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印度斯坦时报》十六日自查谟报道：
克什米尔民主会议——在该邦作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组织活动——已经决定脱离母组织，指责它是修正主义，背叛阶级斗争。
这里的党总部在宣布这一决定的一项决议中说，民主会议今后将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活动。
决议说，邦民主会议委员会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印共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集团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选择了阶级合作和议会制度的道路，永久搁置了夺取政权的斗争。
“尽管他们爱说几句革命的话，可是他们与丹吉集团几乎没有丝毫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丹吉分子多半放弃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面貌，而这些领导人则仍然抱住革命的词句不放。”
民主会议进一步说，“现在，当我国的统治阶级遇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候，当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当我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也越来越尖锐的时候，他们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最后的预备队。
“当人民站起来与反动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时候，这些修正主义领导人企图转移人民对群众斗争的注意力。他们鼓吹人民投身选举，使修正主义者和其他非国大党反动分子重新登上政治职位。
“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够宽恕这些修正主义者的罪行。因此，查谟和克什米尔民主会议决定抛弃印共（马）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向人民揭露他们邪恶的面目。邦委会相信，印度革命人民将把修正主义的领导人投入历史的垃圾箱，向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迈进。”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十二日报道一条消息：
美国驻日大使约翰逊继七日同佐藤首相会谈之后，十一日又同福田干事长等自民党三首脑举行了会谈。据政府人士说，约翰逊在这些会谈中反复强调了“美国政府丝毫没有改变在越南和平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假如将来美国即使稍微改变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整个亚洲政策，也将预先同亚洲最得力的合作国家日本进行充分商谈，以便不发生错误”。
约翰逊大使同佐藤首相会谈时，特别谈到一九六六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佐藤约翰逊会谈的内容，当时，日美两国首脑一致的意见是“日美两国关于对华政策问题要始终密切联系协商”，因此（约翰逊大使）指出了这依旧是日美两国间的神圣规定，在即将预定在东京举行的日美两国事务性会谈中，将研究最近的亚洲形势。
【德新社东京十六日电】日本外务省人士今天说，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日本将坚持“重要问题”的政策。
这些人士说，外务省最近对亚洲形势作了分析之后采取了这种态度；对形势分析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目前无须改变它对人民中国的政策。
【共同社东京十五日电】自由民主党的亚洲问题研究会和亚非研究会的各位代表，十五日下午在党总部会晤，商量了举办两个研究会关于中国问题等外交问题的“讨论会”问题。
结果决定采取这样一些步骤：一、今后要设立一个由两个研究会中的有志之士参加的恳谈会去研究中国问题等问题；二、恳谈的结果也可以在适当的时期提交外交调查会去研究；三、最近举行第一次恳谈会。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一日以《设置中国问题小组委员会——自由民主党新政策恳谈会讨论亚洲外交》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自由民主党的非主流派和反主流派议员组成的新政策恳谈会（会长是赤城宗德）十日下午在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召开了例会，以对华政策为中心，决定新设“中国问题小组委员会”以便讨论我国亚洲外交应走的道路。
自从约翰逊声明以来，这个恳谈会对“佐藤外交”的批判高涨起来，要求确立自主外交、改变对华政策的意见强烈了。所以要新设中国问题小组委员会，是因为想要系统地整理这样的意见，提交政府和党的执行机关。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日以《内外政策研究会第一次会议，目的是改善日中关系》为题发表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以改善日中关系为目标的内外政策研究会（前误译为“内外政局研究会，特此更正——本刊注）五日晚在东京千代田区东越大楼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研究会是自由民主党的川崎秀二（松村派）倡议设立的。共有十九人出席了会议。他们通过的这个会的宗旨是“要改善日中关系，并在美中和解的基础上，给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带来和平共处，努力使这个地区得到稳定和繁荣。”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二十八日刊载一篇文章，摘要如下（小标题是原有的）：
