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世界报》十月三十一日刊登让·巴比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申辩和说明》为题的文章。
（原编者按：从人民中国旅行回来的让·巴比，在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说明和申辩。
这位一九五九年被开除的法共老党员，“基础批评家”，刚从北京回来，他个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正如他早已在他一九六六年发表的《中苏大论战》作品中所认为的那样——是符合正统的马列主义的。
他所阐述的看法当然只是他个人的见解。我们当作资料发表，以作为一个对苏联共产主义已感到失望，而把希望重新寄托于北京共产党人的亲身见证。）
巴比的第一篇文章《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到八月八日的决定》，摘要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通知，并把通知发送给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但这个通知很晚才发表。在这个文件里，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文化革命的总攻势就从这个通知开始的。
毫无疑问，两条路线（资产阶级路线和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早就在党内进行着。从一九六四年以来，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为彻底改革京戏内容的斗争，对某些鼓吹反革命的影片以及一批从一九六一年来破坏无产阶级路线的作家和记者的批判，就大规模地开始了，并且成为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起开展的强大攻势的序幕。
第一批受害者之一是北京党的委员会主席、市长彭真，他是上层政治人物，政治局委员，他曾与反对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人同谋。
但是，在当时，人们普遍不知道的是，在彭真的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最高权威、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意识形态的主要斗争是针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目的在于揭露，背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致命危险，一句话，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无疑，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旷日持久的论战中（这次论战阐明和丰富了当代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完全胜利。它证明了苏联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完全背弃革命路线和导致逐步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在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并且展开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人们想要使中国在或迟或早的未来不发生类似的演变的话。这就是开展文化革命的深刻原因。（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为了这场反对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特点，为了使这场斗争可以揭露他们的真正企图和消除他们的影响，为了使这场伟大的斗争用来对全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年青人进行政治教育，就必须开展一次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批判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符合成为马列主义精髓的批判和造反精神，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报纸上发表。这种对批判的鼓励首先在大学生和一些革命教师中引起很大反响。于是，几乎到处贴出了大字报。
受到五月十六日通知攻击的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他们受到的威胁的严重性。他们表面上支持这个通知，并立即自命为文化革命的先锋。刘少奇有着总书记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其它当权派（刘少奇等领导人把这些当权派放在特别重要的领导地位上）的支持。
为了制造混乱和扼杀文化革命，他们向各个最敏感的部门派遣了“工作组”，负责领导这场革命。这些“工作组”去，作为毛主席的忠实学生和作为党的意志的真正代表，可能是出于好心。他们服从向他们所发出的命令，在怀疑所有的干部并竭力挑动群众反对首先起来造反并且当时还仅仅占少数的先进分子方面，表现出最大的不妥协态度。这些第一批造反派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和党的敌人。这种作法被称之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泽东不在北京
在这里，有一段令人感兴趣的时期，人们尚未说明其意义：大约在两个月的时期内，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没有参加这场重大的战斗。就这一个问题被问到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是相当吞吞吐吐的。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此，我没有把握地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是十分英明的，他有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因此不会没有预见到被五月十六日通知不指名地揭露的这些身居党的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会竭尽所能来扼杀在全国、主要是在大学生中日益扩大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开始自我暴露并泄露了他们真正意图。于是在革命分子与刘及其同谋者所操纵的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厉的斗争。革命派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反过来一看，这是考验他们的坚定性、加强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分辨谁是他们的真正敌人的唯一办法
