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通讯社瓦尔吉沃９日电】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长波波维奇今天提出这种需要：“对于保持和平应负最大责任的那些国家政府，应该在最高级会议结束之前不采取这样的实际措施，这种措施由于使实际事态恶化，从而对于现有局势会有消极作用，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并延迟如此重要的谈判的举行。”他又说，“关于这一点我们指的是，一方面决不应妨碍其他问题的讨论或解决，而在举行最高级会议以前应该停止一切试验爆炸以及导弹发射台的建造。同时所有的政府应努力对冷战宣传予以最大限度的抑制。”
波波维奇今天是在塞尔维亚瓦尔吉沃城的选举集会上发言的。他指出，最近已出现了有利于举行最高级代表会议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迹象。他说，“虽然当初某些方面的人士怀疑举行这样的会议是可能的或合适的。而今天可以这样说，大家都同意，这个会议应该在今年的商定好了的日期举行”。
波波维奇继续说，“我们一开头就认为，程序问题并不重要，主要的问题在于去开会，为谈判作出建设性的努力。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认为目前对于进一步程序的意见分歧也不是重要的。要就某些具体建议找岔儿往往是办得到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每一方都应该对另一方的建议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波波维奇说，苏联政府同意举行外长会议又同意选择美国为开会的地点，应该把这些估计为进一步的积极步骤。他说，另一方的态度也有积极的改变，例如参加会议的两个集团的国家应该有同等的代表人数。现在问题在于消除或者越过那些缺乏协议的问题以求扩大协议的范围。
外交国务秘书长继续说，“关于议程问题，它应该列进双方都准备谈判的那些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希望获致协议的问题。但是当国家或政府首脑毕真举行会议的时候，在议程之内或之外就其他问题交换意见也是自然的事，这些其他问题是指的可能有理由使他们感到兴趣的或者是大家都认为的国际悬案，但是当然不是指涉及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那些问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应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条件，而应该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该予以解决。在苏联政府所列举的问题中和在西方国家政府所列举的问题中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某些问题开个端是必要的。
波波维奇着重指出，“我国政府认为，部长会议和最高级代表会议的参加者问题具有特殊意义。我们仍然深信，必须包括印度、瑞典和南斯拉夫等不参加任何集团的国家的代表。我认为没有必要作详细的说明。过去的经验本身就够雄辩的。
波波维奇然后说，“虽然我们正处在一个准备一次全世界对它寄予这样大的期望的会议的时期，但是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爆炸、建立导弹基地和设备原子弹头的准备工作却在继续进行”，他对此表示遗憾。波波维奇还说，“人们知道，试验爆炸的次数正在迅速地逐年增加，单是１９５７年，就进行了四十五次，为以前任何一年的两倍。”
波波维奇指出，所有国家的大部分舆论拥护这个要求。他说，反对这个要求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其中主要是职业政客。关于这种情况的责任完全落在大国身上，落在那些在科学上、技术上和物质上能够进行这些试验，并且拒绝停止试验的国家身上。在承认大国具有一种特殊地位的时候，它们就欣然地利用它们的特殊责任。在联合国里，大家已经承认它们有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特别是在关系到关于维持和平的建议的时候。波波维奇说，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有权做显然是违背人类的根本利益的事情。
波波维奇继续说：“至今，尽管作了努力，尚未就肯定地停止爆炸试验达成任何协议。达成这种协议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以其他办法，必须通过一般公众舆论强使达成这个协议，应当使公众舆论了解继续进行爆炸所包含的后果，不管是否有谁认为这是属于裁军范围的或者不属于裁军范围的，因为这一点在这里毫不相干”。
波波维奇继续说：“如果我们至少终于使和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巩固，那么应当对各种军事战略问题采取不同的看法。这可能不能再推迟了，因为过去积累了不信任，因为不正确的安全观念使自动地、没有控制地生产越来越多的毁灭性武器以及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装置这种武器的速度加快。如果不幸会议没有产生改善情况的结果，那么就得以更多时间来补足失去的时间”。
波波维奇接着谈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说：南斯拉夫政府今后不会不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他说：“我们整个外交政策的目的是要巩固我们的独立与和平。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坚持原则的、始终一贯的、光明正大的。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良知和信仰自由地来决定我们对各种问题的态度的。凡是在发生争执时或开会时，我们总是支持协议和折衷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决不能损害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自由、主权和平等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谁侵犯了这些权利，使国际关系紧张起来，我们便要谴责这种政策，并且同其他为巩固和平而努力的国家一起，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由此而承担的一切义务，跟这种情形作斗争。
