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文章列举事实，驳斥苏修对我文化大革命捏造的种种无耻谰言；指出在苏联必须推翻苏修的统治，必须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本刊讯】苏联“斯大林小组”最近写了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真相》的长篇文章，登载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是进行顽强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时代。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怎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呢？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就会恢复剥削制度呢？这种道路有三条：
第一、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前，被推翻的、但是还没有被消灭的剥削阶级仍然有可能重新取得政权。
第二、可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而出现。
第三、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
同前两条复辟道路作斗争，要容易得多，因为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面临的是完全确定的、可以明确看到的敌人；我们准确地知道打击的方向。而和平演变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最危险、最阴险的道路。
因为：
一、我们对付的是伪装起来的敌人，他们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用我们的口号掩饰自己，因而要发现这些敌人是极端困难的。
二、对和平演变的威胁一般总是估计不足的。
而什么是和平演变呢？
和平演变就是：由于党政领导蜕化的结果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性质和实质逐渐发生变化。和平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复辟资本主义。
为什么存在和平演变的危险呢？
这是由于下述原因而形成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可以在历史上比较短的期间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压倒资产阶级的话，那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则将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为它涉及人们的活的灵魂。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只能是政治、经济方面变化的结果。下面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新习惯远不是在政治、经济发生变化以后马上就可以占据统治地位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显然，甚至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他们的影响、旧时代的残余还极其顽强地遗留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此外，加上资本主义包围的腐蚀性影响。这种同我们敌对的意识形态滋生着无思想性、反共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有制心理、发财欲、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世界主义、资产阶级道德，等等。这种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的结果是，使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和资产阶级化。扼要地说来，在我们的社会里以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沾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者，大有人在：蜕化变质分子、野心家、“共产主义的”官僚、官僚主义者、只关心个人兴旺的人、贪财者、赤裸裸的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这些家伙不可避免地钻到党内（包括领导机关内），这首先是因为党是执政的。这些人在客观上是国内资产阶级分子、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如果不消除他们的危害性，那么，在一定的时候，就会形成他们在党内和国家内篡夺政权的可能性。
他们怎能夺取政权呢？
他们夺取政权的办法只能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而这种领导已削弱到能够被取消的地步。什么东西才能削弱这种领导呢？有两件东西：死亡和修正主义蜕化变质分子的颠覆活动。
让我们以赫鲁晓夫及其同伙为例，看看他们是怎样夺取政权的。
一切都是从约·维·斯大林逝世开始的。他的逝世标志着蜕化分子在党内和国内展开了十分猖狂的夺权斗争。他们后来看到有可能夺取政权时，便力图用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的办法将其排挤出领导之外。他们提出了所谓“个人迷信”的谎言。这一谎言的目的是颠覆和后来排除我们党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核心，为用新的路线——蜕化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取代列宁一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路线创造条件。一九五七年六月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布尔什维克排除于政权之外。十分明显，我们党的领导正是由于下面这两种因素而被削弱了：首先由于自己领袖的逝世；其次，由于修正主义集团的颠覆活动，败坏了他的名声。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篡夺政权的斗争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和平演变是怎样开始的？
上面援引的例子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事情是从意识形态、从文化、从制造和准备社会舆论开始的。在苏联、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篡夺政权的修正主义蜕化变质分子，他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所谓“同过去的错误作斗争”——摒弃“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所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新的”意识形态。
三、在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中培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脱离政治，培养贪财和追求个人利益的贪欲。
