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八日报道:由赞比亚新闻、广播和旅游部长西科塔·维纳率领的赞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两周后,十七日晚经香港返国。
    西科塔·维纳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盛赞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全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团结一致,干劲冲天,奋发图强;工农业生产、科技发展,较前更获得了新的巨大成就。他深信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日趋繁荣强大。他说,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曾和他们就进一步发展赞、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他特别感谢中国政府慷慨地赠送了一批广播器材给赞比亚,这将使赞比亚的广播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一切援助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无私的援助。
    他说,他们在访华期间,到天津、沈阳、鞍山、抚顺参观了港口、工厂、林场和人民公社,还同农民和下乡的知识青年进行了座谈。他们亲眼看见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和中国人民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使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本刊讯】日本东京《东风新闻》九月八日登载中国研究所出版一九六九年《新中国年鉴》的广告,并发表了东京大学全校联合斗争会议副主席今井澄和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专务理事荻原定司为推荐这本书发表的谈话。今井澄在谈话中说:“我们正在坚持斗争到底的这个粉碎帝国大学的斗争,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在教育界掀起的全世界范围的造反斗争,同其他一切领域的斗争是密切相关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革命的雏型,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吓得发抖,而我们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则热烈欢呼。”
    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专务理事荻原定司写道:“中国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方面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面貌一新,加强了七亿人民的大团结,在生产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对中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这样的客观事实是无可争辩的。由于立场和思想不同,以致歪曲事实,煽动‘敌视中国’的思潮是可悲的。”
    【本刊讯】努瓦克肖特二十一日消息:一位非洲朋友热烈欢呼我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他在给我有关部门的信中说:“这些革命口号对彻底谴责叛徒、内奸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这也是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明显的证明。”他强调指出:“第二十二条口号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它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了帝国主义者发动一场原子战争的可能性,并且呼吁各国人民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侵略战争。”这位非洲朋友接着说:“我认为,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口号,关于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对全世界、特别是对被压迫人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最后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新社北京十九日电】(记者:孔帕雷)中国已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增产运动,这个运动可能同原先说过要展开的新的“大跃进”联系起来。
    报纸在过去几天着重报道了石油、纺织和汽车工业以及水电生产方面的发展情况,这意味着第二次运动已经开始了,其规模可能比得上原先那次“大跃进”。
    北京钢铁公司提出展开炼钢(竞赛)运动的倡议,已得到在武汉、包头、太原和重庆的四个大炼钢中心的支持。
    北京钢铁公司的建议要求“根据国家需要和本单位的情况完成国家要求的任务,同时着重指出,这将能加强“国防”,“保卫祖国”。
    【美联社东京十九日电】日本法务省星期四(十八日)决定不批准亲共的中国侨民和朝鲜侨民参加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的国庆活动。
    司法省移民管理局已将这一决定送交给亲北京的华侨总会和亲平壤的旅日朝侨总会。
    【路透社东京十一日电】东京华侨总会今天要求日本政府允许它派一个七十六人的代表团去中国参加十月一日国庆节庆祝活动。
    这个组织的副主席吴普文对记者说,这个协会将反对日本的这种企图:在明显地改变访问的目的,把访问说成是中国人是与亲戚去团聚这种情况下予以批准。
    日本政府表明,它不能批准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访问,如参加国庆节的庆祝活动。然而,政府发言人表明,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它将考虑个人要求去探望在中国的亲戚的申请。如果中国人到了那里后参加国庆节的庆祝活动,那就与日本无关。
    【路透社纽约二十一日电】《新闻周刊》今天说,澳大利亚正在考虑同大陆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果加拿大这样做的话。
    这家杂志的“潜望镜”栏的一条消息说:“澳大利亚正在密切注视加拿大和中国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的会谈,并且正在考虑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如果加拿大这样做的话。澳大利亚希望增加同中国的贸易,由于堪培拉派遣军队参与越南战争,这种贸易中断了。”
中国的论文与苏联现实
    佐久间:斯大林逝世后,没有找到好的继承者。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执行群众路线。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斯大林逝世是在一九五三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在一九五六年。在这三年期间,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开始崩毁了。
    为什么在这三年之内就被资产阶级当权派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攫去了呢?这一变质,虽然是在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但其因素,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就已存在着。
    对这个问题,中国有着深刻的研究。一九五六年中国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论文中,虽然受到当时时代的制约,但已间接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判,总结了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值得吸取的基本教训。其一是群众路线的问题,其二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阶级斗争没有结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继续。
    还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提出了“社会主义已经完成,阶级矛盾基本上已经消灭”的理论。今天苏联修正主义的领导人也说:“苏联只不过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因为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敌对的矛盾,所以没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社会上虽然也有破落户和小偷,但不是阶级。”(笑声)他们用这种形式逻辑,使其修正主义理论化。
    但是,这种虚假的理论,掩盖不了苏联丑恶现实的日益暴露。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苏联这种修正主义理论。
    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党内已经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地发现这个问题,以致在他逝世后仅仅三年之内,苏联党和国家的权力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另一方面,即使发现可疑的人物,但由于没有建立阶级斗争的理论,不能究明发生这些人物的内在原因,仅仅是加以行政上的处理。人民群众根本不理解惩处这些人是为了什么原因。如果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将这些问题摆在适当的位置,人民群众就会自己起来打倒这些阶级敌人。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必须首先建立群众路线的观点。
    对于这一点,前述那两篇中国的重要论文,已有清楚的阐述。显然,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则在国际反修斗争中,回顾、检查了自己,发动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修正主义者搞的“斯大林批判”,实际上是个大阴谋。我们必须揭露这个阴谋,正确地评价斯大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并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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