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22日参考消息第2版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１６日电】明天的“战斗报”刊载一篇社论，题目是：“对莫斯科‘真理报’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合作问题的文章的答复”。“战斗报”在这篇社论中答复了莫斯科“真理报”最近一篇文章中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提出的指责和攻击。“战斗报”的社论说：莫斯科“真理报”在５月９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一致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的文章。这篇文章使人有这样的印象：它是在考虑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和在其他国家共产党表明态度后作出的最后定论。它运用了意识形态的理论论据，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是政治性的。
    开头的几句话就断然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提出的主要“证据”是，在某些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跟去年１１月莫斯科通过的十二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有所不同。
    这种在理论问题上的主观标准，被正式用来作为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整个政策的全面攻击的充分根据和理由。这个攻击的目的是要显示这个政策是违反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的，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包含许多含沙射影之词——举例说——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和主张是符合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的。
    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没有从对纲领草案的同志式的批评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且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显示他们“继续坚持”“真理报”认为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态度”。因此，“真理报”说：如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接受这个“批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放弃他们的态度，那么就不可能进行合作。这意味着要求南斯拉夫要么接受“批评”，也就是说放弃它的原则性意见，要么承担后果，而“真理报”的文章已经在暗示在国与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的某些措施。
    特别应当指出：在发表这篇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和纲领进行“分析和最后估计”的文章以前，“真理报”并没有使它的读者能够那怕是部分地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和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真理报”只是指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草案已经发表，但是对这个纲领只字没有刊载。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它只是刊载了三个非常简短的消息：关于代表大会开幕、继续开会和闭幕的消息。而这些消息丝毫没有提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大会的结果。
    当然，究竟向读者报道些什么，该由“真理报”来决定。但是我们应当指出，“真理报”的读者没有能够获悉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看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全文。
    追溯一下后面的事实并不是多余的：“真理报”很少刊载关于南斯拉夫的正面消息，而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它根本停止刊载这种消息。它并没有向它的读者报道甚至是关于南斯拉夫对苏联外交政策中建设性倡议的积极支持。总的说来，它所刊载的关于南斯拉夫的消息是寥寥无几的。在苏联方面，总是以“真理报”篇幅有限作为解释。但是，事实证明“真理报”在发表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时却并不缺乏篇幅。一、老方法
    “真理报”在“分析”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它的纲领的那篇文章中，根本就没有从纲领或者宣读的文件中引用任何一个思想。相反地，它断章取义地曲解了若干句子，以便“证明”它的说法是正确的。“真理报”，那些被曲解的句子也没有加以正确的转述。因此，它是用一种完全歪曲的方式来表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态度的。争论的题目并不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真正态度，而是为了适合这种“批评”的需要而加以歪曲的态度。正是这一点表明，维护这种批评的人们甚至不想让他们的舆论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真正结果。
    列宁曾用下面的话来谴责这种批评的方式：“把显然毫无意义的话说成是对方所说的，然后再加以驳斥，这不是非常有思考力的人所使用的方法。”
    为了要证明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谓没有“阶级观点”，“真理报”摘引了铁托同志报告中的两句话：“如果我国外交政策同另外某个国家的政策、具体说同苏联政策相同时，那就更好了。我们也希望，我国的政策和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尽可能多地同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策和观点相同。”对于这一点，“真理报”又加上评语说：“声明希望南斯拉夫的政策和观点更多地同美国的政策和观点相同，这听起来是多么令人奇怪！”这番评论的目的是要别有用心地歪曲所引的这段话的真正意思。
    然而每一个思想清楚的人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铁托同志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显然这里牵涉的问题是要寻找和平和国际合作方针的共同因素的倾向。这难道不也是苏联目前的外交政策的目的吗，这难道不是争取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努力的用意吗？每一个客观的读者都可以清楚地看出，铁托同志在这段引语中仅仅表示希望，美国的政策也接受南斯拉夫保持采取的、而且南斯拉夫和苏联已经有一致态度的那些共处的原则和裁军方面的那些态度——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难道苏联政府不也希望这样吗？那么究竟因为什么铁托同志的态度“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呢？
    这篇文章的若干段落是专门谈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的，文章的作者们在这些段落中“不禁”询问为什么美国帝国主义者给予南斯拉夫经济援助，然后并把南斯拉夫的政治态度同美国的贷款和“奖金”连系在一起。
    文章还粗暴地侮辱说：“约·铁托在普拉发表博得全世界反动派一致喝彩的对苏联不友好的演说以后，南斯拉夫从美国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新的大批奖金。”