简单地说来，他们是从用等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始的。
结论：在确立和巩固新制度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要危险是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由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来进行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政权与和平演变是从意识形态、从文化、从制造和准备社会舆论开始的。
那么，怎样防止蜕化变质分子篡夺政权？
怎样消除蜕化变质分子篡夺政权的威胁？
怎样建立永久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保证？
自修正主义分子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一系列其他国家篡夺政权以后，这些问题就特别尖锐地摆在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面前。
对这些问题不作出回答，共产主义运动就会陷入死胡同。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个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运动是对资产阶级及其在思想战线上的代理人的坚决进攻，其使命是：除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摧毁资产阶级外，还要在思想上摧毁它。
必须指出，思想战线很经常地名为文化战线，所以名为文化革命。（为了准确起见，我们补充一句：在我们看来，在俄语中，“思想革命”一词更符合这个运动的实质。）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目的是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消除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可能性、保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三、怎样消除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必须解决什么样的任务才能保证我们不致蜕化变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这些任务，可以归结如下：
（１）揭露、严厉批判和隔离钻进党内的蜕化分子和官迷；清除党内的侥幸入党的和消极的分子；
（２）建立没有官僚制度、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民的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
（３）肃清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潮，向资产阶级思想、风俗和习惯宣战，不让这些思想、习俗从国外传来，促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随时随地宣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４）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吸引群众坚决地系统地参加各项国家事务；
（５）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培养新的一代钢铁般坚定的共产党人，教育青年继续进行革命。
四、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个方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也即是：
（１）党的领导制订的政治路线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２）党的领导使群众相信这一路线是正确的，宣传和解释这一路线，使之成为群众自己的路线；
（３）党的领导通过群众自己的行动来贯彻这一路线。这一革命唤起和发动了极为广泛的人民群众，它向人民表明，政治不像修正主义者和蜕化变质分子所竭力灌输的那样仅仅是领导人的事，而且是人民的事——是直接同他们有关的头等大事。这一革命表明，能够最好、最彻底地揭露蜕化变质分子、官迷、人民的敌人的，正是群众；正是群众应该来判断，领导人里谁坏，谁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简单说来，只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群众能连根拔除和消灭资产阶级路线，只有依靠群众，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宏伟任务，实现其目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月革命普遍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一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阶段，这是从蜕化变质分子——修正主义者的当权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简单说来，在阶级内容方面一致，而在民族形式方面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规律。
我们在上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作了论证之后，现在来看一看中国的事态，首先研究一下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华运动。
苏联人民都想知道关于中国事态的真相。但是，这在我国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得到消息的来源要么是资产阶级的，要么是苏联官方的。能否从这些来源得到真实而客观的消息呢？
不能。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报刊的阴险的宣传的目的是：破坏斗争中的各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在全世界千百万人的面前诋毁共产主义事业。
苏联的官方宣传帮了它的忙。苏联的官方宣传千方百计地歪曲中国的真实情况，为此使用了一切手段。在这一诽谤运动中，苏联报刊同等地使用“自己的”材料和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材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苏联宣传机构和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利益是一致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报刊的“报道”看来比《真理报》和其他官方机关报刊上的肆无忌惮的文章要“虚心”些和“客观”些。正是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宣传机构说，苏联为它们的目的提供了最好的材料！而这的确是人民中国、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所传播的一切反华诽谤的“最好”、最完整而系统的汇集。（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这样，就使揭露这一反华诽谤成为所有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人，所有愿意同蜕化变节行为作斗争的人的迫切和必要的任务。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最好的材料”吧。
