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罗马二十七日电】当就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开始新的谈判时，鲁莫尔本人的政治前途可能还悬而未决。
约有一百万名工人参加了四十八小时的全国性的罢工，这次罢工引起的不方便比其他任何事情所引起的不方便都严重。这次罢工是由于工资和福利的问题而引起的。
【路透社罗马二十五日电】意大利政府危机今天发生了向坏的方面发展的严重变化，因为尚未就职的天主教民主党总理鲁莫尔没有能够说服两个不和的社会党达成一项妥协，参加一个新的中左联合政府。
他的失败排除了进行目前能够在议会得到维持得下去的多数的唯一实际可行的党派联合的可能性。
政界人士说，他现在只有要么同左翼社会党人组成一个危险的两党联合政府（在下议院将只拥有大约十四个席位的岌岌可危的多数），要么放弃他的委任。
第三种办法是由天主教民主党人组成一个—党的临时政府，但是这个党已经说过，它反对这种解决办法，因为这样做会使意大利在一个发生严重的社会不安的时期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
【合众国际社罗马二十七日电】西方最大的共产党昨天表示支持代理总理鲁莫尔，如果他组织一个左倾的政府的话。
观察家们说，看来隆哥是要求鲁莫尔的天主教民主党同左翼的意大利社会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当鲁莫尔承认他试图重建一个包括两个不和的社会党和小的共和党的更为广泛的联合政府的努力遭到失败时，仅有的可能性显然不是组织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就是要求提前四年立即举行大选。
新成立的团结社会党——它从统一社会党中分裂出来，从而引起了这次历时三周的危机——拒绝参加新政府，因为它认为鲁莫尔未能充分地保证不给共产党人以任何（参加政府）的机会。
【路透社伦敦二十四日电】威尔逊首相今晚认为，由于担心中国力量越来越大，苏联因此考虑同亚洲国家建立一个安全体系。
议会议员向他问到苏联报纸和苏联领导人提到印度洋真空和俄国准备参加亚洲安全体系一事。
一位反对党保守党议员说，苏联的这种事态发展极关紧要地涉及到英国的利益，而且是英国计划中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在军事上从远东撤退所造成的。这位议员格里菲斯说，英国政策是“把船凿沉然后从苏伊士以东跑走”。首相回答说：“我认为他们（苏联）关切的动机不是出于英国政府在那个地区作出的英明决定本身，而是出于担心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大。”
一位工党议员要他认真考虑苏联关于召开亚洲安全会议的建议。
威尔逊对他说：“我认为，有理由认为，不仅在亚洲，而且在非洲，苏联都有理由担心中国的干预会越来越多。
“当然，如果苏联政府能提出任何我们可以研究的具体的东西，我们很乐意加以研究，看看是否能共同做些什么事情来使我们能够给亚洲和非洲带来安全。”
反对党领袖希思说，英国政府制造了远东存在的唯一真空，而且正是苏联谋求插手的那种真空。
但是威尔逊反驳说，希思不对。“如果认为任何英国政府在那个地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对付得了中国军事的、意识形态的或是渗透性的威胁，那就完全是想入非非的一种说法。”
【德新社伦敦二十三日电】据这里今天宣布，西德已经给英国五亿马克（以美元交付）的贷款，在十年内还清，利率是百分之三点五。
这项贷款是根据外汇平衡协定提供的，这两个国家都是这个协定的签订国。
英国国务秘书马利告诉下院说，贷款并不是真正平等偿付的，然而鉴于已商定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点五——比在任何地区使用的利率都低得多——任何人都可以真正说这是一笔有利的交易。
【路透社巴黎二十七日电】戴高乐已成立一个被称为“监护委员会”的机构以监督蓬皮杜政府和法国新政府继续沿着戴高乐道路走下去。
戴高乐派的重要人士说，这位现年七十八岁的前总统已选定他的前总理和最受他信任的助手之一德姆维尔作为戴高乐主义的监护人并且是在政府和议会内外实行戴高乐战略的主要协调人。
预料戴高乐不会亲自干预国家的政治事务，但是他的影响将是无所不在的。
德姆维尔的主要任务是务使政府维持戴高乐十一年前所建立的第五共和国的体制。戴高乐派官员说，他将设法保证在现在或在今后的年月内不得试图实行非戴高乐化。
戴高乐的支持者的目的是对政府的机器保持严密的控制。在内阁之内，国防部长德勃雷（戴高乐主义理论的信徒之一）则注视任何背离戴高乐主义的行动。
在国民议会之内，二十四名坚决拥护戴高乐主义的议员还组成一个名为“戴高乐主义行动协会”的活跃的小组，这是一个捍卫戴高乐理想（包括不倚靠美苏而保持民族独立的理想）的组织。
巴黎议员和这个精选的新组织的临时主席歇尔曼说：
“我们是新政权的监护人。我们希望务使政府沿着戴高乐将军所开创的改革道路走下去。”
德姆维尔的助手说，德姆维尔在科西嘉岛短期渡假之后，将把（政府的）“监护人”都集合起来进行战斗以便在秋季提出一个“维护法国的计划”。
据说这个计划是戴高乐本人在公民投票中失败以后在爱尔兰休假期间起草的。
戴高乐希望留在他在法国西部的乡间别墅科龙贝双教堂，他正在那里撰写他执政年代的回忆录。自从他从爱尔兰回国以后，前往拜访他的很少，客人之一就是德姆维尔。
这两个人在思想基础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戴高乐是一个天主教徒，是一个军人，战前就同情法兰西极端民族主义行动组织；德姆维尔则是一个新教徒，是开明的和对事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他们对人性都是抱着深深的悲观的看法，他们两人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法国还没有从那些使戴高乐派政权动摇并在最后使这位将军下台的乱子中恢复过来。