    这些例子很足以说明“真理报”文章所使用的整个方法。他们这样来选择、处理和解释代表大会材料的态度以便达到他们所想望的目的：证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和主张是违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的，它们主要的目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它们跟帝国主义有某些至少是可疑的关系。从这样一种意图出发，那末当然，所提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里，不存在于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和讨论中的——在那里说明了南斯拉夫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争取和平和平等的斗争的态度。
    很明显，目的是要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和主张名誉扫地。
    这篇文章的口气是粗暴的。它包含了许多侮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说法。这样的口气和辞句，以及它所用的方法和不择手段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能使这篇文章具有它自己要显示的“一种原则批评”的性质。二、（原电这里没有小标题——编者注）
    “真理报”文章的作者们想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答复许多不能理解目前和过去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的人们提出的问题。提得最经常的问题是：“谁需要这种运动，谁能这样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说话？”
    “真理报”文章作者们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论点就提出这种论调：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奉行一种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而南斯拉夫似乎要抗拒这种政策。
    大家知道，在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对于这种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南斯拉夫，不是某一国家政策的被动的对象，而是正常化的一个主动因素和维护者。在斯大林时期中，南斯拉夫公开地保证要使关系正常化。它欢迎１９５５年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因为没有这一步，我们希望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无人理睬的呼声罢了。
    过去几年的情况说明，关系正常化已经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建立巴尔干的更融洽的气氛方面，对和平事业和国际合作，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好处。因此，消除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和“错误”——这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显著——不但没有损坏苏联的名誉，反而产生一种有利的影响，在恢复我国人民中间对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新领导的信任方面特别是如此。
    在这个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我们进行了很多努力。我们逐渐开始忘记１９４８年，我们在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方面创造信任和乐观的气氛，虽然，在整个这一时期，我们也遇到一些不好的征候和现象。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是强调，我们不准备放弃我们根据１９４８年以后那个时期的非常困难的经验在具体问题上得出的看法。某些人认为，把这些非常困难的经验称之为“错误”就够了，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却远不止是行动或方法上的“错误”。
    最近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运动，特别是“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说明这个趋向已经停止，说明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又在向１９４８年挖掘的战壕加速撤退，而所用的武器也是原来的武器。许多人本来以为，这些武器已经送到工人运动的博物馆中去，成为后代的教训，说明不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三、关于共处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过下列观点：“我们认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更进一步：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编者注）
    但是，“真理报”现在却用辱骂的字句攻击我们的积极和平共处政策。鉴于这一行为在国际关系上可以产生的更广泛的后果，这无疑地引起了人们的忧虑。
    苏联政治家们在若干场合强调过他们希望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倾向。苏联现在竭力争取召开最高级会议，以便改善总的国际形势，并促进苏美关系的改善。苏美关系的改善无疑地也会促进全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鉴于苏联明白宣布希望和平、国际谅解并且不问各国社会制度如何而同一切国家合作，人们很自然地希望“真理报”强调南斯拉夫和美国之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正常关系是一件好事。可是，“真理报”的行动却恰恰相反。它事实上企图证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是违背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这也就是说，就好像如果南斯拉夫切断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那对世界和平会更好些似的。
    这种说法只能用两种办法来解释：或者“真理报”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只有苏联有权利同美国进行接触和谈判；或者“真理报”干脆不相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需要合作，实行共处的提法。无论如何，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是令人鼓舞的。四、南斯拉夫和“对帝国主义者
    的帮助”
    在“真理报”文章中占中心地位之一的是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问题。虽然文章说，作者们“不禁要”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有意识的，而且怀着明显的企图和用心。这里的意图也很清楚。现在必须做的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把讨论从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领域转移到外交问题讨论的领域，也就是转移到文章的作者们认为他们可以令人信服的问题上。在这里，他们也实行了这样的逻辑：“双方口角，不择论据”。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过去关系中，看起来这个问题也已经完全弄清楚了。苏联的同志们在会谈中说，他们并不反对美国的援助。他们也知道，这种援助既不损害南斯拉夫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也不意味着干涉我们的内政。全世界都知道，南斯拉夫拒绝了把援助同对我们内政问题的任何干涉，那怕是最微小的干涉牵扯在一起的每一种企图。“真理报”文章的作者们也知道，南斯拉夫已经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取消了军事援助。我们对于美国政府所持的态度和所提的建议也是众所周知的：在相互的经济关系上，我们应该转入长期贷款的方式，因为这样能够提供更正常地制订经济发展计划的可能性，并且能够把相互的经济关系放在一个巩固的基础上。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外援问题也有一种很早以前就规定了的非常明确的态度。如果援助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如果那样的援助并不约束自由地和不受阻碍地决定内政和外交政策，那么，这种援助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援助侵犯了或限制了主权和受援国人民所希望的那种内部发展，那么这种援助是不应该接受的。