首先必须指出，这一“材料”在我国是以两种形式传播的：
（一）通过官方的来源（报刊、广播、电视）；
（二）通过半官方的谣言（口头作报告和传播消息）。
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说官方的诽谤毕竟有些界限的话，那么，口头形式就对那些不惜宣传关于在中国的“猖獗和胡作非为’”的“最新消息”的“报告消息者”提供了进行狂热的无中生有的臆造的充分自由。简单说来，这一口头形式，除了苏联宣传机构“通常的”论据之外，还用十分明显的谎话“说服”人们。这些谎话，为了不致被立即戳穿，实在是不可能公布于众的。
苏联宣传机构进行这一诽谤运动最喜爱用的方法，是把地方上个别的错误和过火行为冒充为文化革命的实质和基本内容：他们抽出地方上产生的个别错误并加以夸大，随后就对文化革命提出某种欺骗人的指责，而这一“材料”就成为这种指责的“论据”和“证明”。除了突出个别错误之外，对文化革命的主要事态和事实则保持沉默——就这样来歪曲它的明确的方向。
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地方上产生了个别错误和过火行为呢？因为文化革命是大而新的事业。文化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程度行事。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反驳：为捍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同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不是一件新事。但是，当机会主义者当权的时候，这一斗争就有了新的形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经验的可贵也在于此。像中国文化革命这样大而新的事业总是有困难的，这些困难就会使地方上产生个别的错误和过火行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地方上的过火行为呢？斯大林下述的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请你们说一说，党的哪一个政治措施在实行中没有发生过某种过火行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斥责唯一正确的路线本身吗？”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看来，问题是清楚的。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遵循着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苏联宣传机构对臆造的“毛泽东阵营内的纷争”幸灾乐祸。纷争是没有的，有的是依照坚定的无产阶级路线同错误作斗争，并加以纠正。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宣传的另一手法，是用民族特点，即用那些可以使没有经验的读者吃惊的心理、观念、语言、气质、历史传统等特点进行投机。民族特点是由各国人民不同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传统和风俗习惯，这是很清楚的。文化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目的而言，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不过，在不同的民族条件下，在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下，它将以独特的民族形式进行，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苏联宣传用这些特点进行投机，说什么中国人民“胡涂”，说中国人民有“缺陷”，从而复活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精神，并且企图在群众中散播。（已经通过“半官方”来源散播）这是资产阶级宣传和已经退化到资产阶级宣传水平的苏联宣传的又一个共同点。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法，是用诽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袖来损害这次革命的名誉。这种手法归结起来是：对中国领袖私人生活进行捏造和讲笑话这种卑鄙的行径，通过作报告和作时事讲解这样的途径来散布。如果苏联“领导”人（对他们来说更合适的词是“统治者”）不去诽谤真正的革命家，而是介绍自己非常丑恶的生活方式，则会更好一些。
我们只是研究了苏联宣传最惯用的手法。当然，这远非全部。但是，谈这一点就足以明白一个简单的真理：如果人们谈真话，就不需要这种手法。
现在转而谈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旨在反对文化革命的宣传的内容。
在反华运动中使用六条主要“指责”，这是苏联宣传创造的，后来迅速被资产阶级报纸所抄袭。那就是：
第一条指责：苏联政客们证明，中国目前的事件不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全部宣传的基本“思想”，是对中国的所有其余理论和指责的出发点。
他们认为，文化革命是长期的、逐步的、当然也是和平的过程。但是，中国发生的事，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截然不同（早已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范围）。在中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大致上可以称为“文化”革命。自然，“文化革命”这仅仅是意识形态革命大致上合适的名称（就其内容来说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刻）；自然，苏联政客是清楚这一点的。我们的政客们正是以名称（“文化革命”）和内容（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进行投机，故意混淆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把这一切混为一谈，从而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文化（意识形态）革命，而“鬼知道是什么名堂”——无政府状态、胡作非为、上层的内讧等等。
什么是意识形态革命呢？
什么是文化革命，它和意识形态革命有什么区别呢？
文化革命（按经典的概念）要求：
对群众说来，要普遍提高教育水平；在文化方面，要使文化人士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
由此看来，文化革命是教育革命；它是意识形态革命的第一阶段（扫盲、教育干部等等）。在中国，这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了。
意识形态革命给自己提出树立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任务；意识形态革命依靠文化的发展、群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一阶段——文化革命），使人们的意识发生质的转变，把他们的意识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意识形态革命并非是不流血的革命，因为要树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感染一切的私有制心理，不同一切蜕化变质分子进行激烈的斗争，是不行的。
