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呼很少有哪一个十年像六十年代那样「在如此广泛方面引起如此剧烈的震动」,美帝苏修遇到了「种种麻烦」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十一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火山爆发般的十年》,摘要如下:
    今天六十年代结束了,这个十年也许可以称之为“地震年代”。在人类的全部有纪录的历史中,很少有哪一个十年像这十年那样在如此广泛的方面引起如此剧烈的震动。特别是在较先进的地区,首先是美国,过去的这十年使人们、制度、信念、传统、偏见和满不在乎的心理受到了几乎是空前未有的震动。
    像一场还在发生的地震的影响一样,六十年代的影响大部分仍然是不可测量的。人们只有时过境迁以后,才能判断过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十年引起的人类事务和想法的变动究竟有多深。只有那时人类才能站在一旁衡量一直在浮现出的不可思议的好的和坏的因素的全部意义……
    在过去十年中,世界上的一些最庞大的东西遇到了多种多样的麻烦。在美国,出现了一股包含着多方面的不满情绪、疑问、造反行动和暴力行动的浪潮。在俄国及其帝国,出现了更大的要求自由的呼声,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预示的那样威胁着这个帝国的存在。
    在较大范围内发生的这些震动,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正在出现的无数挑战中的比较容易认识的挑战而已。
    另一方面,争取改善状况的力量在六十年代得到几乎是空前的推动。如果我们暂时只看一下美国,我们就会看到:发生了一场民权革命,人们愈来愈决心消灭贫穷和饥饿,人们突然尖锐地认识到人类是怎样弄脏了地球和所在的环境,出现了一种因越南战争而引起的强烈的反战情绪。最后,在这个十年结束时,两个超级大国坐了下来,看来是在认真地努力限制战争武器。
    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只会使任何有头脑的人感到羞耻。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增加了,在美国的三位领导人被暗杀时达到了最高潮。道德标准遭到轻率的破坏,人们幼稚地沉溺于色情文学。持不同观点的人粗声粗气地断然拒绝倾听反对者的意见。这一切都威胁着实现一种更幸福、更美妙、更有价值的生活目标。
    【本刊讯】南修《战斗报》十一月九日刊登了南联邦执委会副主席亚·格尔利奇科夫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确定一九七○年经济政策方针的主要依据是今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生产的蓬勃发展,劳动生产率、生活水平和就业的进一步增长,整个出口、特别是在可兑外汇地区的出口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是今年积极发展的规律。
    生产者价格、零售价格和生活费用上涨,一般消费和预算消费的增长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部门再生产能力削弱了,进口超过了可能性,收支平衡中出现了赤字,亏损增加了,财政纪律松懈了,背离了以收入为基础的营业政策原则,缺乏清偿能力——所有这些都是今年消极发展的规律和表现,同时也是在一九七○年必须考虑到的因素。
    【本刊讯】南修《战斗报》十一月四日报道说:
    经济恰如其份地增长百分之七左右,稳定市场和物价,调整已被破坏的营业和财政关系,以及在分配国民收入方面实现较恰当的关系——这是明年经济政策的四个基本目标。
    联邦经济计划局总局长里·什塔伊内尔昨天在议会各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到:“从物质生产的观点看,一九六九年是整个战后时期内最有利的年度之一。”
    什塔伊内尔接着说,在取得所有这些积极成果的同时,还出现了消极倾向: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财政关系动摇了,市场和物价不稳定,收支赤字大大增加。今年还充满着许多矛盾情况。譬如说,生产和收入大大增长,但是缺乏清偿能力也达到了顶点;银行去支持那些没有前途的生产而不去鼓励最先进的劳动组织;在商品和劳务的出口(特别是向可兑外汇地区的出口)达到顶点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收支赤字……
    经济进程中的消极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联想起改革前的情况。譬如说,经济的再生产能力甚至比改革前更加缩小了。资本的周转也减少了,据什塔伊内尔说,这“无论如何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什塔伊内尔根据这一切情况总结说:“在经济政策和实现经济政策的机构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例如:我们经常谈论并在所有政治文件中都写着应该减轻经济部门的负担,但是经济部门的负担却越来越重;我们经常谈论要预算和一般消费增长得慢些,但我们在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带着什么进入一九七○年?