    一个善意的和客观的观察家是不会在这样一种态度中看到有帝国主义者的影响的。大家都知道，列宁曾经允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时作出甚至更大的让步，那就是，在它的领土上向外国资本作出让步，但是他并没有在这里看到任何帝国主义的危险。
    列宁写道，“工人国家并不废除任何国有制，只是把一定的矿山、森林、油田及其他等租予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使我国能于从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的补充装备和机器。我们用一部分贵重产品所付给承租者的这一代价，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缴纳的一种贡税；我们丝毫也用不着隐讳这点，只要能加速恢复我们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样的贡税对我们是有利的。”（“列宁文选”第二卷，中文版第８８５—８８６页）（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列宁进一步写道，“我们确知自己的利益与损失，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确知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规定有先期赎回的权利时，我们也确知先期赎回的条件。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支付一定的‘贡款’，在某种关系上从他们那里实行‘赎买’，同时我们却能立刻获得巩固苏维埃政权地位和改善我国经济事宜的一定手段。”（同上第８６２页）
    “真理报”文章的作者清楚知道，接受美国的援助丝毫没有妨碍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决定我们过去认为和现在仍然认为最适合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的对内对外政策。虽然接受了美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支持苏联政府的同我们的态度相符合的一切外交政治倡议，扩大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为在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斗争最积极的国家之一或在任何场合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在我们国家内，这也并不妨碍我们致力于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建设年年取得了愈来愈大的成就。
    “真理报”也知道，美国给南斯拉夫的援助只等于我们国民收入的４％，一个人只有根本一点也不客观，才能在全世界公众面前硬说这个４％决定了我们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态度。
    此外，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反希特勒联盟的大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援助一个在反对共同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人力和物力上牺牲最大的国家，至少必须给它以最低限度的援助，来帮助它在自己的努力下摆脱落后和战争破坏和创伤，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处在受到完全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的时候。
    美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现有关系有助于发展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美利坚合众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在美国，有一百多万美国公民是属于南斯拉夫血统的，其中绝大部分在工人中。谁也没有权利指责那些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谅解的合作形式。在过去八年中，美国最反动的人士经常表示反对援助南斯拉夫。“真理报”是熟悉在美国发表的这些反对援助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文章和言论的。这些言论和文章常常同“真理报”对待这一问题的方式同样带有侮辱性。我们的舆论一向知道如何对所有的侮辱给予应有的回答，不允许任何人侮辱一国人民的威严和自尊。
    “真理报”文章的作者们在分析美国给南斯拉夫的外援时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所谓无私援助的结果，南斯拉夫对外国债总额达到了八亿多美元的巨大数字。南斯拉夫每年要用出口收益的２５％以上偿还外债。”
    这种说法也是颠倒黑白的。我国的债务是１９４８年以后欠下的，这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经济封锁和压力的结果。“真理报”应该知道，由于经济封锁和１９４８年的经济协定和其他协定的破裂，我国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共达六亿美元，而间接损失则将近这个数字的三倍。在我国当时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向国外贷款，贷款的条件经常是非常不利的，有时甚至以１１％的利率贷款，因为有些放款人利用了这个国家受到封锁和压力又不想对任何人屈服的处境。“真理报”这篇文章的作者缺乏感情的程度是完全难以想像的。他们现在竟然拿那种并不是我们，而是共产党情报局在１９４８年和以后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来责备我们。当时，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压力前面投降，要么是停止经济建设，加紧采取节约措施，叫人民饿肚皮，要么就借债，贷款，发展工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了解到在比较和平和比较好的日子里，有了一种比较强大的经济，我们将能够还清我们的债务而没有困难。我们选择了第三条方针，也是最恰当的方针。由于这个原因，“真理报”还是不要提出这个问题好，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是谈不胜谈的。我们的经济甚至在今天也感到这次经济封锁的后果。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不恰当地把我们欠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亿多美元的债务，包括在据他们说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无私援助”而欠下的南斯拉夫的国债之内。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种以信贷和贷款方式欠下的债务的，特别是当我们按照有利的条件取得贷款的时候，我们从苏联取得的信用贷款就是这样。我们也在其它国家得到类似的信用贷款。这种信用贷款构成了更快地发展经济的积极的经济合作。不论我们所欠的债务的数目看来是多么的大，它们从来没有超出过我们偿还信用贷款的可能性的范围。我国已经调整了债务，把短期信用贷款改为中期信用贷款。所使用的信用贷款已经为更迅速地发展经济和正常地偿还债务创造了条件。我们定期还债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说接受小麦和油脂这种剩余农产品，是同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相矛盾的，这是很奇怪的说法。一个客观的经济学家决不会有这种说法。只有拙劣的宣传家才能这样说。南斯拉夫是迫不得已才在一定期间输入小麦和油脂的。接受美国剩余小麦（否则它就不得不用货憋偿付），它就可以腾出外汇资金来购买机器和工业设备。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实践表明，这两件事情并不互相矛盾。