意识形态革命是反对蜕化变质的极其重要的武器，因为它根除的不仅是旧时代的残余，而且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文化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渗透（蜕化变质分子对此紧紧抓住不放）进行斗争。
意识形态革命的使命是培养人们具有：
１、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即在评价事态方面的阶级标准、阶级的不调和性）；
２、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
３、国际主义；
４、集体主义；
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作为人民以布尔什维克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团结的基础。
自然，文化在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
——阶级觉悟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称为文化革命。）
我们已经说过，意识形态革命不可能是不流血的。但是，需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政权的国家以及已经复辟或者半复辟的国家中进行意识形态革命的形式加以区别。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国家，其机构清洗了蜕化变质分子的国家，意识形态革命转入和平轨道。在蜕化变质分子掌权，已经部分或全部复辟的国家里，进行意识形态革命的主要前提、基础是向蜕化变质分子武装夺取政权。
第二条指责：“中国的文化革命是无原则的个人纠纷，是某些领导集团的夺权斗争”。
所有的斗争都是夺权斗争。像所有的斗争中一样，个人因素在这里起着某种作用。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全党、全体中国人民参加了这场斗争，这是劳动群众的斗争。如果认为这场斗争不触及全党、工人阶级、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他们会参加这场斗争，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这就是说，中国的文化革命不是个人纠纷，而是原则性斗争，是为全党、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
文化革命是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原则性斗争。
这场斗争是中共同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岗、饶漱石集团；一九五八年彭德怀集团）长期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结果。这场斗争之所以困难和艰巨，是因为中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和国家里夺取了发号施令的岗位。因此，散布谣言，说什么群众在中共布尔什维克核心领导下向机会主义者夺权是毛泽东上层集团同刘少奇这样的集团之间的无原则斗争，这种谣言败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的名声，从而支持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这的确是反华、反共宣传。中共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反对派依靠什么力量？中共的分裂和斗争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成为新机会主义和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两部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赫鲁晓夫机会主义的出现造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不能不对每个党有所影响，不能不使每个党在外部和内部开始斗争。国际机会主义集团使党内的机会主义复活，并且成为它的温床。在国内，反对派依靠的是私有制残余还很强的那一部分势力和脱离了人民并且蜕化为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消除腐朽的意识形态对群众的影响和向群众说明事情真相（文化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如此重要。正因为如此，发动群众起来同内部的蜕化变质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斗争是如此重要；只有群众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斗争，才能在群众中加强战斗的革命的意识形态。
第三条指责：“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支持文化革命”。
想出这个很容易就被驳倒的明显的谎言，是为了把工人拉到自己一边来。
官方宣传硬说：过去和现在在文化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很嫩的”青年人，这样就把青年人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了（很难理解有什么根据，要知道，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年轻的阶级）。实际的现实的根据这里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唯一一个“郑重其事的”根据是诬蔑的需要。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一个“小小的”事实：以前，在文化革命初期，苏联宣传机关是说——“青年学生”，而现在是——简单地称“青年”，但是这“小小的”修正完全没有改变作为第三个责难的基础的论点。这里，实质究竟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化革命的过程。
青年学生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确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阶段的任务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一开始，必须在思想战线上打垮反对派，并向群众阐明党的立场。只有像青年学生，即居民中的这种活跃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才能完成这一工作，因为他们了解党的政策，他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为此就需要建立“红卫兵”队伍）。红卫兵学生的基本任务是，把党的主张、党的口号带到群众中去，以便唤醒和推动群众的创造力和战斗精神。以青年学生为第一阶段的基本力量的原因，不仅在于任务的特点，不仅在于由这一特点决定的规模的广泛和群众性，而且在于反对派的宣传机关和整个意识形态路线的怠工和封锁（文化革命正是从清理这些机关开始的）。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反对派在思想领域里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继续在用种种手段、直至使用武力进行抵抗。这时，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打垮机会主义者就成了基本任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在第二阶段，就转而由工人阶级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官方宣传还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反工人政策”。但工人把管理企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工人是新的党政领导机关的骨干，工人是文化革命的先进队伍，这事实本身就驳倒了这种恶毒的捏造。