在美蒋集团的重重压榨和盘剥下，台湾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有贫民一百五十多万，仅台北市就有近三十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许多贫民被迫鬻儿卖女，甚至卖妻，更多的人在饥寒交迫下死去。以下是今年头两个月见诸台湾报纸上的几则消息。妻子求卖身治夫病
《台湾日报》二月十八日报道，花莲县寿丰乡一对生有三个子女的夫妻，因为丈夫长期失业，又患上了肝癌，无钱治疗，做妻子的为了替丈夫治病，和丈夫协商要求离婚改嫁，俾能取得一笔“聘金”作为治病之需。据说，这对夫妻结婚已十年，感情十分好，当这一凄惨的卖身救治丈夫的消息传开后，他们的左邻右舍都同声叹息，由于境遇都差不多，也无能相助。木薯充饥六童中毒最近发生在花莲县瑞穗乡的一件惨剧是：一个八口的贫穷家庭，丈夫出外告贷还未回家时，妻子不忍嗷嗷待哺的哭饥声，烧木薯代餐，结果六个孩子均中毒，其中两个因中毒太深而死亡。
这个深居山中的贫农欧阳甘，家有妻儿八口，靠种香茅草维生。最近台湾各地一连下了二十多天绵绵丝雨，台湾农民叫苦连天，许多农民连谷种都吃光了。欧阳甘一家人就是其中之一。眼看六个孩子将要活活饿死，欧阳甘不得不于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出外告贷，好容易借到二百元（新台币）买了一些米回家。谁知等他回到家时，六个孩子已经全告中毒，个个上吐下泻，面呈青白，结果五岁大和三岁大的两个孩子因中毒太深而死去。在台湾，悲惨的贫农家庭并不止这“一家”，而是有着成千成万。一家七口一条破被
除了农民之外，在城市中讨生活的工人、小贩、三轮车工人、理发师、鞋匠等生活也十分悲惨，他们都是一群手停口停的升斗小民，平时生活已够困苦，一旦患上了病，一家数口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
去年十二月底，台北《民族晚报》门前出现了四个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才九岁，最小的四岁。这四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到该报去要求替他们把母亲找回来。据说，他们的父亲是台北台元纺织厂的工人，一家生活十分困苦。他们的母亲因为不堪贫苦生活的煎熬而出走了，父亲又忙于讨生活，他们终日处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自立晚报》一月十二日报道，嘉义市一个原来以理发维生的中年男子，在三年前患了脊骨炎后就失业了。三年来这个失业男子的一家老幼六口，就靠他的妻子为人操作农田杂工的微薄收入生活。他们每天连喝两餐稀饭都常常断炊。在寒冷的气候里，老幼六人，只有一床棉被御塞。一家数口一条被，在台湾社会已不成为新闻了。
在台北市的贫民窟里，就有一家七口一条被的贫民。这一家大小，长期以来都是生活在垃圾堆里，在垃圾里讨生活。什么是饱和暖，对他们来说，是从未尝受过的。不久前，由于长期经受饥饿与寒冷的折磨，缺乏营养，这家的父母双目都失明了，最近更呻吟床第。他们十六岁的女儿庄春霞只好带领着四个年幼的弟妹，冒着刺骨的塞风，从早到晚在街头巷尾拾破烂。回到家里面对着她奄奄一息的父亲，内心更是一阵绞痛。她悲痛地说，她的父亲已为自己准备死后用以殓埋的破草席。停尸数日无钱埋葬
广大台湾同胞在美蒋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不但活着受尽苦难，死后无力殓葬的也层出不穷。台南县居民洪振三的妻子，于今年一月七日病死，因家贫如洗，无力埋葬，停尸在破烂木屋里，后来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才将尸体草草埋葬。在屏东市，一家三口的皮鞋匠陈振芳，最近妻子病死，无钱安葬，停尸家中，陈振芳和他的女儿，抚尸相对而泣。
台北市一小贩黄老钳病死后，不但遗下一家五口妻女生活无着，就连他本人尸体也无法殡葬。
在台北市，以踩三轮车为生的田锡礼，积劳成疾，病倒在床。他的脚停了，他一家六口也就跟着吃不上饭。原来已是贫苦不堪的家庭，这一下也就陷入了更深的苦难和悲惨的深渊。《自立晚报》说，这一家困挤在破落萧条的斗室里，田锡礼和他的妻儿一起，“面对着饥饿、寒冷和生离死别的威胁”。“三个可怜的小孩，和他们的母亲围在父亲的病榻前，他们嗷嗷待哺，看着卧病不起的父亲，再看看以泪洗面的母亲，在他们幼弱的心灵中，早已失去了欢笑”。蒋帮军人下场悲惨
至于曾替蒋集团卖过命的蒋匪军退伍军人的下场又如何呢？以下一例可以给目前还在为蒋集团卖命的人作为借镜。台北《征信新闻报》二月十三日刊出的专文指出。蒋匪军退伍军人蔡兴珍一家七口，正“在死亡边缘挣扎”。他的妻子双目早就失明，自己则失业已久，并被病魔缠身。五个小儿女，最大的才十一岁，最小的只有三岁。目前就依靠十一岁的女儿到田里捡拾稻穗、烂菜、烂蕃薯糊口。
以上数例，仅仅是最近两个月来，见诸于台湾报纸上的许多类似新闻中的几则而已。但仅这几则，我们已可以看到处在美蒋反动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受的苦难是多么深重！
【共同社东京十六日电】社会党书记长山本，十六日在第四十四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谈到恢复日中邦交方针，说“因为是要求紧迫的问题，所以最近将在党内设立‘推进日中邦交小组委员会’（暂称），研究推进运动的具体事项”。
关于同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系统日中友好团体搞统一行动问题，说“既然共产党不改变批判中国的态度，实际上就不可能一致行动”。
（原载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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