对中川融说，如果可能的话，他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访问日本。他说，他想会见佐藤首相。这位苏联领导人还说，同佐藤的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
中川融回答说，佐藤以前就表示过访问俄国的愿望，如果情况许可的话。
但是，他表示遗憾说，使佐藤能作这次访问的情况尚未出现。
关于这一点，波德戈尔内说，要解决存在于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具体问题，是有一些困难的。但他表示希望，尽管情况这样，佐藤首相将来访问俄国。他还说，苏联的基本政策是要进二步加强同日本的关系。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爱知外相十六日上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由于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驻苏大使中川的会谈而议论起来的佐藤首相的访苏问题答辩说：“要访苏，就要充分整顿清理，然后再去。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这样做是特别重要的。现在，不能断言首相何时访苏。”
另外，外相还答辩说：（一）从苏联最近的态度来看，处理领土问题需要花费很大的工夫。日本要有信心，同时要继续向苏联做工作，以便尽情理和理解日本人的心情。但是，现在要努力制造一种促使苏联同意会谈的气氛。（二）从综合的立场出发寻求苏联的谅解，我是赞成的，高瞻远瞩地对话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方法。
新谷：莫斯科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从去年起停止招收日本学生，这是什么原因？
菊川！：大学当局正式宣布的理由是：“我们学校是为了援助‘发展中的国家’而兴办的。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故不再招收日本学生”。
但是，从大学全体来看，除了各国政府派出的留学生以外，数量是在不断地减少。例如来自拉丁美洲的留学生，其数量和以前相比，就减少了许多。在大学理事会中，也有人提议使大学中的外籍学生数目和苏联学生数目各占一半。
新谷：在我留学的时期，苏联学生的数目只占全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左右。最近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将主要以招收各国政府保送的学生为主。为什么不仅仅是日本留学生，一般的外国留学生数目也要减少呢？
菊川：不知是不是苏修当局开始认为，大量地招收外国学生，要全部负担他们的费用，进行五年到七年的教育，太不合算。而过去从这所大学毕业回国的学生的行动，并不符合苏修当局的期望。不仅如此，即使还在苏联留学的许多学生，也会采取对苏联修正主义极为严格的批判态度。照苏修当局的说法，就是所谓“反苏”。
在日本人中，不仅宫本修正主义的一伙派遣的，甚至《日本之声》派派去的留苏学生，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做法也有很严格的批判言行。因此到了去年底，苏修当局终于不得不作出停止招收日本留学生的决定。
新谷：那么，现在在莫斯科各国人民友谊大学里，哪一个国家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呢？
菊川：最多的仍然是印度、尼日利亚的留学生，还有尼泊尔和苏丹的。
新谷：听说要招收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学生，现在怎么样了？
菊川：各国人民友谊大学还没有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学生。莫斯科大学已经有菲律宾的学生。
新谷：最近各国政府保送的学生多起来了。
菊川：是的。例如日本，日苏协会、工会等团体推荐的学生已不再受到接纳；政府保送的学生，则多被接受。
接受留学生的做法，也清楚地表明了苏修的外交政策。
新谷：苏修现在对什么地区最卖力气进行拉拢呢？
菊川：印度和尼日利亚。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量接受这些国家政府派遣的留学生，施予教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这类国家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或社会殖民主义，就要培养一批人供其利用。
苏修最近因介入尼日利亚内战，结果就捞得了政治资本。从此它在尼日利亚急速地培植了它的势力。并企图以尼日利亚为立足点，在黑非洲扩大它的“势力圈”。可以说，苏修现在正在推进它的新的“非洲横断政策”。
新谷：现在，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同学校当局之间的关系如何？
菊川：从总的来看，无论如何，今天的留学生和两三年以前相比，在质的方面和倾向方面都有改变。现在的外国留学生中，政府留学生和顽固的修正主义分子占了大多数。他们对政治异常淡漠。如果有什么政治活动，他们几乎都不参加。大学当局本身也十分讨厌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学校方面只引导学生向“唱唱歌，跳跳舞，谈谈恋爱”的方向发展。
最近在大学内几乎已不能举行政治集会了。即使学生偶然要求召开政治性的集会，大学当局也不准许。
新谷：柬埔寨发生政变时，大学没有举行任何集会吗？
菊川：没有举行。那时候以非洲国家的学生为中心，曾向大学当局申请召开全校性的反对柬埔寨的反动政变集会，得到的校方答复是：“不准举行此类集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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