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六日刊登该报记者迈克尔·托马斯的报道,标题是:《一九七○年是罢工最多的一年,四个部门各损失一百万劳动日》。摘要如下:
    自从一八九三年开始有罢工的记录以来,一九七○年是罢工最多的一年。
    详细的情况要到本月晚些时候才能得到,但是今天在就业和生产率公报中所公布的数字表明,在七○年头十一个月中发生了三千七百二十五次罢工。
    这比一九六九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一九六九年是以前的罢工次数最多的一年。
    到去年十一月底,罢工已使工业部门损失了一千零四十八万五千个劳动日,有一百七十万二千五百名工人参加了罢工。全年的总损失可能达到一千一百万个劳动日,使七○年成为一九二六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
    在去年罢工损失的最后数字发表后可以看出,七○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劳动日比一九六九年约增加三分之二。
    去年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是采煤、机械、汽车制造和地方政府,每个部门都损失了一百多万个劳动日。其次是码头,大约损失七十万个劳动日。
    港口方面遭到的损失:在过去的一年中,默尔西河码头和海港局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爆发了,由于一万零八百名码头工人在利物浦港罢工,总共损失了二十万个劳动日。
    利物浦港雇主联合会统计的初步数字表明,在这个总数中,七万个劳动日完全是由于地区性争端而损失的,另外十一万二千个劳动日是在全国码头工人罢工中损失的,再有一万八千个劳动日是在反对政府提出的工业关系法案而举行的两次游行示威中损失的。
    【美联社伦敦二十六日电】五大国际经济组织发出警告,西欧面临以下危险:普遍的通货膨胀,威胁着人民的生活,破坏着国家经济,削弱了公众对纸币的信任。
    通货膨胀和罢工运动在西欧如同西方世界大部份地区一样,是一九七○年主要的经济问题。
    美联社的调查表示,一九七一年可能仍有这两项问题。
    一九七○年,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受到通货膨胀的不同程度的打击,特别是英国、丹麦、荷兰和瑞典,通货膨胀很厉害。比利时和西德一九七○年还能应付过去,但是一九七一年能否应付,要打上问号。
    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统计,瑞士物价上涨比率最大,在一九七○年头三个月,涨了百分之九点二(以年率计,下同),但是英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被公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
    第一季度其他国家物价上涨率如下:爱尔兰涨百分之八点五;日本是百分之八:英国是百分之七点七;法国是百分之六点三;比利时是百分之六点一;美国是百分之六点一;西德是百分之五点九;意大利是百分之五点五;荷兰是百分之五点一。
    以年度来说,物价一年上涨百分之二、三,一般地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
    除了通货膨胀外,一九七○年在经济上还是相当宁静的一年,至少是五年来没有国际货币或黄金危机的第一年。
    但是,由于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日趋恶化,又由于英国出口价格在世界各市场的竞争力剧减,这样一个没有货币或黄金危机的前景,在一九七一年来说,似乎在消失中。
    英国一九六九年的国际收支盈余为十亿零九千万美元,一九七○年的国际收支盈余降至九亿六千万美
    元。
    一九七一年看来将继续下降。
    罢工是英国的一大难题。一九六九和一九七○年,英国发生的罢工事件,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自发性罢工,使英国经济遭到麻烦。
    【德新社华盛顿六日电】据这里的绝对可靠人士今天说,美国准备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为继续占领其在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中征服的中东三块重要的领土而作的努力。
    这三个地区是,叙利亚边境的戈兰高地,约旦的那一部份耶路撒冷地区,可能还有约旦河西岸一带的几个地区。
    如果以色列同意这个保证,那实际上将意味着放弃广大的西奈半岛。
    【法新社华盛顿六日电】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美国权威人士认为联合国中东调解人雅林昨天在纽约举行的会谈可能取得足够的进展,而使停火在二月五日到期之后有可能延长下去。
    但是他们强调尼克松总统在星期一(四日)晚上的电视谈话所说明的条件,即苏联对埃及施加影响来实现一种和平解决办法。
    美国中东问题专家之所以比较乐观,是因为他们看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接受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去年六月提出的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时都为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对苏联对和谈的动机有怀疑,美国的乐观态度受到限制。
    许多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莫斯科的目的是保持以色列—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局势,作为帮助扩大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影响的一种办法。
    【美联社联合国七日电】联合国特使雅林今天飞往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政府官员举行高级会谈,这次会谈可能是决定已经恢复的阿以和谈前途的关键。
    雅林计划会见梅厄总理和埃班外长,然后在十日返回联合国总部。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四日一期刊登了从伦敦发回的一篇报道,题目是《美国和俄国:紧张关系加剧》,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一年同苏联打交道时将面临这样一种前景:
    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什么改善的话,也只会有很小的改善。
    苏联问题专家坚持认为,美国总统最好还是打消任何这样的微弱希望:在未来的一年,同俄国领导人取得真正的和解。
    这些专家强调说,苏联的领导人看来是一心想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一次强烈的试探性运动,要使自己在美国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得到军事和政治上的好处。
