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本刊讯】英中了解协会刊物《今日中国》七月一日一期登载罗兰·伯杰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教育》,摘要如下:
    中国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教育革命。
    在四月和五月我上次访问期间,我访问了广州和北京的若干中学,虽然我原先并不期望发现许多重大变化——因为在这之前六个月我曾访问过那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强调的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谈三个方面的问题:教师、学生及边劳动边学习。
    乡村中、小学教学大纲草案说,“教改的主要问题是教师”,我在我访问过的每个学校中得悉他们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从前的教师的大多数仍然留在学校。普遍有这种看法:在旧教育制度下工作了若干年以后,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对教育的态度。他们在促进这一变化时得到多方面的帮助。
    最大的帮助很可能来自军人和工宣队。
    教师参加学生在公社和工厂的劳动和学习也有助于他们同工人农民的结合。
    显然,作了许多努力去改变以前过分强调读书的作法,但是并不忽视专业知识。
    课堂教学主要由上全天班的职业教师承担,但是由于工人、农民、家长、业余工作者以及学生自己也参加教学,因此使教育舞台更加生动活泼。
    即使还要进一步缩短学校生活的总时间,但是随着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将需要增加成千上万的教师来满足中小学和大学的需要。将来被选来训练成教师的人很可能是工人、农民、转业军人和体力劳动告一段落的受过教育的年青人。自从一九六六年鼓励年青人“敢于造反”以来,学生一直参加教育革命化的过程。学生和教师平等——互教并对教学方法无约束地提出批评和评论——显然成了一种既定原则,在我访问过的所有学校中,人们看到正在运用这种原则。
    在绝大多数学校,鼓励学生自己讲课。这里也是集体备课。学生们(十三岁到十七岁)证明自己完全能够表达他们对国际问题、对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将来他们的教育和工作的路线的主张。
    学生们——他们牢记毛泽东对旧式考试的尖锐批评——正在为半年举行一次的他们自己的考试作准备和举行这种考试。在我访问过的绝大多数学校,考试的教室中放着参考书,学生可以自由结合讨论问题。
    我听说,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测验学生研究和分析的能力,并对学生的进步作一个总的估计。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被作为指导学生工作的准则。尽一切努力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自己钻研,由近及远,由基本到先进,从而鼓励学生进行钻研的主动性”,给他们时间去“阅读、思考、分析、批判和研究问题”。
    中国的整个教育现在已经坚定地确定了劳动和学习相结合的作法,但是最近几个月已看到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关系到中学自己的农场和工厂的作用。中学学生继续用一年中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正规的工厂劳动,在这种工厂,他们以及他们的教师用一半时间同工人一道从事实际的生产,用另一半时间从事有关这方面实践的学习。(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此外,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车间和小工厂,自我上次访问以来,这种车间和工厂的作用更重要了。在广州的一个中学,学生们为附近一个拖拉机工厂加工零件。北京二十三中和另一个学校一起与一个小工厂连系,生产文件夹和铸造其他零件。这里有三十二位工人进行指导。
    该校革委会的一位委员解释了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这种同时兼用的作法的目的,这种作法被视为“两条腿走路”的另一范例。在正规工厂中,学生们比较容易向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社会和工业的现实情况。但是不能让大机器和生产停下来进行技术指导。在这方面学校自己的工厂有优越性:他们使用自己的机器,可以比较充分地利用这些机器。由于这些带工厂的学校在许多情况下是用旧的和剩余的机器建成的(不花国家的钱),这样就使学生在改装机器使之适合他们的具体需要方面上了自力更生的有益的一课。在发展学校自己的农场(我是今年五月头一次听到关于这种农场的事的)方面显然也采用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作法。由于学生们开辟了经常荒芜的或者没有加以利用的土地,建起了自己的住房和教室,因此,“自力更生”的因素在这里又起了作用。我访问的一所北京的中学已建起了自己的一个三百亩的农场,每次有二百学生在那里劳动,劳动一个月。人们认为这为农业劳动方面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方便。
    每个学校对这些办法的优缺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不同意见。由于中国目前对教育工作反复进行考虑,因此,实践将决定采用那种办法。同时也将百花齐放。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三日刊登南通社二日发自北京的一条消息说:
    在整个夏天十分紧张地开展的中国外交活动的高潮中,由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今天抵达北京,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高级官员以最高国家礼仪迎接了代表团。
    中国和南也门有很好的关系。人们指出,这次访问是两国间这些日益增进的友好关系的表现。
    【法新社香港二日电】(记者:戴维·戴维斯)新华社今天报道,南也门国家
    元首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在上海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人民日报》为这次访问发表的社论称赞南也门有「反帝反殖的光荣斗争传统」,并且预料这次访问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友谊。
    随这位三十六岁的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前来的有:外交部长,工程和交通部长,农业和土改部长,经济和工业部长等。