此外，参加文化革命，对青年本身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青年们经过了文化革命熔炉的战斗锻炼，通过实践检验了自己的知识，这种锻炼赋予青年以实际斗争的宝贵经验，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造就要接老一辈中国布尔什维克的班的新的一代战士的最好方法。这种锻炼使党有了青年人这样的可靠的和取之不竭的后备力量。
第四条指责：“文化革命不是由党，而是由中国军队来进行的。”
提出这种责难，主要是为了恐吓知识分子和把知识分子拉到自己一边来。
的确，军队在革命中起着伟大作用。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把军队看成是独立的同党对立的。中国的军队是党的工具和党的最先进的队伍。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武装起来的一部分工农，而且他们也是最有纪律的、最有素养的、最有思想的那一部分工农。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农民）中的思想教育，不仅由于战斗训练，而且由于劳动活动而得到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按自给自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即有自己的工厂和田地，战士们在这里创造了几乎自己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这一特点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军队不再成为人民和国家的累赘，而且由于劳动教育把军队（这里大多数人是农民）改变成居民中的在精神上和地位上都无产阶级化的一部分。这个特点同自觉的纪律性、同政治教育、同政委、党的指挥人员相结合（在中国，军队是由党通过党的政委来领导的，政委有着充分的权力，而这一点丝毫也不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个特点把军队变成了居民中最布尔什维克化的部分，变成了党的先进队伍。
这里也不能忘记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忘记它的历史根源。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围绕着红军而建立起来的，因为建立红军这件事本身就是同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起来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武装革命的道路）同机会主义的路线（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和平”联盟）的斗争。由此，红军就肩负着建党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任务。武装斗争是中国条件下的最有效的一种斗争。由此决定了军队的巨大作用，它的高度党性的传统。在中国军队中工作的始终是党的优秀干部，中国军队始终是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因此，中国军队在文化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对共产党的敌人进行镇压的工具，而且是党的先进队伍。鉴于这些事实，军队起巨大作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第五条指责：“文化革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
我们已经说明了是谁和为什么进行文化革命的。但是不妨把这些再说一遍。
文化革命是由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多数派为了使党健全而进行的，文化革命是针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针对反对派的，这个反对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同这一多数派及其布尔什维克路线作斗争。文化革命是产生于党本身，由党本身来进行的，首先就是由它的这一先进队伍
——中国的工人和士兵为了党的利益而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文化革命不可能有害于党，而只能巩固党。至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党一道参加文化革命，这丝毫不会破坏中共的威信，因为，他们是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和按照党的指示行动的。人民群众参加对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和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只能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使他们团结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周围，教育他们具有共产主义和革命实践的精神，使他们变成党的强大的后备力量。如果群众站在一边不参加中国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只会证明他们的不成熟，证明中共取得政权后不能博得群众的信任，即证明中共的不成熟。如果群众是抱消极态度，这只会证明党和人民之间有条鸿沟，证明党脱离群众，首先是党的领导脱离群众。幸而不是这样，不是像苏联、美国等官方评论家所想的那样。
群众在毛泽东党的领导下，为党的事业积极奋斗，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团结。中共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有群众的支持，文化革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党来说，群众的支持是精力、生命力和创造积极性的新的源泉，也是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养料。
同时，现在胡说中共在被“搞垮”的人自己就是首先主张中共分裂的人，他们支持反对派，给反对派提供养料，唆使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对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的任何支持（其中包括用所谓“搞垮”和“消灭”党这种哀号来表示支持）实际上都是针对党的。这就是那些真正希望中共被消灭，害怕它像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共的真正的敌人。除了中共的这些敌人以外，还有谁需要破坏中共的斗争威信及其领导人的威信，从而来抨击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路线呢？
有人叫嚷中共党的机关被“搞垮”了。