    这就是他们对尼克松所要求的“谈判的时代”作出的答复。
    克里姆林宫在大力扩大俄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影响时,指望这三个有利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俄国在核力量方面达到了同美国大体上平手的地步,这一点在一项军备控制协议中可能正式得到承认。
    第二个因素是苏联的常规实力得到明显的增长,这已使克里姆林宫能够增加它在欧洲的军事优势,以及在大西洋、地中海、中东和印度洋驻留越来越大的军事力量。
    第三个因素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和经济上的紧张局面,从而产生强大的压力要求不断削减防务开支,并且摆脱美国在世界各地承担的义务。
    看来苏联领导人认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也许能够把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力量对比不断向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面变化。
    问题。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尼克松面临的大问题是要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相信,美国决不会让他们在核军备竞赛方面得到战略上的优势,也决不会让他们在全球进行试探的过程中不受到挑战。
    看来苏联领导人确信,苏联在全世界同美国争夺权力和影响的竞争中,情况终于在朝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影晌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归纳了尼克松在面临克里姆林宫的挑战时遇到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同俄国人的关系中感到棘手的是,他们与别人打交道时只进不出,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他们,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为使莫斯科确信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只进不出”的这一工作过程可能在一九七○年最后几周已经开始。在那段时期中,尼克松总统宣布如果没有苏联相应的削减,美国军队不会从欧洲撤走;国防部长莱尔德发表声明说他打算要求增加防御拨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决定,必须就柏林问题缔结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然后他们才会朝俄国人要求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前进。这些足以使俄国人的活动放慢吗?
    西欧的权威人士说,大概不会。在波兰引起的不满和政治变动大概也不会使苏联放弃它长远的目标。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二日以《两大国的对峙》为题刊登雷蒙·阿隆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在一九七○年刚刚结束的时候,评论家对判断犹豫不决,因为在他自己看来,趋势似乎仍然是不定的: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是走向新的对峙,还是走向合作阶段?
    在一九七○年,苏联作出了极小的让步,却在欧洲和亚洲达到了它的目的: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人民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勃兰特总统的政府事实上承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接受了二十五年以来的边界现状,同苏联和波兰签订了一些协议,虽然还未经批准。
    人们认为,联邦德国丝毫没有牺牲它长期以来没有失去的东西。
    在亚洲,在一九六九年春天乌苏里江上发生军事事件之后,一九七○年也标志着“正常化”。
    苏联在中国边界上集结了有五、六十个师的大量军队。苏联不顾中国当权者的抗议仍然在中国边界上保持着这些军队。至于美国外交,它没有对中苏冲突施加任何影响,至少是有意的影响。在美国、苏联、人民中国的三角关系上,每一方仍然是另外两方的敌人,敌人的敌人没有成为朋友。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尼克松总统不打算放弃其前几任的战略。
    在越南,尼克松总统希望逐步撤走远征军,而又不使南越成为共产主义的。看来苏联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个计划。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应该支持北越的战斗,以便保持一个革命国家的威望。在逻辑上它也应该希望在东南亚保留一些美国军队。两大国在越南或在这一整个地区没有在政治上真正对峙。
    这两大国对峙正是在中东。它们正是在战略武器上设法达成谅解。
    由于罗杰斯计划,在苏伊士运河和约旦的军事行动才停止了。但是,就是这个罗杰斯计划引起了苏美关系的严重危机。
    苏联人在军事上驻扎在埃及。他们使士兵远离他们的边界,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是否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他们的利益,可以保持他们的影响的解决办法?假设他们赞成一种解决办法,以色列人是否会甘心进行必要的撤退,埃及人是否会容忍以色列国家的合法存在?对于这些问题,一九七一年至少将会给予初步的回答。
    一九七一年也将会回答另一个问题:两个大国是否有可能和愿意限制他们的战略武器?
    所谓的谈判取得的成就,可能有助于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但是,这还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协议。在世界各种问题上,特别是在近东问题上都还存在着对立。罗杰斯计划使人产生了希望,两犬国有可能首次达成协议,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对它们自己是危险的冲突,而且也是为了消除其它国家之间冲突的原因。希望落空了吗?悲观主义者为他们的怀疑寻找了好多理由,而乐观主义者则坚持他们的信念。也许这些人或那些人太重视记者和外交官在评论时所强调的紧张和缓和交替现象的重要性了,这种交替现象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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