    观察家说,南也门代表团的组成人员表明:在北京同中国政府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给了南也门相当多的援助。就在代表团动身来中国之前,还有一项议定书在亚丁签字,规定派中国工程和技术人员去南也门。
    从今年二月份起,中国的一个技术和经济考察团和一个医疗队就在这个南阿拉伯国家。
    中国向亚丁人民医院提供医疗器械和药品,新华社最近报道,中国外科医疗队给一位南也门妇女切除了十五公斤重的肿瘤。南也门一度是英国的主要海军基地。
    一九六八年一月,在这个国家从英国获得独立后的一个月以后,中国同南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华社有人员驻在亚丁,使中国能够对阿拉伯半岛南部进行大量宣传。
    中国官方的这个通讯社经常报道游击队在佐法尔的活动。据说,从中国来的武器和供应品是通过亚丁运往佐法尔游击队的。.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二十七日一期上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使人眼花缭乱的社交活动》,文章说,
    毛主席上周同相当多的外国人进行了交往。
    毛泽东的排得很紧的社交活动时间表反映了中国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开始采取的比较灵活和讲现实的外交姿态。
    共产党中国人总是利用一个超级强国来对付另一个超级强国。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十六日发表蒂尔曼·德丁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更灵活的对外政策》,摘要如下:
    一个月来,共产党中国的对外活动要比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活跃。
    北京政权接待了法国内阁阁员贝当古和坦桑尼亚、赞比亚、罗马尼亚、苏丹和刚果(布)的内阁一级的代表团。
    来自波兰和东德的技术级代表团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发了一个祝贺波兰国庆的贺电给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
    在国外,共产党中国派出了友好代表团到古巴、伊拉克和尼泊尔去访问。中国似乎已答应——在适当的时候——派出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去答谢贝当古的访问。
    北京还把以间谍的罪名在上海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华理柱主教从狱中释放出来。
    这一切行动,且不说同时发生的中国同北京的远东盟国——北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政权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频繁的接触,不仅反映出它已再次全神贯注于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且也反映了对外活动的灵活性和成熟,这和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论其目的是什么,北京激烈的反美宣传毫无减退地继续进行。
    对待两个超级大国,看来北京采取一种设法赢取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圈子里的国家的支持的政策——所以对东欧国家采取友好姿态以及对法国和加拿大采取行动——而基本上不改变她反对它们的立场。
    当然,新的灵活做法包括朝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走近而使另一方担忧的行动。今年早些时候,共产党中国在华沙恢复和美国的大使级会谈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是反对俄国的斗争的一个部分,但是不同美国解决她的问题。
    因此,可能再次恢复华沙会谈,或者北京现在可能在用缓和同俄国的摩擦的办法来作难美国。
    【法新社莫斯科一日电】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已经指定的但尚未上任的苏联驻北京大使斯捷帕科夫得了心脏病,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位。
    这位人士说,预料列宁格勒州的党的负责人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将代替他。
    苏中新大使原定于八月上半月分别赴任,但是,由于苏联方面任命的改变,日期可能推迟。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七月十四日电】权威人士今天说,伊利切夫已被任命为出席目的在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陷于僵局的北京会谈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官员,现任外交部副部长。
    伊利切夫现年六十四岁,曾任《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并曾任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他将接替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
    会谈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开始的,据可靠消息,会谈一直陷于僵局,双方连总的讨论范围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库兹涅佐夫患有严重的肾脏病,已于上月回莫斯科,准备动一次大手术。伊利切夫是前总理赫鲁晓夫的主要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和外交顾问之一。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九日电】苏联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今天指责了中国。这种指责是在卡皮查写的一本广为散发的小册子(共十七万五千四百册)中提出的,小册子的题目是:《变节行为的升级》。有影响的周报《文学报》今天发表了一篇长文,支持了小册子中提出的论点,它说,尽管中国采取了新的策略,但是它的外交政策仍然没有改变。卡皮查说:“中国领导集团仍在不断地使它对苏联的敌对宣传运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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