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九日译载英国《远东贸易和发展》杂志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一九六八年，可以说是中国化学工业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处重要化工基地都分别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
应该看到中国过去的化肥工业基础是薄弱的。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只有一个生产化肥的联合企业，就是位于长江下游南京对岸的南京化肥厂，以及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大连化工厂。解放后，这座厂的规模大大扩大。为了方便原料和加工的需要，加筑了铁路和水运码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在南京外，中国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大规模化肥工厂。到今天为止，中国已能生产尿素（尿素是一种高效氮肥，也能制造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氨、氮肥、磷肥、碳酸氢铵等效率高超的五十多种化肥。最近，中国又一座年产百万吨的合成氨化肥厂又投入了生产。
各个化肥厂还不断采取发掘生产潜力，进行技术革新等种种措施，不断加强了化肥的生产能力，使成本不断下降。中国的化肥工业已培养成一支实力不小的有经验的技术专家和老工人队伍，他们不断分配到各个地方从事发展地方化肥工业。与此同时，中国还集中地发展了化肥工业所必需的机械、设备，特别是设立了化学工业的设备工厂、化学工业设计研究所、化学工业技术学校等，构成中国化学工业的一支新生力量。
一九六八年是中国全面发展各种化学制品的重要一年。包括各种化肥、杀虫剂、硫酸、苛性碱等六十种以上的主要产品生产额，月月都在增长。除了南京、河北（石家庄）、上海等化学工业中心以外，各地方都有相当多的一批大中型化学工厂群投入了生产。特别是地方的小型化学工厂，呈现出一片繁荣之势。化学工业在地方工业所占的比率增大，说明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迅速。
化学制品还普遍地流入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加强国防，有助于发展国民经济。
特别是中国的氮肥工业，已经发生了重要技术革命，由于资料不足，不知道这些新的创造是怎样发展的。例如在河北化肥厂制造碳酸氢铵的新过程中，在六个月内连续试制成三种新的催化剂，使中国化肥工业臻入世界先进水平。这三种催化剂使氮肥生产过程大大简化，投资减少一半。
江苏省丹阳化工厂去年还用一种新的方法和低的成本制造甲醇（一种无色液体，又称“木精”，是从木材中提炼出来的贵重化学产品，一般称之为“工业酒精”，是制造农药、医药、塑料、合成纤维、染料乃至国防上的重要原料），和同一能力的旧工程相比，建厂投资只及后者的百分之八十，所用钢材只及百分之九十，制品成本减少百分之五十。它们所产的甲醇和西方国家产品具有同样的效率。
华北制药厂使用新原料制造链霉素，质量达到最高标准，甚至超过西方的同类产品。
最近中国第一个真空碳化钙炉投入生产，质量良好。这一成就证明中国产的碳化钙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普遍推广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独创了许多西方所难以想像的新的制造法，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他们走自己的道路，抛弃不符合本国实际的西方基本知识，使中国化学工业得到许多新的发展。例如中国的化工厂用一年多的时间制成了一种丙烯合成纤维，可以用作衣料，据说还在实验阶段，这也是西方感到兴趣的。
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漫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毛泽东
【合众国际社伦敦十五日电】（记者：特勒）从共产党重要前哨传到这里的外交方面的消息昨天说，中苏紧张局势可能很容易爆发成重大的边境冲突，但是全面战争极少可能发生。
但是，据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紧张局势正在向极危险的程度发展。
消息说，军事活动在四千五百英里（七千二百五十公里）长的中苏边境上容易爆发冲突的地点非常活跃，俄国在采取所谓预防性措施方面显然比中国积极，这些措施包括军队、飞机和火箭的大力增援。
消息警告说，双方在当前局势中的“过火行动”的危险性正在不断增加。但是人们认为，由于双方知道其严重后果，这种危险性扩大成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小的。
这些外交界的消息说，据了解莫斯科政界和军界之中的一些人士正在悄悄地主张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些消息说，但是克里姆林宫居于负责的领导地位的人已拒绝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除非莫斯科使用核武器从而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在全世界的声名，否则这种行动将会把苏联拖入一场可能的无法自拔的游击战中去。