    此外，贷款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贷款的好处。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我们能够办到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够办到的。接受贷款从没有超过我国经济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为了把贷款吃掉而是为了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才接受的。尽管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句是南斯拉夫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一个，这不是偶然的。南斯拉夫将继续接受贷款，因为贷款是有助于加速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积极方面。贷款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事情，“真理报”文章的作者企图把这说成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令人吃惊的。
    记住所有这一切以后，我们让读者们自己去指出“’真理报”“关于美帝国主义者补贴南斯拉夫”，“关于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不断夸奖南斯拉夫领导人”，以及恶意提出的问题“酬谢什么功劳”等含沙射影之辞了。
    如果把这种歪曲和侮辱的说法称为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讨论的话，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侮辱。五、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真理报”的文章在一个地方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的，那时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以外，国际舞台上也出现了欧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真理报”同时又指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恰巧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它提出了荒谬的断言，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兴趣是“为了迷惑和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把它们彼此对立起来”（同“真理报”原文不一样——编者注）。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要求始终一贯地、切实地执行平等和自愿的原则，因此这就要求坚决地消除以前的实践中的一切残余，以前的实践是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特点，而不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它要求进行全面的积极合作和诚恳地交换意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一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因为无庸争辩，世界上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新的问题的正确解决。除此以外，共产主义者联盟并不是曾经着重指出有必要按照应该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迄今存在的关系实践中得出的教训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唯一组织。
    难道“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不记得，中国政府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一篇文件中用下面的话，指出了这个问题：“虽然在思想意识和斗争的目的方面是团结一致的，但是有时也发生，社会主义国家某些人物在彼此关系上忽视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平等原则。这样一种错误，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含有沙文主义的错误，犯在一个大国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
    难道“真理报”已经忘记苏联政府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发表的一篇特别宣言吗？这篇宣言强调了下面的话：
    “在建立新制度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未解决的任务和一些错误，其中也包括有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平等原则的错误。”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极坚决地谴责了这种侵害和错误，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主义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代表大会宣布必需考虑到每一个已经走上建设新生活的道路的国家的历史情况和具体的特点。”
    “苏联政府准备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来讨论一些措施，保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
    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一向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如“真理报”说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的那些国家之间，必须加强国际关系，兄弟合作和互助。”我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该简化到只限于共处原则。它们应该在各方面处于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高得不可比拟的水平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应当以它们彼此的关系给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贯平等的关系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力量的充分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无可争辩的。
