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美帝指使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揭露美军、西贡伪军和柬右派集团在柬犯下的罪行，指出印度支那人民和中朝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挫败美帝一切阴谋
【本刊讯】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答美国《展望》双周刊记者威廉·阿特伍德问，现摘要刊登如下：
问：你相信美国同废黜你的行动有任何牵连吗？如果你相信有牵连的话，那未是以什么方式，通过我国政府中的什么机构来进行的呢？
答：对这个问题，要针对某某美国“机构”提出物证来回答，对我来说，显然是困难的。
但是我应该向你指出如下的事实：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伙同其西贡和曼谷仆从政府对我策划了种种阴谋。
所有这种种阴谋都流产了。
在谈到这些阴谋时，我之所以点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政府和曼谷政府的名，那是因为当时朗诺将军所属的各部门收集到了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政府和曼谷政府的物证，包括它们的代理人的物证。
——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政府和曼谷政府在南越和泰国豢养了一支自由高棉“军”，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伙自由高棉“军”经常被派来进犯，同我捣乱，但每次都被我王家武装部队在民兵协助下击败。
——在过去几年中，某些美国报纸曾经透露，在西贡的美国军界头目给华盛顿的五角大楼打了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明确地要求柬埔寨“改变政治方针”（即把我废黜掉），明确地要求美军入侵我国，以“清除越共庇护所”，这些报告还强调指出，否则的话，美国就不能在南越打赢这场战争。
—美国报刊当时还曾经透露，约翰逊总统不敢采取这种“极端解决办法”。
今年，大家看到了，在西贡的“鹰派”几年来所提出的两项要求已经实现，即：“改变政治方针”，美军和仆从军的入侵。
鹰派所提出的各种理由，在尼克松总统前不久发表的电视广播讲话中得到了忠实的反映。
我提醒你注意，两个月之前，法国报纸《世界报》转载了合众国际社发自纽约的一则电讯，这则电讯的题目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哈努克亲王的被废黜》。我摘引这则电讯的以下几段：“‘特种部队’的前上尉罗伯特·马拉斯科……星期二说：早在金边政变之前一年多，美国人就在柬埔寨设立了一个情报网……马拉斯科在全国广播公司答记者问时称：他当时在柬埔寨执行的各项任务是从贴近高棉边境的一个南越基地出发的……二十个柬埔寨和南越特务还奉命对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监视……马拉斯科谈到朗诺将军废黜西哈努克亲王这件事的时候说：‘我不相信是其他一些人干的。我可以肯定，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越情报机构在柬埔寨派有特务。’”
问：尼克松总统扩大一场他正在试图摆脱的战争可能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答：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废黜我的那些人，当时没有想到以下这些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已经变成事实了：
一、我拒绝认输（而人们曾经认为，我会象前越南皇帝保大那样在法国过安静的退休生活）。
二、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把“西哈努克派”和“红色高棉人”联合在一起），成立印度支那人民（高棉人民、老挝人民、越南人民）统一战线。
人们曾经认为，不发一枪，在废黜西哈努克之后，柬埔寨就会变成一个“右派中立主义”国家，就是说实际上站到“美国阵营”一边，“越共庇护所”的问题也就从而在事实上获得解决。
可是，我对政变的反应把这个乐观的“计划”砸烂了。被推到“印度支那左派”（借用让·拉库蒂尔的说法）阵营中去的西哈努克，已经使这个左派矛头指向金边非法政权的武装干涉名正言顺了。
问：你觉得大多数柬埔寨人民仍旧支持你吗？（在一九六八年你曾对我说，这个国家“百分之九十九是支持我的！”）
答：在目前的情况下，要作客观的估计已变得困难，如果不说是不可能的话。
法国《世界报外交月刊》（一九七○年六月号）认为，目前的战争已使高棉国家明显地分裂成两个阵营。弗朗索瓦·儒瓦约在这个刊物的第三页上写道：“情况已经明确。一方面是‘反动派’：朗诺将军的政府；另一方面是‘革命派’：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前者据守城市，后者据守农村。前者只能靠帝国主义者的军事援助维持下去，后者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这就是明摆着的无可置疑的形势……而且人民战争将使两方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立。”
不管怎样，请允许我强调指出，同一些美国报刊所说的相反，我并不为“重掌政权”而斗争。
我在三月十八日之后已经多次说过，我对政治生涯已经厌倦，在我国从朗诺的亲帝反动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我将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人民提出辞呈，去法国度我的晚年。因此，谈不上我是否得到拥护的问题。对我来说，只要知道高棉人民是拥护革命、反对朗诺的，我就满意了，因为我知道，卑鄙到把自己的一切过失、罪过和罪行统统归咎于我的这伙腐败的封建主，必将从柬埔寨被清除掉，社会正义与公道必将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在柬埔寨得到伸张。
关于第十四个问题：在短时期内，除了不久我将访问一些友好国家之外，我没有别的计划。至于我从长期打算的计划，我要指出：对于一个出生在体面家庭的亚洲人来说，“面子”和“名誉”是最重要的。
朗诺集团为了败坏我在我的同胞中的威望，因为我这种威望对其政权是严重的威胁，从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以来不断在国内外对我大肆诬蔑，对我进行骇人听闻的诽谤、进行最大的侮辱。
我“个人将来的计划”，就是在高棉人民民族统一阵线解放了柬埔寨之后，要求给我庄严地恢复名誉。
关于第十五个问题：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防大臣请我回到柬埔寨解放区某地时，我就离开中国。
在目前，我在国内的拥护者要求我在国际方面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以利于我们的事业，直到情况改变时再说。
关于第十六个问题：我不认为我呆在中国会损害我的“中立主义”立场。
某些“观察家们”在捉摸我为什么不到莫斯科或者巴黎去走动走动。
我不能到不承认我的政府的那些国家去。这不是什么“敏感”，而是逻辑问题，因为我在进行一场斗争，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我是代表着我国国家的合法性和我国人民独立的愿望的。
关于我的“中立主义”，这一点没有变。
关于第十七个问题：请你参照我对你的第十五个问题的回答。
我之所以暂时不回我的祖国去，这并不是因为我怕美国的Ｂ—５２型或者Ｆ—１０５型之类的飞机。我不怕。不管是死还是危险，都没有把我吓倒过。（待续）
【本刊讯】《匈牙利新闻报》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初步成果》的文章。摘要如下：
