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本刊讯】法《世界报》十四日以《中国正竭力使人们承认人民币为国际货币》为题,刊载阿兰
    ·布克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十一月十五日闭幕的广州交易会,标志着中国商人正在为使本国货币加入国际贸易市场作出新的努力。人民币在广州交易会进行的交易中起着重大作用,中国同外国的大部分合同是在此交易会上订的。
    若干季度以前,当西方经济中的财政情况突然紧张时,人们就感到了中国奉行新的货币政策的必要性,迄今为止,中国人对法国、英国和德国商人一直坚持用(人民币)元缔结合同。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避免在同一些货币不稳定的国家进行的交易中造成财政损失。
    人民币主要是作为一种计算单位,但是,中国当局无疑希望逐步导致外国银行实行这种货币储备,香港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特殊联系有助于逐步实现这一目标。
    几年之后人们能否看到人民币在人民中国以外流通呢?
    目前,尚未确定关于人民币的国际条例,中国的原则是要使它同每一个伙伴国的贸易平衡,这可以减少对支付手段的需求。中国的货币不是靠大量的产品作担保的,但是,它具有可靠的稳定性。人民币在国际上所以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在国内市场的价格和它在对外关系中的价格毫无联系。
    但是,这种价格的不同,是通过行政措施来实行的,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国内健全的财政基础上的话就不能维持。中国的价格总的来说是稳定的。
    中国国内的财政管理似乎非常严格。它在一九六五年提前将近一年还清了全部外债,其中还给苏联十四亿卢布(十五亿五千五百五十五万美元),在一九六八年,它全部还清了内债。
    中国经济的负责人似乎决定不再依靠发行公债,除完全特殊的情况之外。他们已多年不发行公债,除日常的贸易贷款之外,他们对外已不再欠债。他们经常提前还债。事实上,国家主要积蓄,或者再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主要投资,是由国家预算支付的,公共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国营企业的收入构成的。
    这一制度的观念同在西方国家,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同东欧国家实行的准则毫无联系。
    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微弱,一九七○年只有四十亿美元,约为法国贸易的八分之一。文化大革命之后增加得相当快,但也只占国内生产的一小部分。
    不过,毫无疑问,北京是希望同外部发展贸易关系的。人民中国在对外贸易和货币方面表现得积极活跃,这表明它希望把它的经济力量逐渐提高到其国际政治影响的水平上。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日电】(记者:查尔斯
    ·弗林纳)两位教育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彼得·怀尔斯和密执安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埃克斯坦今天对国会说,美国的禁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小,即使有什么影响的话。
    埃克斯坦说,这项禁运“显然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进行的经济战的一项行动,而且只要我们同红色军队进行战斗,这种行动就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他又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是官僚主义的僵硬态度的标志,是我们一直奉行了二十年的已经破产的对华政策的象征。
    “美国的禁运似乎并没有使中国失去任何市场或失去取得非战略物资的可能性。
    “继续实行禁运所能产生的唯一实际的影响将是使我们的农场主和企业家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
    “美国能够向中国出口小麦、化肥、农业设备和其它各种机器”。
    怀尔斯说:“经济上的制裁通常是令人厌恶的
    ——它使敌人激怒,而不能损害它,增强它的士气,并促使它做出另外的安排。”
    怀尔斯说,美国无力阻止中国前进。
    他说,“按照严格的客观标准来看,中国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国家”。
    【本刊讯】英《卫报》十七日刊登了佐尔扎的一篇文章,题为《波兰:食品与狂热》,《佐尔扎为哥穆尔卡研究发生骚乱的原因》,摘要如下:
    在波罗的海沿岸发生骚乱,只能怪波兰政府自己。波兰政府在宣布食品价格猛涨这件事上的做法极其愚蠢,本来就足以随时引起家庭主妇们的愤懑。政府在圣诞节快要到的时候宣布食品涨价,(届时波兰大多数家庭都将大吃大喝),这太过份了,老百姓是无法容忍的。
