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9日参考消息第3版

工业生产增加
    【本刊讯】３月８日巴黎“国际论坛”周刊经济栏刊载的关于西德经济情况的文章说：１９５６年仍然曾经是西德财经情况良好的一年。许多国家都可能会嫉忌西德的这种不可争议的繁荣。这种繁荣的基础，首先是工业不间断地发展。全国生产毛值１９５６年达到一千七百八十亿西德马克，比前一年增加了９％。而这种增长的半数要归功于工业部门。
    但是，１９５６年的进展低于１９５５年：工业生产１９５５年增长了１５％，而１９５６年仅增长了８％。以１９５０年为基数一○○，１９５６年为一九二，１９５５年则为一七八。
    假如按大部门来分析这种发展，可以看出：农业、渔业等天然物生产业最差，１９５６年增加４．７％；其次是装备工业，增加８％；紧接着是消费品工业，增加８．５％。发展最大的是动力生产——主要是石油生产。
    机械工业仍然居首位。营业额在１９５５年增长了２４％，１９５６年为１５％。生产扩大了１０％，就是说，超过工业平均数字。几乎一切工业部门都有巨大的进展。汽车部门的繁荣特别显著。年产量超过一百万辆，这还是第一回。营业额比头一年增长了１８％，不过，这个数字仍比前一年（３３％）逊色。事实上，占据全德汽车生产半数的人民汽车厂已经达到扩张的顶点。
    在造船方面，已造的毛吨位是九十七万吨，前几年则为八十九万吨。今年年底，正在建造的为八十万吨，已接受的定货油船为二百六十万吨，其他船只也为二百六十万吨。商船增加了一五八艘，总吨位为三百万吨。
    只有煤产量完全不足。只是凭借大量输入和大量使用存储的煤才能满足需要。储存的煤量减少到了极低限度。
    在英国工业生产活动下降、美国许多生产部门的活动达到最高限度的情况下，德国的工业却仍然迅速地继续向前发展。输出业发展快
    巴黎“国际论坛”周刊在３月１５日又刊载“德国输出业兴隆”的报道说，德国工业使德国输出业能够在１９５６年比过去发展得更快。１９５６年的德国输出总额，占总贸易额的１４．１％，而１９５５年则只占１３．１％。１９５６年工业生产总额只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１２．３％，而输出额则增加了２１％。
    输出的发展速度比输入快得多，因此，贸易出超额达到空前的数字。１９５５年出超十二亿四千五百万马克（合一千零四十亿法郎），而１９５６年则达到了二十八亿九千三百万马克（合二千四百亿法郎）。输入总额只增加了１４％，而输出则增加了２０％。
    西德主要是输出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输入原料。所以世界市场上价格的上涨一般说来是对它有利的。今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以１９５０年的物价为基础，１９５６年的输入总额仅增加了１１．８％，而按目前价格计算则增加了１４．３％；输出量增加了１５．７％，而按目前价格计算则增加了２０％。
    自从１９４８年货币改革以来所积累的贸易盈余，已使战后降到极低的外汇储备得以重新高涨起来。１９５６年底，已达到四十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这种情况已使波恩政府能够考虑提前偿还战后的债务。
    德意志各州联合银行，９５６年底的储备总额达到将近四十一亿美元，比英国和英联邦的总储备额多得多。该项储备相当于无需对等基金的八个月的进口额，而联合王国的储备只相当于两个月的进口额，荷兰相当于四个月的进口额，比利时相当于五个月的进口额。还应该指出，就质量来说，该项储备是出色的，因为其中四分之三是黄金和美元。
    要在目前预测１９５７年在这方面的前景，还为时过早。然而，由于英法两国因为同埃及的冲突而可能被排除出中东市场，又由于伦敦和巴黎对于发展同东方的贸易表示冷淡态度，看来德国的输出业可能因此而获得利益。 EZg品论天涯网

    【本刊讯】本刊４月６日第二版曾登载了蒋帮中央社播发的３月３１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休斯访华报道的片断。休斯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驻香港记者，曾来我国访问。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的这篇报道在谈到对我国情况的一些看法的同时，还进行挑拨宣传，并诽谤苏联。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比较详细的摘录：
    ……尽管中国官方用“无私的援助”“慷慨的仁慈”和“极度的宽洪大量”来称赞苏联，但是很难使人怀疑一般中国人对于俄国人作为个人来说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优越感，或者是很难使人怀疑毛泽东政权对于克里姆林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伙伴表示异议。
    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企图隐瞒他们不同意赫鲁晓夫的生硬的、非东方式的贬抑斯大林的做法。尽管如此，毛泽东采取行动来表现了一种共产党的团结一致。他在１２月底边发表了一篇宣言，要一切共产党人紧密团结在莫斯科周围，不管它是错还是对。北京和莫斯科
    这两个最大共产党国家的首都暗示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之处和相同之处。乍看起来，北京和莫斯科有很多相同之处：单调、使人屈从于强迫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工业计划的机械的需要；然而，公道地说，也有对大多数人民的物质生活、健康和前景的堂堂全面的改善。
    但是，北京明显的优越面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在像医院、教育设施和交通事业等一些物质条件方面，莫斯科走在前面，但是，在人类的价值上，北京则走在前面。
    看来，统一标准的压力在中国的首都比在俄国的首都要轻。北京的男女可能都像锅炉工人那样穿着蓝制服，但是，他们有出自内心的喜悦和人间生活的欢乐，这在高尔基大街或红场上是看不到的。他们的商店来得明亮；他们的食物无可比拟地要好得多；精细的奢侈品和手工艺品的花式、质量和数量可以与西方的标准相比拟：人民悠闲散步，而不像在莫斯科那样匆匆赶路。