克里姆林宫正在继续不断地在它的边界增援部队、飞机、火箭，并还在加强它的远东海军。
据说，苏联正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疆省的正对面集结一支特别的力量。
【法新社北京十四日电】一位英国官方人士说，英国代办登森今天访问了路透社记者格雷。
这是格雷七个月以来第一次受到访问。
登森后来把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召集在一起。
登森说，格雷已经从收音机里大体上了解到：在十月里所有的中国记者都在香港获释以后，他可能获释。
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他们喝了茶，这次访问原来预定二十五分钟，中国代表们允许延长到四十分钟，这显然是针对有人最近访问在香港被拘留的中国记者时被允许延长会见时间一事的相应措施。
登森说，“我们谈论了各种话题，包括向月球发射飞船”。
【路透社莫斯科十四日电】过去两年格雷一直被拘留在他在北京的住宅内，不得外出。
英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登森后来在电话中对路透社说，格雷比上次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见到时结实。
在历时四十分钟的会晤中陪同登森的是英国领事盖思德。在去年十一月的会晤以后，盖思德曾说，格雷的拘留状况有所缓和，但是他的情绪似乎很紧张。
但是今天登森说，格雷“看起来非常结实而安详，盖思德先生认为他似乎比以前轻松多了。
“格雷本人说，他感觉比以前好了一些，他觉得自己健康情况良好。”
发生在十月革命节的事件
新谷：在苏联，每年最大的节日是五一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节。在民族大学的日本学生虽然不过八十人，但是经常提出一些有关庆祝方式的创造性建议。如针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提出不同的标语口号，使每年举行的庆祝活动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建议或行动，在苏联是绝对行不通的。日本学生提出一些创造性的庆祝口号，每次都要遭到苏联当局的非难。标语口号一字一句全部要事前检查。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按照苏联当局所交代的去做，或者拿着官方制好的标语口号参加游行。
足立：苏联官方规定的节日标语口号，就是“和平”、“友好”这一类，超出这一范围就不行了。
新谷：对了，一个“和平”，一个“友好”，绝对没有问题；如果提出一些适应当地革命斗争的口号，就必须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原田：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六七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特大纪念日子，这年日本学生参加游行，令人啼笑皆非。过去，日本学生在苏联参加节日游行，只许持有日本学生会的一面红旗。这次五十周年，苏联官员竟要我们连红旗也不能带去，要去就得把旗子卸下。我们说：“既然你们不许带红旗，我们就只带旗杆去了。”
我们真的带着旗杆去了，可是苏联官员一见到我们，又说不许带旗杆。我们说：“你们现在又说不能带旗杆，教我们怎么办？”他说：“你们立刻回去！”我们说：“我们已经来了，你们又叫我们回去。不管怎样，不管你现在怎么说，我们不用旗杆，就只用双手高举红旗行进好了。”我们一边说，一边走进红场，结果我们只用手托着日本学生会的那面旗子参加游行。
在此之前，我们制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标语口号，苏联官员都全部禁止使用。
佐久间：苏联官员说：“今年五十周年，多余的东西统统不许搞！”这就是他们的理由。他们又说：“五十周年是大庆日子，全国都在庆祝，你们那些肮脏的标语口号，千万不可拿到游行队伍中。”这一年的庆祝，全部由当局规定，连颜色也讲究统一。
但是我们的标语口号是日本流行、符合日本当前斗争实际需要的革命口号，而莫斯科的区委会却硬说那些是肮脏的东西，不准拿着游行，不准让人看见。我们根据学校当局提供的材料，制作了一些讲究的标语，在标语上用俄、日文写着“打倒佐藤内阁！”我们举着标语前赴大会时，途中就遭到苏联官员的粗暴干涉。他们说：“你们制作的这幅标语不对，不许参加游行！”他们又说：“我们和佐藤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对！”（笑声）
十月革命纪念节日，居然禁止提日本人民打倒本国反动政府的口号，当场就有许多同学不服。我们据理力争说：“我们不能舍弃这幅标语！”那苏联官员说：“不舍弃就不准游行。”这时，已经有数名大汉前来，把持着标语的几位同学连同标语一起带走，到人们看不见的街角，强行将标语撕毁。
在莫斯科，今天已经不能喊出“打倒佐藤”的口号，更不许进行反佐藤的示威。
原田：因为苏联领导人要讨好日本垄断资本，苏联政府已数次向佐藤发出邀请他访问苏联的请帖。现在，苏联政府和日本反动政府大讲“和平友好”，仅从这一点来看，已足以显示苏联领导人的无耻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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