    共产主义者联盟始终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真正团结，维护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真正团结而不维护任何形式上的团结的。我们受到责备，说我们公开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就破坏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事实上，这种反对意见无非是，以团结的名义要求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保持缄默，而那些以团结的名义批评我们的人们却保留发言和表示态度的权利。这就是说，根据这种保证团结的逻辑，那就变成这一方以团结的名义有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态度的权利，而另一方则被以同样的团结名义剥夺了这种权利。这种团结的概念怎样能跟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的原则相调和呢？
    另一方面，实践本身表明，那种认为实际问题和分歧意见可以掩盖起来的想法是幻想。以为把问题掩盖起来对于团结事业有益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的利益要求对一切问题应该老老实实地和坦白地进行讨论，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平等的权利参加研究这些问题和谋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们还被责备，说我们的态度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混乱。如果像莫斯科“真理报”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态度是错误的，那末，就没有我们的态度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混乱这种危险，因为实践会抛弃它们。如果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那末，它们正是在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的一个直接帮助。总而言之，很明显，谈论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工人运动并不是散布混乱，相反地，这倒会导致混乱的消除。六、“意识形态”争论的背景
    在读了“真理报”的社论之后，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莫斯科“真理报”在南斯拉夫—苏联友好合作越来越有成果地发展的时候，认为有必要突然发表一个长篇的、激烈反南斯拉夫的文章，它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
    在合作问题上，南斯拉夫的态度实际上没有什么改变。是不是“真理报”文章是要表示苏联现在正在改变它对南斯拉夫的政策和路线呢？它是不是要证实，跟南斯拉夫的合作并不是真心诚意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进行的，是为了使南斯拉夫放弃它的由实践得来、并以南斯拉夫的经验为根据的立场呢？而由于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而每个对问题作实事求是的估价的人必定从一开头就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于是现在就采取旁的办法呢？
    无可争辩的是——而且我们从来没有隐讳这一点——在我们同苏联之间，对于某些社会主义进一步建设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存在着某些分歧，这主要涉及某些意识形态和某些关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形式的问题。但是这些分歧本身根本不是事情的全部。因此，把这些分歧说成是绝对的，那就完全错了，而人们可以从“真理报”的文章中看到，它的作者们是故意在夸大这种分歧。但是，要对现有的意识形态分歧作任何实事求是的、善意的和正直的判断，首先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结合国际工人运动和和平力量的基本趋势、任务和努力来看待这些分歧，并且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的观点来估计问题。换句话说，有必要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我们共同利益的范围以及我们共同行动的目的和基础之间，确立确切的现实的关系。
    至于我们希望达到的主要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并无分歧。不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在有关和平、保卫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的具体政策上，也是如此。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共同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共同保卫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都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存在着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国家，尤其应该关心加强社会主义，因此就是关心团结问题，而不问分歧怎样。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他们深深地毫不动摇地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的全部行动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都是以在世界上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关系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在国内建设和国际作用两方面的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实，南斯拉夫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一个坚定和积极的因素，它在它的整个方针和每一个具体行动中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利益为指针的，它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国际关系上也主张为世界的社会进步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条件。
    在处理裁军等重要问题的时候，南斯拉夫不但支持一切积极的建议，而且自己也提出结束裁军问题僵局的建议和倡议。提出以新的办法处理裁军问题和寻求有限的初步协议的倡议的正是南斯拉夫，主张原子核国家之一单方面停止进一步的试验爆炸以便打破这个问题上的恶性循环的，也是南斯拉夫。追述一下这个事实并不是多余的。南斯拉夫当然还对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从而对解决裁军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联政府给予了衷心的支持。
    在裁军问题这样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领域中，南斯拉夫和苏联不但在观点上证明是相似的，而且在实际政策和具体行动上也是非常吻合的。这也适用于一切重大的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