毛泽东知道，为了反对那些企图阻止革命发展的领导人而进行的斗争，将是长期而又艰苦的：一开始，问题是在于知道，反对革命路线的人是否有可能征服和扼杀已经开始形成高潮的造反运动。而在这场斗争中决定的因素是群众，即学生、工人、农民及所有的劳动人民。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回到北京。他召开了党中央委员会，经过一场十分严肃的讨论之后作出了八月八日有名的“决定”，并立刻予以公布，在这个“决定”里，文化革命的目标和办法规定为十六条。
这个文件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文化革命的指南。无疑，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的作用日益明显。
我们仓促的研究，是不可能对这个决定进行分析的。我们将仅仅追述其中的一小段。文化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是一项旨在“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事业。红卫兵
十六条决定对于急剧开展的批判——这是文化革命的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首先在大学生中，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红卫兵很快就在全中国成百万地被兴起和组织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上百万红卫兵，从而给予了这个运动毫无保留的支持。在全国各省，成队的红卫兵徒步（有些人走了一千多公里）、乘卡车、乘火车在全国串连：有一千多万人陆续来到北京，他们在八次盛大游行中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在农村帮助农民劳动，他们同工人、农民进行讨论，彼此交换经验。总之，他们到处掀起文化革命的风暴，此外，党也决定他们免费旅行和食宿。
在北京，红卫兵举行的为记述他们各方面活动的展览中，有一张中国地图，灵巧的指示灯在上面指明了运动的进展和红卫兵在全国进行的长征。
毛主席还说，应该给予公众舆论自由，从而使“大家都能说话，批评和讨论”。红卫兵十分广泛地促使这一指示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他们是否犯了某些错误？无疑犯了错误，因为他们是在尚未被人探索的道路上前进；但是，这些错误，通过同现实的接触，已经并且正在逐步克服，这些错误与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有机会见过许多红卫兵，并同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只能说，希望在任何国家里都能出现同未来所赋予他们的政治责任感相对称的那么热情那么渴望一切的青年。
八月八日决定以来相继发生的事件，逐渐表现出这次文化革命的丰富多采、困难和普遍意义。
在对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所有成员，以及所有经济、行政和文化领导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分成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某些党员多年来所遵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群众依靠到处自由张贴的无数大字报，依靠辩论，依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的组织，在犯过一些领导错误的当地干部之外，发现了一小撮领导人中更为严重的负责者，这些领导人有意识地窃取着一部分政权，想把中国引上类似苏联十多年来一直遵循的方向。例如，现在有根有据地被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要对这种倾向负主要责任。
细致调查他过去的行动，批判性地研究他所有的讲话，特别是批判他的发行一千多万份的主要著作《修养》（译成法语为《怎样作个好共产党员》）已经促使群众在政治上考虑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场远未结束的批判的目的，是把政权从那些企图制止革命前进的人手里夺过来，并把它交给那些表现出最卓越革命思想的人手里。我们将看到，这种“夺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会场高悬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画像，群众不时高呼向毛泽东致敬口号，大会号召打破现有国家机器，走纳萨尔巴里的革命道路
【本刊讯】《印度斯坦旗报》十二日从加尔各答报道：“好斗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认为，统一阵线政府只可能为大地主和工业家的利益服务。他们感到，期中选举将会使目前的制度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统一阵线要阻止国大党重新掌权，它就必须走纳萨尔巴里的道路，支持农民和工人的事业。
支援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委员会十一日在加尔各答广场发起召开了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一些（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这是共产党极端派在广场举行的第一次集会。委员会主席普罗莫德·森
·古普塔先生主持集会……讲台上装饰着列宁、毛泽东、斯大林和詹加尔·桑塔尔的照片。
所有这些领导人都大骂参加了统一阵线的共产党（马），因为它为了‘法律地位’而忘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许诺的革命誓言，并且现在正在人民运动的背后捣鬼。这些领导人把印共（马）部长们的所作所为比作由大地主和工业家操纵的傀儡戏。在会上发言的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部长们渴望造成一种对议会民主的幻想，而忘记阶级斗争观念的原因。
集会强烈谴责统一阵线政府镇压纳萨尔巴里的农民运动，采取警察措施而造成恐怖的统治。集会抨击政府的粮食政策，强调指出，只有得到农民委员会的帮助，收购工作才能办得到。
集会敦促青年和学生在乡村地区建立组织；如果有人无视农民委员会而借助于警察征购粮食，那就进行抵抗。
领导人们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粮食运到大地主的农场。……
支援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委员会书记帕里马尔·达斯·古普塔说，直到整个经济结构彻底改变，危机注定要继续下去。
在过去二十年中，印度经济已经几乎到了绝路，这就是制造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冲突以转移人民视线的原因所在。
尽管目前的统一战线政府千方百计地想重新调整旧制度的方向，危机仍将加剧。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应当完全打破，并建立新制度。共产党部长们已经发出号召，一旦现政府被解散就夺取作家大厦；但是，他们忘记了，真正的运动并不在政府内，而是在农村和工厂里。
很明显，修正主义和新修正主义的领袖们已经出来压制农民和工人运动。