    因食品涨价而多付出的钱,恰恰等于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全年所储蓄起来的钱。
    ……这种情况的悲惨结局是波兰急需实行经济改革,物价上涨是其中的一个必要部分。这个国家多年来一直管理不善,而党的领导人在有关经济改革的方案上争论不休,保守派试图使这一运动放慢,而自由派则从背后催逼。
    他们不时尝试弥补缺陷,但是,真正需要的是彻底地重新考虑和修正整个制度。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危机是那种斗争的一部分。当时波兰的学生在华沙街头闹事,而党的某些领导人则用使人想起戈倍尔的宣传的词句谴责波兰的犹太人。
    在一九六八年的危机中,保守派叫嚷自由派正在前进,必须加以制止,从而试图取得在党内的支配地位。因此,学生、知识分子、犹太人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挫伤。自由派被制止了,同样,关于他们所主张的经济改革的广泛讨论也受到了制止。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极端保守派也被制止了,一个保持微妙平衡的领导集团又开始计划经济改革了,尽管这种改革没有原来建议的那么深远。这些都是分阶段实施的。整个改革,将在一月一日正式生效。因此,物价现在就上涨了。
    但是工人将按照新的制度挣得的工资,像价格一样,是很重要的。工资问题会使人们甚至有更多的理由来发怒,如果不是发生骚乱的话。工资制度已经重新制定,以便给予更大的刺激,但是这种办法要奏效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物价现在上涨了。政府力图使人民相信,物价的上涨不会使他们受到损害,这一点也是使人们怒不可遏的另一个原因。
    官方的公告一开始就愚蠢地谈到有那些商品将“减价”。这个玩笑开得不轻。某些工业品的确将减价,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工业品减不减价,眼前是无所谓的,特别是像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这种东西的减价。
    有些东西是许多波兰人长期来都不指望买的,即使减价也是买不起的,特别是现在,当要花掉他们很大一部分收入的食品开支将如此急剧上涨的时候。
    在波兰,很少由公众讨论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一揽子改革问题。对工业生产提供经费的新体制在报刊上广泛讨论过,但是对于新工资制度的十分普遍的怨言根本很少透露。
    家庭主妇所知道的只是她得到的供应品即将大大减少,除非她能够在她丈夫的工资袋里发现更多的钱,而工人则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工资袋里是不会见到更多的钱的。
    这就是因面包而发生的骚乱之所以发生的原委。为什么首先在沿海城市出现麻烦,这也许还有特别的当地的原因,但是新的物价和工资政策将在全国实行,因此,有一切理由料想骚乱可能蔓延。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七日刊登了该报农业记者约翰·费尔霍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肚子引起革命》,摘要如下:
    且撇开经济计划人员的责任不谈,看来,波兰似乎由于大吃大喝而陷入骚动和混乱之中。一个波兰工人用在食品上的开支占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这甚至同讲究吃喝的法国人相比还要过份。波兰人每年花在吃上面的费用越来越多。连一公斤卖一百兹罗提(一百兹罗提合人民币八点四三元——本刊注)——现在卖一百二十兹罗提,即一周收入的七分之一——的火腿,消费量也已增加。
    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完全不平衡的情况并不是什么新情况。两年前波兰曾试图纠正这种状况,当时把肉类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但是,在最近两年,在食品战线上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蔬菜和水果的价格急剧上涨。某些进口食品——如柑桔、巧克力、可可和咖啡——的供应枯竭。在黑市市场上购买一公斤咖啡需要花八百兹罗提。
    一个五年计划把重点放在机械化上,但是,土地占有的分散和很多机器——是为大型的农场设计的
    ——的不适用影响了效果。接着的一个五年计划——即将结束——集中在生产化肥方面。虽然已建立了几个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工厂,但是销路有限。
    给下一个(明年开始)五年计划进行的准备工作,又增添了新的问题。根据新的计划,管理人员和工人将因为增产——与今年数字作比较——而领得奖金。为了确保工业不打埋伏以便为明年捞取大笔奖金作好准备,政府在把不用的或利用不充分的机器和人力调出。其结果是造成了大批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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