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十一日刊登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盖伊·西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在大大加响反美宣传的声调。它公开宣扬自己是在采取一种强硬路线的、不后退的立场。
在二月份的第一周，北京的攻击性宣传约有百分之三十八是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嘲笑美国，到第二周，上升至百分之四十九，在尼克松总统发表对世界形势的估价的前三天中，平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二。
北京的反美言论范围广泛，涉及内政与外交，所有这些言论依据的前提是美国是一只注定要垮台的纸老虎。中国人承认，这只老虎有时看来是凶猛的，但是他们坚信，它是持久不了的。
莫斯科电台在谴责北京时显得想象力不那么丰富，老是反来复去地弹着北京领导正在中国煽动反苏战争歇斯底里这么一种调子。莫斯科电台说，这种作法使中国人民享受不到同苏联人民公开交朋友的乐趣了。
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屡屡忆及苏联技术人员大量分布于中国各地时的情况，还抱怨说，北京正试图拔除中国人民感恩戴德的思想感情。
莫斯科电台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使人感到，它对于它所说的在中国境内煽起的战争歇斯底里，正在自己使自己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观察家们认为，中国人的战争歇斯底里已不是很严重，这使莫斯科的宣传显得不合时宜，使人感到苏联人好像是在同幻想的敌人作斗争。
同时，北京并没有表现出改变对莫斯科的政策的迹象。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大地减少了反苏宣传。但是，在到目前为止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一直在逐步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但这些都是经过精心选择才作出的变动，而政策本身似乎常常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二日刊载该报驻美记者梁厚甫一月二十一日寄自华盛顿的航讯，谈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三五次会议美方代表的经历，摘要如下：
这次美国出席的外交官，是美国的第一流能手。
斯托塞尔是第二代的苏联通。第一代是凯南、波伦、高勃、汤普森之流；第二代，以他为首。第一代的苏联通有两派人，以凯南为首那一派，醉心于苏联的修正主义趋向，认为苏联一修，就可以修到做美国的朋友。科勒代表的是另外一派，采取怀疑论点。科勒做大使的时候，斯托塞尔是他的一个主要助手。说者称，斯托塞尔属于科勒一派。
自然，和中共来会谈，并不是斯托塞尔大使的主要职务，因而，看美国对中共的外交阵容，还要看斯托塞尔大使的助手。
主要的一位助手，是西蒙斯，他是波兰大使馆的一位“政治官”。“政治官”的名堂，怪模怪样，据一位专门拆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台的西德籍作家马德尔的书说：“不用问，凡是有‘政治官’或者‘经济官’的名堂的人，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代表”。西蒙斯是美国一位资历最深的外交官，今年六十七岁，浮沉宦海，三十四年于兹矣，国务院中人，都称他为“最有学问的朋友”，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做过事。
不过，出谋定计，是其所长，樽俎折冲，还有待他人。他没有到过远东，对中国语文，一字都不懂。
另外两位助手，却是中国语文专家，他们都在香港美国领事馆当过副领事和领事。
一是克赖斯伯格，哥伦比亚大学出身，曾在印度的孟买任副领事，后来奉召回国专研中文，一九五九年，在台中做中国语文“官学生”，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在香港任副领事及领事；一九六一年，再度回国，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中国语文。
第二个是安德逊，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出身，曾服役美国陆军，退伍后，进入国务院，被指定专门研习中文。一九六○年，到台中学习中文，一九六二年，任香港副领事，六三年，回国学习中文。
美国国务院的中国语文专家，向有两大类，其一类是比较年老的，他们多是在华传教士的后裔，这些现在都留在部内作政策研究。另一类是一九五○年以后才开始训练的。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的青年，其先代和中国都没有任何关系。
可注意的是，这一次会谈的中国语文专家，都属于第二类的。克赖斯伯格和安德逊，都是四十上下的人。从这一点亦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一次的华沙会谈，是早有部署的。
为甚么要缕述这些细节呢？这些细节可以说明，美国对这一次会谈，事前并非没有准备。其情形，与罗斯福时代之承认苏联，有其相似的地方。凯南、波伦之流，都是罗斯福时代奉派研习俄文的“官学生”，将来如果再有第二个中共方面的凯南和波伦，克赖斯伯格和安德逊将为候补者。
【美联社东京二十二日电】共产党中国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新的抨击，选择的话题是苏捷关系——这是一九六八年俄国坦克隆隆驶过布拉格市街以来苏联的一个痛处。
共产党中国的最近这次评论还指责了什特劳加尔的政府；什特劳加尔是一月二十八日接替切尔尼克担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理的。
北京这次攻击，是中国人今年以来第一次抨击苏联同共产党中国以外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本刊讯】澳共（马列）主席爱·弗·希尔十九日在《先锋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澳大利亚人正在遭受美国“文化”、“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和舞台表演、音乐、流行歌曲等等的泛滥之灾。他们的特点是黄色小说，虐待狂，强盗行径，堕落。