    这里也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南斯拉夫一贯支持反殖民主义运动，从没有吝惜这种支持，也没有作过任何妥协的事实。（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我们认为，追述下面这一点——虽然牵涉到的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并不是多余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旨在干涉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内政或削弱它们的国际作用的一切进攻和压力面前，特别是在面临针对这些国家的一切侵略倾向或者好战倾向的表现的情况下，是始终一贯坚持保卫这些国家的态度。甚至在最厉害的斯大林主义压力下它也是这样做的。所有这一切一刻也没有动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社会主义的深刻信心，也没有动摇它履行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国际义务，而不管这些国家当时对我们实行的政策是什么性质。甚至在我们受到最肆无忌惮的压力的时候，南斯拉夫也坚决反对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所施加的一切压力，特别致力于揭露关于“解放东欧”的理论和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行动。南斯拉夫在抵抗斯大林主义压力的同时，也对一切以谴责斯大林主义为名而实际目的却是打击社会主义的势力——就是以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提倡民主为名而实际上却要取消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和恢复资本主义和旧政权的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斗争。甚至在不光彩的共产党情报局时期的最艰苦时刻，共产主义者联盟仍然深信：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危机是暂时的，并且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危机的解决。凡是对这个问题作客观估计的人一定会承认，很难找到另一个像在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所显示的这样坚定不移地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始终一贯地履行——在一切条件和环境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例子。
    对于社会主义力量团结的问题，南斯拉夫也始终不是从形式上的团结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真正的团结的观点出发来处理的。南斯拉夫曾经竭尽它的力量来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它们的互相合作中得到有力的和全面的表现。
    因此，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和平、反对国际关系中的消极倾向、支持世界进步运动这样一些问题上，南斯拉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南斯拉夫在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和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和平倡议的支持，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倾向的斗争方面的活动，争取实现裁军的斗争——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对和平和社会主义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的广泛合作的具体形式。
    同样，在南斯拉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方面，已经在广泛的规模上获得了相当大的积极成果。
    这也是一个事实：一些时候以来，我们之间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分歧，以及在对于发展和加强社会会主义斗争的某些方法和形式的看法上的分歧，对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情况下的政策和策略的估价方面的某些分歧，在这个或那个共产党、社会主义世界的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作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以及在各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应当表现的形式方面的分歧。
    所有这些分歧无疑地是生活提出的严重问题，今天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今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如何以及方向如何，都是有讨论余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从来没有回避过讨论，而且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对它的意见和看法提出的真诚善意批评，因为它一贯认为，一切态度——从而也包括它自己的态度——都应当由具体的实践来判断。
    现在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从来没有想掩饰它们。但是，如果把这些思想意识和策略方面的分歧同南斯拉夫、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之点相比——那么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分歧的范围是比较小的，绝对不能跟我们的共同利益一致的特别广泛的范围、同我们的共同活动的广泛范围相比。因为，在过去一些时候以来，已经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思想意识争论既不是有关基本目的的争论，也不是有关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的争论，而是在一个不可置辩的共同目的范围内和愿望、利益及作用一致的广泛领域内的范围比较狭隘的争论。
    到现在为止，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并没有成为阻碍有成果地发展南斯拉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之间和党派之间的友好合作的障碍。然而，根据“真理报”的文章可以看出，人们打算把这种在我们的共同关系中范围比较小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成为巨大的、人为的政治争论。根据“真理报”的文章，人们不能不认为，文章的作者想利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来采取跟意识形态争论本身毫无共同之处的政治行动。
    “真理报”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放在南斯拉夫同苏联关系中的第一位，而它却避而不谈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行动的特别广泛的范围内的许多更重要的问题。因此，它忽视了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最重要的而且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也应当是根本性的东西。
    但是“真理报”并不仅限于这样夸大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把这种分歧绝对化而已。“真理报”进一步竟把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同合作问题扯在一起，而这恰恰是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领导迄今一直谴责和驳斥的方式，那就是：“真理报”认为苏南合作的继续直接取决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否会消除，而同时认为消除这些分歧就意味着要南期拉夫放弃它的一切原则性态度。
    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顺利而友好的合作的障碍的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分歧，正在被人为地从一个比较小的问题（的确是这样），转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际上是主要的政治关系问题（完全不是意识形态问题）。现在正在这样做，而且趋势是很肯定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合作迄今为止一直是顺利发展的，尽管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真理报”突然给这种合作加了个条件，要以“能否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定”。