    什塔伊内尔说:“带着积极的趋势,带着繁荣的商情(虽然有些缓慢的迹象),但也带着比改革后任何一年都更大的不稳定性,带着实现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度和机构方面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什塔伊内尔说,我们把至今最大的不稳定性带到明年去。
    今年生活费用和零售价格上涨百分之八。如果满足目前的全部要求,这一增长率明年就会达到百分之十。
    【本刊讯】铁托三十日向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网就新年发表谈话,摘要如下:
    在我国的某些劳动组织中曾由于有些缺点而产生了很多的不满,这些缺点不是由于某些客观情况,而是由于有些领导人员的主观错误所造成的。在有些地方走上了建立所谓经营委员会的道路,这些委员会撇开自治机构作出决定,这使我感到不安。
    几天以前我们曾举行了南共联盟主席团会议,会上对共产主义者在企业中应采取什么态度谈得很多。譬如,今年在里耶卡港发生的严重过火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共和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停工。但是,这些停工中的大多数不仅是由于恶意的煽动和敌人的勾当所造成,而且也是由于工厂的领导人员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
    在国际局势方面我不是乐观主义者。形势不好。我们是背着世界上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沉重包袱进入新的一九七○年的。甚至,在对解决国际问题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的那些人身上,我看不出有足够的善意,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现在,苏联和美国在芬兰就限制战略军备问题进行对话。我们认为,他们开始谈判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两个最大的核强国拥有大量原子弹和氢弹。他们应该会谈。自然,只是不要进行有损于那些最不该受到损害的国家的会谈。我们是从来都不会甘心让各大强国有权自己决定其他民族命运的。
    至于说对中国,现在看来已有点缓和了。但是,在谋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是它的合法权利——的方式和可能性方面做得很少。我认为,应该加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组织成员国的活动。因为,这是人类的四分之一,这个国家应该参与,应该对世界公众负一部分责任。
    我们同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关系良好。尽管我们曾多次不得不就(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方面的某些事情提出批评。我们必须这样做,并必须平静地、耐心地努力使他们明白他们在指责和攻击我们的许多方面是错误的。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三十日电】铁托今天对世界局势表示感到关切。他说,“世界形势不好”。铁托把越南战争和中东危机列为世界最严重的问题。
    【德通社柏林三十一日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在七十年代即将来临时今晚在他的传统的新年文告中说:“我们决心同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同全世界的兄弟党以及与我们友好的新独立国家一起,使用我们全部的力量和精力,以使和平、安全和各国人民友好的美好事业在今后的年代中获得成功。”
    “我们将努力使欧洲安全会议能够在我们欧洲大陆各国人民和政府实行和平共处与建立睦邻关系的七十年代的初期举行。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复仇势力,新纳粹主义以及鼓吹使用武力的那些人还没有被击败。但是,尽管与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为敌的人在进行活动,欧洲人民实现其共同利益是具备有利条件的。”
    乌布利希继续说:“我们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能按照国际法缔结关于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条约。”“我深信,在七十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扩大它的国际关系,并根据国际法同另外一些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复仇主义的哈尔斯坦主义将遭到新的巨大的失败。”
    乌布利希说,那些促使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从波恩政府下台、并且组成一个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的西德选民,表明“他们对恢复军国主义、新纳粹和垄断资本主义所受的罪已经受够了”。“愿西德进步势力斗争的结果,会出现一项和平政策,会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放弃联合控制核武器,军备开支削减百分之五十,停止任何战争宣传和复仇活动,不再支持美国对越南人民的战争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现在是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人和一切进步民主势力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兄弟关系的适当时候了。”
    乌布利希称“德苏关系在过去一年中更加紧密了……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我们也加强了友好关系和发展了合作。”
    【合众国际社柏林一日电】东德主席乌布利希昨晚预言,东德将在一九七○年在外交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乌布利希在一篇由东德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新年文告中,欢迎勃兰特总理的西德新政府的当选,认为这是民主力量的一个胜利。
    他要求勃兰特政府签订一项正式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西德条约。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一月三十日发表了霍夫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德国正在谋求与过去的敌人建立新关系》,摘要如下:
    实际上,整个东欧对德国人的感情、对于同两个德国的关系的想法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外国旅行者感到很惊讶的是,在整个东欧,通行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俄语。甚至在波兰,这个在纳粹占领期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灾难、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人们不忘战争创伤的国家里,懂得德语的是有用的。
    西德旅行者在整个东欧都是受欢迎的。既然主要的旅行季节已过,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招揽西德旅客了,但是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旅馆休息室里,仍住满了到处花马克的旅客,同时西德的旅行者也充满了华沙、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只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同波恩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所有其他东欧国家在西德都驻有半官方的贸易代表团,其使命同大使馆相仿。
    如果波恩与华沙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就会立即效法。
    但是,通向这种和解的道路肯定是漫长而艰巨的,而且东德政权要求,在波恩与华沙达成的任何交易中,必须正式承认东德政权,这就使这个任务复杂化了。
    然而,东欧外交官们私下说,由于勃兰特提出了建议,新的局面已经开始,并且强调指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波兰对于它的西部边界奥得—尼斯线的态度有了变化。华沙在公开场合仍然坚持,与波恩会谈的结果必须是西德正式接受这个边界,但是东欧的一致意见是,波兰现在准备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强硬的要求来达到这个目标。
    第二,华沙与波恩之间的直接谈判为所有其他东欧政权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此以前,莫斯科实际上声称它拥有代表苏联集团与西德打交道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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