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香港十日电】(记者:戴维斯)这里的分析家们今天说,尼日利亚与中国建交是北京政府在西非的重大外交突破。
    盛产石油的尼日利亚是英联邦的一名重要成员。尼日利亚还与苏联有密切关系。
    尼日利亚承认中国对这里的观察家们是晴天霹雳。
    这一行动与去年十二月埃塞俄比亚承认北京政府同样重要。由于埃塞俄比亚承认人民中国,北京同所有东非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尼日利亚承认中国是西非国家向承认中国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国民党一直拉拢黑非洲国家,因为他们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关于接纳北京政府的投票中,在数量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一九七○年十月以来,人民中国得到了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六个国家的承认,从而使得承认中国的国家达到了五十八个。
    【法新社巴黎十一日电】继一九七○年十二月埃塞俄比亚的承认之后的尼日利亚的这次承认,表明非洲最温和的国家对一个有八亿居民的国家在大的国际事件中应占有的地位的认识有了进展。这种承认将加强北京在非洲占据的地位。
    【路透社拉各斯十日电】今天,由于尼日利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亚非国家又建立了一个重大的联系。
    中国已经同一些法属西非国家有贸易和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尼日利亚在黑非洲国家中经济发展迅速,因而同拉各斯建立的联系被认为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
    对中国来说,这也是恢复了她的使团在一九六六年由于恩克鲁玛下台而被赶出加纳以后在西非前英国领地失去的立足点。
    观察家们今天说,同中国建立的新关系将既抵销苏联在这里派驻庞大代表团的影响,也平衡同东西方的联系。
    【路透社西贡十一日电】(记者:布赖恩·威廉斯)打入老挝的南越军队今天遭遇到越来越激烈的抵抗。
    司令部发言人说,北越军队(据信他们在避免同艰难地前进的政府军直接接触)昨晚对老挝境内的一些前哨基地进行了几次迫击炮轰击。
    【美联社西贡十一日电】南越军官今天说,老挝的激烈战斗尚未到来,但可能不久便会到来。
    战场指挥官说,他们预料在车邦周围的谷地将发生重大战斗,因为据认为在那里部署着一些数目相当大的北越正规军。
    美联社记者威廉·巴顿从溪山报道说,他看见两辆卡车载着南越的死伤人员沿九号公路从老挝开回来。
    巴顿说,九号公路沿线和老挝边界一带的美军阵地和南越军阵地接连不断地遭到炮击。
    【路透社南越溪山十二日电】保卫胡志明小道地区的北越高射炮使美国和南越损失了不少直升飞机。
    一位驾驶员说,在这一军事行动开始以来的四天中,在边界两边共击落了四十架直升飞机。但是这些消息不能得到官方的证实。
    据美国直升飞机驾驶员们说,他们为了躲避炮火,飞行动作非常猛,以致坐在飞机里的南越军官有时晕机晕得太厉害,无法执行协调地面火力和空袭的工作了。
    【合众国际社西贡十一日电】军方人士说,共产党的高射炮十日对支援企图切断老挝南部的胡志明小道的南越军队的直升飞机组织了火力网。
    一架UH一1休伊式直升飞机驾驶员(二十六岁)理查德·斯泰尔特说,老挝的地面火力是“确实致命的”。斯泰尔特刚执行任务回来,他的直升飞机被子弹打得到处是洞,副驾驶员腿部受伤。
    在溪山简易机场指挥塔值勤的一位二十岁的四级技术兵威廉·伦奇勒说:“这是个疯人院,我们使三个师的军队和所有支援部队都在这里坐等着,我们一直不能把他们运出去。”
    【纽约时报新闻社华盛顿九日电】(记者:比彻)政府分析家在私下谈话中竭力避开“堵死”胡志明小道之类的字眼。他们坚持认为,除非南越准备把三个到五个师的兵力投入胡志明小道两旁,并让他们驻守在那里,否则就别想做到这一点。
    分析家们说,西贡抽不出那么多部队来进行这样一场长期的军事活动。
    但是他们说,短期轰炸将能摧毁北越部队在前沿阵地储存大量军用物资的能力,这样将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内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性和恐怖性袭击。
    当然,这种分析是预料目前的军事活动会得到成功为基础的。如果南越部队被击溃的话,整个战略将会自食其果。
    【美联社纽约十一日电】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广播说,美国地面部队参加了入侵行动,一些士兵穿着南越的军装。
    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仍否认有任何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卷入这次行动中。
    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塔克诺说,他曾看到似乎是一个美国人同两个南越士兵在老挝境内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洗澡。同塔克诺一起乘车的南越人说,这个人是一个“美军顾问”。
    他说,不久,一架美国直升飞机飞抵这里收走一些美国人的尸体。驾驶员说,他正在等待收走被击落的四架直升飞机的机上工作人员。塔克诺说,南越人出人意外地带来一个第五具美国人的尸体,他穿着南越空降部队的制服。
    【美联社纽约十一日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的消息今天报道,在老挝运送南越军队的美国直升飞机有时载有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他们有些人穿着南越军装。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西贡记者杰夫·威廉斯发来的这则报道说:“这个消息与华盛顿和这里的美军司令部宣称在老挝作战的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说法是矛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寻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地上建立和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所有邻国执行睦邻政策。