他们互相夸耀堕落的程度。
富有和赚钱得多的剥削者受到称赞和标榜。他们统治着“文化”，“文学艺术”。贫苦和受剥削的人受到相反的对待。
凡是要表现的东西都是用这种立场来表现。
“娱乐”的电视表演都具有维护资本主义和反对人民的公开的或潜在的偏见。其中有些做得“巧妙”，有些做得粗糙。作到“客观的”是一个极大的口号，但是这个“客观”其实是一个策略，仅仅用来掩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与黄色小说、虐待狂、强盗行径、堕落是深刻的对照，在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当中完全没有他们的余地。
去年十二月，我作为受中国共产党邀请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一个成员，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一些新艺术。我同中国领导同志和其他外国代表一起，观看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这些演出同（我们）在澳大利亚看到的演出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简直是真的游击队。
他们是反对卑鄙的地主、资本家、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的英勇的工农形象。客观的现实正是这样：工人、劳动人民是英雄，而地主、资本家、法西斯侵略者则是腐的、垂死的、卑鄙的纸老虎。
《红灯记》描写了中国铁路工人在解放斗争中的纪律性、牺牲精神、富于创造性和英雄主义。它表现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残忍和无效的恐怖。暴露了背叛革命的叛徒的卑鄙面目。它鼓舞起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信心，向人民灌输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男女老少）要有最大的信任，使人民对敌人极端藐视。它教育人民不怕牺牲。
所有别的表演都表现出同样的令人鼓舞的阶级精神。
有人说，这是拙劣的宣传。资产阶级使用“宣传”这个字眼来攻击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和文章。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是“宣传”；凡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宣传。看来，这就是用来对付所有议论的手法。
我要回答说，是的，中国人民的这些创作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壮丽的解放斗争和中国宏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好的宣传。他们的艺术水平比起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美帝国主义仆从国家里的污秽不堪的文艺来，要超过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民从旧京剧中吸收了一切好的东西：他们在舞台上用精彩的艺术形式，把被颠倒了的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现在，工人和农民恢复了真实面目，成了真正的英雄。
几年前，澳大利亚的报纸对我进行了攻击，因为我批判了芭蕾舞《天鹅湖》，认为它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种种事实证实了我的看法。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为资本主义效劳的。中国的现代戏是为从事革命斗争的人民服务的。让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去攻击和嘲笑这种观点吧。他们的攻击和嘲笑只能证明对方是真理。
全体中国人民在这些新的艺术创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一个样板戏和芭蕾舞剧都给人民群众讨论，提出建议，因此得到了许多改进。这些都是人民的财富。蕴藏在全体人民中的巨大的文艺才能已在中国得到了发挥。
演出的这些样板戏，是在反对刘少奇及其同伙的压制的艰巨斗争中逐渐诞生的。江青本人是个天才的艺术家，她站在革命者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的最前列。
这确实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显著的胜利之一就是粉碎了刘少奇在文化领域的反革命路线。
现在工人阶级的文化取得了胜利。工人和农民在历史上首次统治了舞台和文化的其他方面。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现在仍在巩固这个胜利，天天都在作出刻苦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来完善这些样板戏，创造新的文学艺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防止恢复资产阶级长期来所垄断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
这对世界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榜样和鼓舞。从前在文学艺术上从来没有象这样彻底、刻苦、系统和自觉地执行无产阶级路线。
两条路线：资产阶级的文化，“文艺”日益颓废；社会主义的文化，文艺日益兴旺。我们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彻底、系统地批判美帝国主义贩卖给澳大利亚人民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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