反对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被摧毁后，并不愿意让步，那么该怎么办呢？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摧毁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要打垮反对派，首先必须挖掉它在各个地方的巢穴。因为这些巢穴大部分是在党和国家机关里，因此必须清理这些机关，把反对派从这些机关里驱逐出去，中国过去这样做了，现在也在这样做。
蜕化变质的巢穴大部分正是在党和国家机关里，这不是偶然的：蜕化变质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首先钻进执政党；执政党的不坚定的领导人容易脱离人民，脱离他们的需要和利益，贪图安乐，蜕化变质。文化革命正是针对这些人，已经制订的布尔什维克式领导人的新条例提到了这一点，新条例要求领导人生活在人民之中，同人民一样生活，同人民一起工作，依靠人民，在工作中不仅动嘴，而且也动手。
蜕化变质是执政的共产党的主要敌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镇压这种敌人，不让他再生。
每个布尔什维克的职责是，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手段同敌人作斗争。中共这一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同敌人斗争吗？能够，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需要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斗争吗？需要，当敌人不愿让步，当他们动武的时候是必需这样做的。
苏联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西方资产阶级怜悯自己的朋友，这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要是布尔什维克怜悯自己的敌人，这才是奇怪的事。
第六条指责是：“文化革命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人民和反对苏共。”
这条指责是所有其他指责的诽谤性的“顶冠”。
据我们所知，文化革命是反对蜕化变质和在蜕化变质土壤上产生的机会主义。在中国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难道不是对苏联人民有利吗？毫无疑问，这对苏联人民是有利的。这对苏联“领导”是不利的，从苏联的报纸上就可以判断这一点，因为苏联领导唯恐中国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把同机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斗争“传染给”苏联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这之所以对苏联领导不利，是因为他们本身从赫鲁晓夫时期起，就是蜕化变质的领导，他们奉行机会主义路线，是一切类似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或者中国反对派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基地，是阻碍世界革命运动的障碍物，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身上的寄生瘤。
这就是官方宣传机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制造大量谎言和诽谤的原因。
苏联宣传机构的“特殊方式”是值得注意的。这一“特殊方式”表现在：闭口不提中共同苏共之间的基本的、原则的分歧，而过分强调中国政策中的个别因素——以此来达到苏联“政客”的基本目的：欺骗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欺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
苏联“政治家”清楚地知道，如果让苏联劳动人民分析分歧，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他们自己，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必须同苏联身居高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作斗争的想法，他们也就是怕这个。他们对外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施行粗暴的经济压力和政治讹诈，以迫使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表模棱两可的声明，而苏联报刊则随心所欲地加以摘引，而不反映关于这些国家的立场的真相。
他们就是这样在“制造”和“论证”关于文化革命“反苏”方针的谎言。
然而文化革命的参加者和领导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反对过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呢？苏联“政治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本来就没有这种事实。
文化革命的领导人和参加者只是反对苏联的蜕化变质分子——苏联的上层领导人就是这些分子——而不是反对人民，也不是反对苏联共产党。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所号召的同蜕化变质分子作斗争，这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
因此，正是那些被我们所揭露的欺骗人的“指责”的制造者才是在反对苏联人民，反对党，反对革命。只有这些人，这些人本身，才可称为反苏宣传的创造者，如果所指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的，而不是一帮叛徒的。
结论：
一、中国的文化革命是反对机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一场必要的运动。
二、文化革命是在中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由群众自己进行的，即是以最民主的，因而也是以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方式进行的。
这一方法是同没有群众参加（为了欺骗群众）的幕后的上层政治的方法是根本对立的，而后一种办法却是一切叛徒，其中包括苏联“政治家”在内，所采用的。
三、中国的文化革命树立了同蜕化变质，同通过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一小撮的统治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进行斗争的光辉典范。
四、对文化革命的一切指责都是骗人的，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五、恶毒的反华运动说明了苏联的蜕化变质分子害怕丧失自己的特权和政权，说明他们害怕本国人民，这一运动把他们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反动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表明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
六、苏联的反华运动暴露了发起者自己，它证明，迫切需要推翻苏联蜕化变质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权，即证明，必须在苏联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斯大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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