    说事态并不完全按美国的计划发展,战争很可能象过去那样难以预料地进行下去;认为美在印度支那地区将始终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
    【纽约时报新闻社华盛顿九日电】詹姆斯·赖斯顿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华盛顿:忘却的教训》,全文如下:
    在印度支那战争的最近这场危机中,当我们再次被告知最近在老挝的冒险肯定会使这个长期的痛苦结束的时候,回顾一下历史也许是明智的。
    上一次,只是在去年春天,当时是攻入柬埔寨的行动,据说是能摧毁敌人的庇护所和使我们撤回来。在那以前,是摧毁敌军的春节攻势,据说已经给予对方无法忍受的打击。而在那以前,曾相继提出美国空中支持,然后是美国空军力量本身,接着又是美国的寻歼行动和轰炸北越,据说都是具有“决定性”的。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很久以前指出,这是突出说明一个被人遗忘已久的教训的很久的往事。他写道:“不管我们在二十世纪多么力图在事先就估计到战争的种种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始终发现,在我们的估计中不是根本没有估计到其中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对这种后果所做的预测是非常不全面的。说明这个事实的例证之一就是东欧和巴尔干人失去了自由——正是这些地区的自由据说是促使我们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概是说明这种估计错误的最可悲的例子。盟国当时认为决不会有比威廉皇帝统治下的德国更为残暴的侵略者了,因而它们在西方进行了那场糟糕的战争,一直打到“完全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为我们自己制造了两个更要可怕得多的威胁,即纳粹的德国和共产党的俄国。
    当然,攻入老挝的行动在军事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甚至连攻击一个为了对南越发动进攻而在一个中立国家取得庇护和在那里聚集的敌人,在道义上来说也是有道理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只要敌军可能“最后”威胁我们自己的军队的安全,它就将使用空中力量。
    从五角大楼来看,所有那些其它行动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一个通过漫长的补给线进行活动而又无空中力量的小小的敌国,竟能够抗击五十万拥有一切现代化战争武器并完全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美军;这种情况,我们根据逻辑能够想象吗?然而,事态并不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发展。
    现在这里的设想是:河内只剩下它在胡志明小道沿线上的最后的一条补给线了,如果把这个小道切断,敌人就会长时期地陷于瘫痪,至少足以使我们撤出来,而南越人到那时将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了。
    如果你也设想苏联人和中国人将不再向河内提供武器来对付盟国越来越猛烈的火力,那么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设想。或许敌人这次将会迁就我们,站在那里同我们作战并且让我们摧毁他们,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北京则耐心地在一旁观战。但是这一点不是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时间和地理环境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如果敌人只是退到丛林中去,并在以后在北越重新集结起来,那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那时将以在北越的部队“最后”可能威胁我们的司令部这一理由而恢复对北部的轰炸吗?如果我们的确切断通向北部的补给小道而且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内撤出的话,那么在这方面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呢?
    “为结束战争而打一场战争”的理论随着伍德罗·威尔逊一道过时了。当我们最终离开(越南)时——如果我们真的离开的话,人们将会说:河内的武元甲将军把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而且又把美国打得作出了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这既不会损害也不会阻止武元甲在将来同西贡进行斗争。(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因此,战争很可能象过去那样难以预料地进行下去。总统显然已经赢得了美国舆论的支持。他甚至感到没有必要向美国人民解释他在空中攻入老挝的行动,人民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
    全国广播公司不久前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确信美国实际上已有地面部队在老挝作战,尽管政府的说法是相反的。一句话,甚至在政府说真话的时候,参加民意测验的人中几乎有一半人也不相信它的话。
    比较普遍的看法似乎是:只要我们的伤亡数字不是太大,进攻一个被敌人占领的中立国家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敌人入侵一个中立国家,那我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情合理的。
    这是我们最近的冒险行动的逻辑推理,但是如果俄国人或者中国人认为,由于我们在向西贡提供空中支持,他们将向河内提供空中力量或者再提供一些比较远程的火箭,那该怎么办呢?那时我们的逻辑推理和我们的假设将遇到怎样的情况呢?
    巴特菲尔德曾说:“我觉得这或许能够成为一个规律:任何国家如果不改变力量平衡从而变成对它的邻国的威胁的话,它是永远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那种安全的。
    ……这将使我们遇到看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始终面临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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