波波维奇强调指出，凡是希望同南斯拉夫建交和合作的国家，不问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南斯拉夫都将同它们建交和合作。他然后谈到南斯拉夫同邻国的关系。他说，尽管对政治和观念形态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尽管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有所不同，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
【本刊讯】安莎通讯社２月２０日航讯：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一次演说中说，共产党参加竞选的“具体目的是：使通向在解放初期所规划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敞开。”他表示希望，下次选举将产生“集中的力量，从而给予旧的资本主义联合以新的打击。”
社会党书记南尼则重申他的中立主义主张，他认为，“不能同时执行重振军奋和进行谈判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萨拉盖特和特雷维斯，就社会党合并问题发表谈话说：“我们的同志们（我们曾以私人名义同他们进行接触）认为，目前还不能提合并问题。这一问题将在选举之后时机成熟时依据社会党国际的原则提出。”
【共同社东京９日电】池田正之辅等日本通商使节团一行将搭飞机回国，于１０日下午６点到达羽田机场。自由民主党方面决定，等他们回国以后，１１日立刻举行三个领导干部的会议，听取池田和植木两人报告谈判的经过并说明关于协定、备忘录和成为问题的协议事项。
自由民主党领导干部认为有必要听取池田等人的详细说明，但是已通过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进行了非正式的研究，总的倾向似乎将采取这样的态度：对这次贸易谈判予以总的承认，目前暂时避免涉及个别问题，这些问题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作个别的处理。
特别是政务调查会会长三木积极表示这样的“总的承认”的精神，他认为如果深入到悬挂国旗问题和裁判权问题等每个问题，恐怕会妨碍扩大日中贸易的主题，特别是裁判权问题，既然协议事项承认“不适用国内法的原则”，以后发生具体问题的时候进行处理就够了。关于悬挂国旗问题，三木也认为，如果明确表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就不应该过于拘泥于这一点。
外交调查会和政务调查会外交小组会认为，如果备忘录留下“悬挂国旗权利”，即使这和承认共产党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也是向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方向踏出重要的第一步，至少这一点还应该予以承认。
【中央社台北８日电】１９５８年度中日贸易计划会议于８日举行开幕仪式，中日双方代表全体出席。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及日本驻华大使堀内谦介在仪式中曾分别致词，均期望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开诚布公，使此次贸易谈判早日成功。
堀内大使致词说，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各方面，宜紧密合作，相依相助。尤其在贸易方面，对于两国经济极具重要地位，贵国全年度的对外贸易大半为对日贸易，９５７年度的中日贸易总额将达美金一亿二千万元之巨。
堀内大使又说，贵国的贸易以机械技术及生产材料的进口为重点，而其大半仍可由日本供给，甚盼两国的贸易关系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继续不断的进行与改善。当前中日两国贸易仍有问题存在，如去年度中日贸易计划会议曾费时六个月，而在会议尚未获得协议之前，曾订定暂时贸易计划，正式的贸易计划延至去年９月以后始实现。
虽然如此，但经双方代表的详加检讨，终于互相了解，圆满获得结果，两国的邦交也因此更加亲善。深望双方代表开诚布公，为两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努力。
【中央社台北９日电】国防部发言人柳鹤图今日证实共匪在闽海一带陆海空军的兵力已有增加，后勤方面鹰厦铁路南?g支线的南平莪洋段也已开始担任军运，这些都显示它积极准备从事军事侵略。
在记者招待会中柳鹤图答复询问时，曾就目前闽浙一带匪军兵力的数量和他在前年１０月１９日答复记者询问时所报导的数字作一个比较的说明。他以前报导的匪军数字是金马当面匪陆军有三十二万人，海军有匪小型炮艇、鱼雷快艇共八十艘，空军在福建匪机场尚无匪机进驻。下面匪陆海空军的数字，就是和以前比较增加的数字：
陆军方面数量上无大变化，但在性质上有所改变，匪特种部队及陆战队显有增加，火力因装备的转换也有所增加。
海军方面，福建沿海匪军增加有小型炮艇十多艘，鱼雷快艇约十五艘左右及小型登陆艇约一百多艘。
空军方面，闽粤沿海九个喷射机场目前仍未进驻匪机，但在这些机场邻近地区的飞机已有增加，机种为米格十七型。
柳鹤图在答复另一有关军事问题时曾指出，国军一个战斗师的实力已较大陆时期最精锐的一个师增强八倍，至于国军一个师的实力与匪军一个师的实力比较，他说不便公开发表。
【中央社台北７日电】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７日在立法院答复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质询时称：“我们已走向接近反攻的阶段，国军时时刻刻都在准备达成任务的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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