蓬皮杜总统已表示要一心一意地使国家重新得到恢复并把它建成一个工业大国以对付现代世界的挑战。
他在实现他的计划的时候可能不得不牺牲某些奉为神圣的戴高乐主义的原则。戴高乐主义的监护人正在待机行动，准备在他一旦动摇的时候就向他猛扑上去。
【中东社大马士革六月十八日电】据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组织总部准备的一份报告说，西德与以色列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往来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于第三位。
报告说，西德向以色列的出口额由一九五二年的五百万美元猛增到一九六七年的六千二百万美元。以色列向西德的出口额猛增到一九六七年的五千万美元。
【德新社科隆十六日电】《劳工世界》今天说，约一万二千名失望的党员离开了西德极右的国家民主党。该报说，四万人参加了国家民主党。
根据一九四七年保卫国家安全法案组织起来的“国家军事机构”，并不是一个有工作效率的机构；到了一九四九年，就不得不再作调整。根据一九四九年保卫国家安全法案，“国家军事机构”改名为“国防部”，国防部长的职权获得扩大。除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外，又增设国防部部长助理三人。在另一方面，三军部长均不再作为保卫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改为由副总统参加会议。三军部长只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虽然还有不必经过国防部长即可向国会直接进言的权力，但从三军部长的立场来看，许多方面的权力都已改为间接形式，减弱了许多。
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则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官人数从一百人增加到二百一十人，会议听命于三军的程度减少。
军事开支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急剧减少，却并没有消除贪污及政治压力问题，不仅如此，军事订货合同签字以前的暗盘反而更见增多。战争期间的一九四四年，全年军事开支有八百亿美元，工业界分享起来，还不太困难，但到了一九四八年，全年军事订货合同只有一百零九亿美元，工业界就必然要争个面红耳赤，你死我活。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之下，三军之间的争夺也是传说纷纭。飞机制造业、造船业、军火工业等等，在军事拨款决定的前夕，竞向三军当局和国会有关方面暗中疏通。其中，尤以飞机制造业为了争取生存，不惜采用一切策略，展开竞争。
军事开支在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十五亿美元，一九五○年为一百一十九亿美元，所增无多（到了一九五一年才跃增为一百九十七亿美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打击最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中小企业都仰仗于大公司将承包下来的合同，分润一些给它们。由于大公司承建的产量太大、工程太多，消化不了，中小企业还可以吃些残羹剩饭。战争一旦结束，这些中小企业根本不知道如何获得政府合同，又没有多余的财力派出代表常驻华盛顿活动。恐慌一来，它们不得不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佣金的代价，寻找可以设法拉到政府合同的人物。
多年以来，政府采用了公开招标、刺激竞争，以维持适当价格的办法，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之下，协商的方式比起招标投标的方式更为有效，更为经济；国会于是通过特别法案，准许在某些情况之下，用协商方式议价。国防部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大部分的物资采购订货都是使用协商方式。从款项数额来看，一九四九会计年度的军需采购订货，有百分之七十点二是协商而成。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完全感到排斥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之下，华盛顿出现了一批新型人物，“他们可以运用压力和影响力，操纵政府的决定，而在另一方面，又同各地企业家保持联系。”“他们的做法和说法虽然各有不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他们同官场老爷们熟稔，有能力谈判交易。”
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是这些“百分之五”份子（各企业用百分之五佣钱的代价，请人在华盛顿拉政府军需合同）最活跃的时期。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开始接到情报，说是包括一些接近白宫的人士在内，正在以“经营顾问”为幌子，享受军需合同的百分之五的佣金，大赚其钱。
但是，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虽然把“百分之五”份子问题揭露出来，但正如它所指出的：“这些人在表面虽然略微减少，但那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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