一年来，我们是中国逐渐回到国际舞台的见证人。不久前发生的两件有意义的国际事件：中国—加拿大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建交协定以及中国—赤道几内亚的建交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和加拿大的谈判是二十个月以前在瑞典首都开始的。最大的障碍是在西方时髦的“两个中国的理论”，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王栋大使要求加拿大正式承认人民中国对台湾的要求。渥太华曾一度认为这些条件过分强硬，拿其它国家（英国和挪威）作例子，说北京对这些国家并没有这么“严厉”。北京的要求有很明显的理由，首先，现在是一九七○年，而不是上述两个国家承认人民中国的一九五○年了。当时所有正式的承认对刚刚建立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今天的形势则不同了，中国已和四十多个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继续要求得到正式承认，但这种承认必须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相一致，而不是不顾代价的。
最后渥太华作了较大的让步：和蒋介石政权绝交并注意到了人民中国对台湾的要求。这个协定已经以“斯德哥尔摩形式”丰富了外交词典。
西方很多中国专家认为，这种形式将为其它西方国家开创和北京进行类似谈判的道路。诸如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
事实是，人民中国的官方代表不久将出现在北美大陆——华盛顿《每日新闻》以此“警告美国要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实际上不这样就无法评价二十年来美国反华政策上出现的这个新的缺口。华盛顿想孤立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作法一开始就是愚蠢的，越来越站不住脚。上述的美国报纸也说：“共产党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将是不可避免的。今年可能解决不了，但一九七二年左右我们将不敢压这个宝……”。让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吧，（匈牙利外长）彼得·亚诺什——在很多人面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强调：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这个组织的世界性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对外政策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事实，虽然明显的成绩目前主要表现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也感到有松动，但是较缓慢。在国家关系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也有一些改善，但离竭尽可能性还差得很远。
这一论断特别是符合苏—中关系。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形势同十五个月以前作一比较，我们看到了确实的改善。但是我们对关系改善的进展是不满意的。
我们为外交活动的开展和中国取得的初步成果感到高兴。如果这种积极活动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话，我们将更加感到高兴。不仅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这样做，而且有效地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反帝的斗争也要求这样做。
说苏修“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北京抵达东欧国家首都的大使，在西欧也已痛苦地知道了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影响。”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日刊登保罗·沃尔为该报写的文章，题目是《北京在外交上的大举行动使苏联人不知所措》，摘要如下：
苏联人由于北京重登外交舞台而感到不安。
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北京新近抵达东欧首都的大使。克里姆林宫在西欧也已痛苦地知道了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影响。
波兰武装部队的日报《自由战士报》在一篇无疑是有意布置的文章中，详述了亲苏的共产党领导对于“北京外交攻势”的忧虑。莫斯科的《文学报》在十月二十一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必须记住，中国对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批特定的国家的兴趣，是同中国的下一原则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即政府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是同继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时并行的。”
文章继续说道，“中国还在它同西方的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活跃。……”
“中国外交的这一突然觉醒的目标是什么呢？中国外交人员随身带着什么样的政治行装呢？必须记住北京没有放弃它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斗争。也许没有放弃的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斗争。”
苏联对中国在欧洲的政治阴谋感到的忧虑，几乎再清楚不过了。产生忧虑是有理由的。
中国牌的共产主义在过去一年里已引人注目地侵入了东西欧。
北京声称，所有的东欧国家都有信仰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但是西方只是间接地听到这些分裂集团的情况。
可是毛泽东主义倾向的存在是为人所知的。匈牙利老练的政论家麦斯特哈齐曾于七月写了一篇关于“第三代”的文章，其中谈到毛泽东主义对青年人的“强烈吸引力”。“有许多从事政治的青年人对我们不满……他们的指责使我们想起了中国人对我们讲的东西。”甚至在坚定亲苏的保加利亚，也有证明说明青年中有毛泽东主义影响。
东欧有许多理想主义的青年共产党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灰溜溜的和自满的东西热情不起来。因此看来中国牌共产主义对于他们是具有吸引力的。
北京在东南亚采取一种如果不是联合，也是协调的行动方针，在这样一个时候，上述那些倾向使莫斯科感到特别不安。
北京的这个新政策，由于西方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意修——本刊注）的两个重要党员目前访问中国，而突出了。这两个共产党人是党报《团结报》的外事编辑阿尔贝托·亚科维埃洛和那不勒斯的富有战斗性的共产党议员安托妮埃塔
·马乔基。
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进行斡旋的努力，比起西欧毛泽东主义分裂派各党吵吵嚷嚷的反苏言论，有些更加使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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