    “真理报”写道，’‘南斯拉夫领导人说，现有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当导致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家关系的恶化。但是，经验表明，光是重复这一真理是不够的。不能不看到，意识形态的分歧假如不是消除，而是继续加深，那么自然就会引起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假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和改善了，但是具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领导这些国家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却恶化了，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这些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由于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苏联和南斯拉夫进一步的合作就发生了问题。这就是说，要求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人民放弃我们的原则性意见，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放弃它对内对外的独立政策，放弃它的独立。１９４８年要求我们做的正是这一点。实际上，这正是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的实质，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前夕，也作出了这种暗示。我们清楚知道，１９４８年的“意识形态上的”争端只是为了把肯定的观念强加在一个不能也不想接受这些观念的党和国家的头上，为了使一个进行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成为一个被动的物体。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人民对１９４８年的“意识形态的批评”的反对同时也是争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适当的平等关系的斗争，也是为了消除一切妨碍国际工人运动的力量充分表现出来的障碍的斗争。因此，“真理报”文章的作者应该不难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最近的“批评”有一致的反应。但是，“真理报”文章的作者不是从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一致的、平心静气，庄严的立场中得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实际情况和坚决态度的唯一可能的结论，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真理报”写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听任在代表大会上对兄弟党进行猛烈的、歇斯底里的攻击”。我们不能不说，这不仅是傲慢地低估了对平均党龄为十五年零十个月的代表大会的一千八百零六名代表的革命觉悟和进行共产主义的自由思考的能力，而且还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在这些代表中，有四百五十三人是战前入党的，一千零十八名党员是在革命时期被吸收入党的。
    在读“人民日报”和“真理报”的文章的时候、人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同１９４８年相似的。
    “真理报”文章在一个地方直接提到停止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真理报”文章的作者们在形式上利用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的这种估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可能存在着剥削现象的基础。文章作者们歪曲了这种看法，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利用它，说了以下的一些话：
    “在南斯拉夫是否有人认为，苏联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中表现了这种‘剥削’倾向呢？假如是这样，那么倒可以让南斯拉夫摆脱这种‘剥削’。我们也不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友谊，接受我们的经济援助。”
    怎样来解释这些话呢？在南斯拉夫这样经常强调苏联和南斯拉夫目前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和积极发展时，而且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表示之后，这种关于“剥削”的含沙射影之词的目的何在呢？
    从“真理报”文章中所引用的这些话，是否应当被理解成暗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合作的形式就要中断，在这种合作已由国际协定规定的方面，维持以前的合作也要成问题呢？“真理报”文章作者们怎能使这种说法同责骂南斯拉夫接受附有政治条件的美援的说法调和一致呢？
    不久以前，苏联方面还强调说，对于发展苏南友好合作来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并不具有本质意义，具有本质意义的是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争取和平、国际谅解和世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因为正是这些构成了巩固而持久的合作的最广泛、最巩固的领域。可是现在“真理报”把整个问题颠倒过来，硬说对南苏关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也不是争取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具有本质意义的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且如果不消除意识形态分歧，合作就不可能，而从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消灭意识形态分歧意味着南斯拉夫放弃它的原则性态度。
    因此，事情很清楚，“真理报”并不想解决意识形态分歧。因为如果它真有这种愿望，那么很自然地，正是为了消除意识形态分歧起见，就有必要采取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相互合作的方针。消除意识形态分歧的实际愿望自然不能不首先表现在发展更加积极的接触和更加活跃的真诚的意见交换上。
    照我们来看，“真理报”实际上是暗示要采取一个相反的方针。这就证实在“意识形态”争执的背后，一个采用老办法的、目的在于强迫南斯拉夫接受它所不能接受的态度的行动正在展开。
    显然，有人又在企图使南斯拉夫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行动就是重新搬用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有害于世界进步力量、而且照我们看来也违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些概念和做法。
    南斯拉夫将继续尽最大的力量，使最重要的东西——争取社会主义和和平的斗争中的共同利益——能够在它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体现出来。但是，也有必要明确地警告：如果任何人认为：对南斯拉夫进行非原则的攻击，可以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人民有丝毫动摇，那完全是幻想。
    明天的“战斗报”还将刊登上述“真理报”文章的详细摘要，说明只省略了这篇文章的不重要的部分。 wX2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