    普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访问的西方人的生活条件——在北京比在莫斯科要舒适。虽然，用西方准标来衡量，北京很多新建的住宅是建筑得很草率的，但是，它们比莫斯科庞大而单调的建筑物来得结实和舒适。在一些仍未动土的地区，北京老式的大院子住房，不管它们多么原始，比莫斯科可怕的贫民区要好得多。
    官方和政府的新式大楼在每一个城市内都同样像马房一样，令人感到沉闷。中国人正在爱惜地修葺和保持他们举世无双的古代宫殿和宝物。
    这些表面上的差别向人们暗示出在国内政策方面更是基本的。看来，毛政权现在在国内政策上令人惊奇地没有苏联那种严厉的正统教条。中国的习惯是“说服”，而不是强迫，是“调停”，而不是用武力，是“讨论”，而不是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要保证——最后地、耐心地、坚持不渝地——培植这朵理想的红色蒲公英、只有这朵多彩的红色的蒲公英。据说，毛喜用的格言之一是“先慢后快”。
    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不会被逼着参加合作社。但是积极分子会无时无刻，日日夜夜地怂恿你去参加，不怕疲倦地向你解释、说明、讲道理。在北平城外我所访问过的那个集体农庄里有三个顽固的单干户，他们过的日子比那些有纪律的干部要来得坏，但是对他们的最大责罚或许就是不属于这一快乐的家庭圈子、置身于这个快乐的家庭圈子以外那种感觉。他们显然正在削弱。
    一个顽固不化的政治犯因为不肯迅速承认自己的错误而遭到了处罚，办法就是不让他工作。如果他特别顽固的话，他甚至不得参加开不完的“自我批评”小组会；他知道，当他一个人不愉快地鬼混的时候，他的那些比较驯顺的同志们正在背后谈论他，这种谈论是同情地，并且事实上是在求他改造过来。国家的犯人
    这种毫无怜悯之心的东方式“讲道理”方法似乎已经代替了正统的恐怖主义。当然，没有一个观光者能够猜得出监狱或者劳动营中还押着多少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政治犯。官员们笼笼统统地说有五六十万人：北平这个给人看的监狱里目前关着一千二百名男政治犯和四十名女政治犯。香港的国民党当局则说，中国境内至少还关着两百万人。
    根据任何一个在共产党国家中访问的人所能够得到的有限证据来判断，如果硬要说中国今天已经放弃了一切形式的人身镇压与迫害，那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说在北京或上海的街道上的群众中间有恐惧或严历高压的迹象，那也是不公平的说法。“老资格的”居民说，这种群众说服的路线是比较阴险的，长远说来，它将证明比恐怖和镇压手段更能持久。上层的团结
    此外，中国的制度看来是把行动中更大灵活性同比之苏联制度更为坚强的上层力量和决心结合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于苏联领导人，他们在取得政权时是一支强大的、团结的、忠实的、受过考验的行政人员、士兵和计划人员的队伍。他们的团结从来没有摇动过。
    在消灭地主以后，毛耐心地以说服而不是压迫、以甜言哄骗而不是践踏蹂躏来吸引反对的和消极的集团给予支持。他从来没有陷于蒋介石的困境里。蒋是忠于孔子的温情主义哲学和大中国帝王的拯救主义传统的，并且他喜欢在他周围是忠于他个人的人，即使在职务上这些人是不廉洁的和无能的。
    毛显然是许可他的下属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个人权威，但是一旦必须对一项重要政策作改变或是纠正一个大错误的时候，他就以决定性的权威插手进来了。１９５５年年中决定在今年春季以前完成耕作集体化，去年初提出进一步使上海工业化的这种党的政策的改变，去年１２月对莫斯科政策坚决支持，而斥责铁托的宣言——所有这些都是毛亲自干预的，而党的其它领导人无疑是在帮助他准备这些惊人事件的，他就是发动这些事情的人。（文内小标题是原文有的）休斯评我政协会议
    【本刊讯】３月２４日“星期日泰晤士报”驻香港记者休斯以“毛将坚持说服的办法”为题评我政协会议。他说这是中国党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之一。明显的是，毛泽东个人再度控制了会议进程。尽管听到关于工业发展中的浪费和严重管理错误的警告，据说他仍然是温和而极其乐观的。对于大中学校的“不安的思想”他是平静而泰然的。现在听说他在“纠正矛盾”的讲话中曾详细谈到匈牙利暴乱的事情，他在特别提到中国的新的说服方针的时候着重指出，倘使匈牙利共产党起初采取了正确的纠正行动，局势就不致无法控制。叙律师协会主席对美记者谈话赞扬我国
    【中央社纽约４日电】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该杂志的中东问题专家惠勒的一篇叙述共产党在阿拉伯世界内的影响的文章。惠勒在这篇报道中透露，叙利亚律师协会主席阿德南·库阿特利在访问中国大陆回国以后表现出对北平“完全着了迷”。阿德南·库阿特利律师是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的表兄弟。
    阿德南·库阿特利在接受惠勒的访问时说：“单单一个中国大概就能供给叙利亚的一切需要。周恩来亲自告诉我说，当他们不能从英国那里得到拖拉机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自己来造。周恩来说，到他们的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他们将能造出比他们所需要的三十万辆更多的拖拉机。”
    惠勒问现在北平已经造出了多少辆，库阿特利回答说：“周恩来没有说。但是另外有一件事，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美国人，一直告诉我们说共产党迫害宗教。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带我参观了全中国，而我到处都看到了清真寺。他们把清真寺保存得很好，有穆斯林在那里祈祷——没有人干涉他们。
    “你们猜想他们的这些清真寺内有些什么？让我来告诉你：那里有冷热水龙头供斋戒沐浴之用。你算算在叙利亚有多少清真寺有自来水，更不必说热水了。” EZg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