委员会副主席萨蒂亚南达·巴塔查吉说，慕克吉的非暴力政府下令警察向农民开枪，而革命的部长哈雷·克里希纳·科纳则要求农民屈服于地主。他指出，国大党领导人手里拿着刀，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但是共产党（马）领导人带着革命的假面具，起着破坏者的作用，要想瘫痪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讥讽地赞扬共产党（马）部长们扬言如果把他们撤职就要发生流血的威胁。（下转第三（上接第一版）
被开除的北方邦共产党（马）书记希夫·库马尔
·米斯拉说，孟加拉过去一向是革命的希望，现在它通过纳萨尔巴里指出了道路。共产党（马）没有勇气学中国的榜样，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造反旗帜，因此，他们忽略了毛泽东关于在农村中建立红色根据地来包围城市这一句名言。党站在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这意味着反动派的立场。有人指责，纳萨尔巴里要造成印度尼西亚式的局面，但是忘掉了：造成印尼的失败的是同苏加诺结成统一战线。同慕克吉建立联合阵线，从而在造成印尼式的局面的是共产党（马）。议会民主是印度共产党的路线。但是纳萨尔巴里走越南的路线。
共产党（马）比哈尔邦委员会成员萨蒂亚·纳拉因·辛格说，共产党（马）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相信用指导方针来进行压制，但没有像修正主义领导人丹吉那样的胆量取下革命的面具。辛格嘲笑地说，共产党（马）相信革命和可尊敬的政治，甚至英迪拉·甘地也在庆祝十月革命。他说纳萨尔巴里是十月革命的印度的一个小版本……学生领袖沙帕尔·米特拉指出，只有托洛茨基分子才会有‘夺取政府办公处’的想法，共产党（马）领导人执行法西斯路线，支持镇压措施，提出议会民主的口号。”
《甘露市场报》还说：“委员会第一次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指出，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是当务之急，要通过发动农民革命来实现。
这个运动的第一步是，帮助农民保住土地上的出产。人们强调指出，封建利益必须粉碎，为此要求工人站出来支持农民，准备举行总罢工。
集会还强调指出，必须打好基础，组织村一级的阵线，以准备将来开展从地主手中夺地的斗争的需要……为庆祝十月革命而召开的会议在决议中猛烈抨击苏联现领导奉行修正主义政策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共产党（丹吉集团）公开的修正主义表现和共产党（马）隐蔽的修正主义表现也受到了指责。只有中国的毛泽东受到颂扬，因为他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
人们要求，制止统一阵线政府镇压工农的政策，释放桑塔尔和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撤销一切对参加斗争的人的控告。
人们还谴责了对纳萨尔巴里运动表示支持的北孟加拉大学学生使用恐怖手段……
发言者主要认为，纳萨尔巴里指出了印度群众获得解放的真正道路，因为那里的农民斗争是以毛泽东的哲学为依据的……
来自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发言还暗示成立一个真正信奉阶级斗争、拒绝议会民主的新党的可能性。”
加尔各答的《政治家报》还说：“这一派的主要理论家查鲁·马宗达同别的人一起在巨大的台上，台上挂着毛泽东、列宁和斯大林的像。人们不时高呼‘向毛泽东致以红色的敬礼’，‘打倒新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口号。
发言者说，应该马上取消关于举行期中选举的口号，因为这样的选举既不会带来政治稳定也不会有利于进步，他们举了喀拉拉邦为例。他们指出，那里稳定的统一战线政府并无助于工农争取解放的斗争。另一方面，它只起了阻止民主运动兴起的作用。
另一个发言的人说，西孟加拉政府号召在一旦政府更迭时封锁作家大厦，这一号召只会在一旦警察开枪时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随后，尸体的照片会被左翼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用来争取在选举中得胜。
大会在一项决议中谴责政府根据地产数量靠警察的帮助‘强行’对农民征收（稻米），而不考虑农民家庭人口的多少。据决议说，评议会农场贮存稻米也是为地主的利益服务的。”
【美联社西贡十四日电】美国司令部今天宣布，在西贡东北三百六十五英里处的沿海低地爆发了新的战斗，共产党炮手击落了两架美国直升飞机并且还击伤了五架。
这些美国直升飞机昨天把第一空中骑兵师的四百五十名士兵运到三岐以西十五英里的地方时，遭到了共产党机枪和小型武器的猛烈袭击。
【美联社岘港十四日电】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布鲁诺·霍克穆斯少将今天在他的直升飞机在空中爆炸坠毁在越南的“无欢乐街”附近时身死。他是在越南战争中死亡的第一个美国将军级军官。霍克穆斯和另外四人
——两名驾驶员、一名机务长和一名越南翻译——在飞机爆炸坠毁在西贡以北四百英里外时死亡。
霍克穆斯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这架直升飞机就爆炸坠毁了。
【美联社西贡十五日电】美国司令部今天说，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霍克穆斯摔死的那架直升飞机昨天是由于被地面炮火击中坠毁的。
司令部还说，另外有五人同霍克穆斯一起摔死。这五人中有三人是直升飞机机上人员，两个是这位将军的随员。
【本刊讯】香港报纸最近报道了美、英帝国主义利用香港大专学校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活动。
据香港大学公布，该校将设立一个“亚洲研究中心”，以代替目前之“东方研究所”及“现代亚洲研究所”（过去这两机构均为研究中国问题的）。这是“香港大学评议会”今年五月决定设立的。这个“研究中心”“使港大各学系从事东方研究及东南亚研究的教员及毕业生，集中于一处，为此目的并组织研讨会，及各种会议向各学生供给典籍及其他设备，并举办共同研究计划。此外，亚洲研究中心的出版期刊，并为此与香港大学出版委员会合作，并对访问学者，在此方面之研究给予便利。”
在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度，港大已拨款作为设立此中心的初步费用，在港大三年计划（一九六七至七○年）的后期中，拨给“亚洲研究中心”的款项将会增加。港大评议会将任命一个委员会以管理这个“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最近也宣布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设立目的“乃在发展与中国学术文化有关之研究计划”。“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代史、近代东南亚研究、中国语言及文学、中国哲学及思想史现代中国研究等。
“目前研究所之经费乃由各方面捐助，（美国）亚洲协会最近捐款维持该院经费至一九六八年中期，届时可获其他方面的资助。”
【本刊讯】仰光十四日消息：这里的报纸今天报道，被缅甸反动当局控告犯有“刑事阴谋罪”的七名中国人，在十三日被勃固县刑事法庭各判处三年徒刑。它说，刑期从十月十三日被告被拘留的那一天算起。
报道说，在判决下达后，被告要求被引渡出境。
它说，县刑事法庭对他们说，判决是非常宽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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