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一月二日以《革命已成回忆中的往事》为题，登载了五十岚泰治写的文章。副题是：《重新评价斯大林——“那个时代”的影子还没有消失》。摘要如下：
在茶馆里，我遇到的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回答我说：
“斯大林已经成了象上帝那样的人了。”
在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这位学生还只有八岁。这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目中留下的形象是，斯大林是深居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威人物。
我在苏联的十五个城市里到处都留神地看过了，但我看到“斯大林”却只有一次。那是在伯力的博物馆里，印在奖状上的小小的头相。在斯大林出生的地方哥里（格鲁吉亚共和国）还留有铜像。据说在苏联，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虽然铜像和照片都没有了，但是那长达三十年的斯大林时代并没有消失。
驻莫斯科的朋友们告诉我说，“比起赫鲁晓夫，斯大林可是有声望噢！”这是出乎意料的。
目前在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大体是这样的：①把权力集中到个人，过份相信个人的力量。结果，个人迷信的潮流高涨，在政治上陷于动脉硬化的状态；②在三十年代，特别是三六年到三八年和战后到逝世为止这两个时期，镇压和清洗了没有罪过的“同志”；③完成了把对德战争引向胜利的任务。
历史教授、记者、学生，大体都作上述同样的说明。他们经常是要加一句“但是”。那就是在讲到上述第二点，即初期的清洗问题时。他们说，“因为敌对的国家动手来扼杀我们新生的国家，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
最近又遇到两三个人。他们说，话不好说。有人回答说，“恐怕应该说不是。”他不肯谈更多的话了。许多人根本加以否定。对一个旅客来说，对这个问题是难于下判断的。
四月二十二日是列宁的生日。今年春天，我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都伏龙芝遇到了这个日子。在旅馆前的大列宁像周围，来了一群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排列成Ｕ字型，在教师的督促下，一个一个背诵了歌颂列宁的话。
今年春天我从塔什干搭飞机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恰巧同一位陆军将官坐了邻席。他是党员，谈话的最后，他无意中流露出来说“当前没有拖着国民前进的人物”。“你不满意吗？”他回答说“是呀”。我说“那就奇怪了。你们的党不是承认过去把权力集中到个人的错误，而改变为集体领导了吗？”——他闭口不谈了。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一月四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今日苏联人是怎样生活的？》摘要如下：
在列宁暴力夺取政权五十年之后，二亿三千六百万苏联人生活得比一九一三年沙皇时代更为拥挤。就是百万人口的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根据中央计划为重点建设的地区，住房也不如革命前多，比如列宁格勒一九一三年有一百八十万居民，住房面积有二千一百万平方米，今天居民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住房面积只有四千万平方米。
为了使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对于革命胜利五十周年有一种节日的心境，克里姆林宫从西方进口了价值约一亿美元的式样美观的鞋子和衣服。但是外省不得不放弃这种特殊的供应。它只能满足于庆祝胜利的三天假期。善于作生意的格鲁吉亚人急急忙忙成群结队赶到莫斯科。只要他们的箱子和提包能装得下，他们就向勤劳的首都人采购衣物。他们通常以鲜花和农作物供应莫斯科。现在他们将把这些西方衣物在他们家乡的黑市场上以暴利出售。
目前在莫斯科人们从清晨至深夜排着长队，以便买到一些“资本主义”的新式样的东西，今天苏维埃国家正在做着资本家大概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它以百分之一千的高价出售西方的新奇商品。这些天，一件非常简单的西德三等尼隆衬衣在莫斯科的售价折合一百马克左右。这些商品只是断断续续地来到商店里，而一来就立刻卖光。最简单的法国女式小外套售价五十到一百卢布。在革命节人们也自豪地穿着售价三十到八十卢布的意大利、德国、或英国资本主义的鞋。
【本刊讯】莫斯科七日消息：近几天来，莫斯科的自由市场生意兴隆，投机商大发横财，这引起了莫斯科市民的严重不满。由于国营商店节前的供应数量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品种更为稀少，自由市场的物价就无法“控制”了，黄瓜，西红柿等几种蔬菜六日就比四日猛涨。黄瓜两天前是六卢布一公斤，现在涨到十个卢布一公斤，西红柿由两个卢布涨到六个卢布。一位老年苏联妇女，当着许多人的面对这种现象发牢骚，对投机商，表示愤怒。她大声说：“投机商恶棍，应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本刊讯】英国《约克郡邮报》十一月九日以《五十个赤色的年头——共产党的企业人士》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内部形成派别和“党内之党”的倾向一开始就存在。“一党”专政一建立，在这个单一的“党”内部就接二连三地出现“派别”。
现在作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单一体”即已被打破（或者毋宁说是自己打破的），俄国国内范围的单一体也已变得愈来愈靠不住了。派别有重新出现的可能。但是它们不再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消失的那些派别了。俄国社会，或者毋宁说是苏联社会（这个社会只有一半是俄罗斯人），自那时以来，已经大大改变，大大发展了。新的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他）已经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稳固化。
这些新的阶层和集团的出现或存在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迄今为止，官方宣传机关正在孜孜不倦地维持单一体的外表。只有在文学中，这些新的社会现象才开始得到隐隐约约的承认。如果某个有创造才能的俄国人能在不多几年中想出一个没有为诡辩的定名所搞臭的名称来，那很可能会促使这些集团突然地公开明朗化。
现在已经可以辨认出某种这样的在兴起的甚或是已部分地确立的集团。例如，那些企业人士——工厂厂长、销售专家、负责使现代的工业经济兴隆发展的一切人士——便是。这些人，就他们的工作而言，对于挡道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好听言词没有兴趣。他们在目前（越来越成功地）极力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使之符合经济的发展需要。
【本刊讯】丹麦《政治报》七日发表社论说，在苏联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取得了许多的成就，有许多东西被丢在路旁或被遗弃，并且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这个年轻的而又非常古老的社会去解决。
同斯大林摊牌只是第一着。虽然承认已取得了成就，但是搞得还不够深。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仅仅开始。
丹麦《基督教报》说，苏联人民有理由感到骄傲……
。
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是，这些领导人是否能够调整他们的思想和制度，以适应一个新的年轻的一代——这一代要求更多的人情味和更多的精神上的自由，并且将对他们也要求的物质利益的保证感到不满足。极权和不信上帝的苏维埃国家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被西方的大多数国家视为敌人。但是这点已经相当肯定无疑地改变了。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以《五十年来的俄国》连续发表记者奥托内发自莫斯科的文章，十月八日发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总结：五十年来的俄国》，摘要如下：
近几周的纪念活动使俄国想起了它的过去，唤起了令人不能平静的幻思和已经破灭的美梦。目前这个政权，不管如何评价它，它已经成了一种跟革命理想根本不同的东西。阅读了（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这个出名的宣言，就可以了解这种沉沦的程度。给各族人民以和平：俄国人经过了没完没了的流血战争。工厂归工人：而这些工厂是属于国家的；生产由各部的官僚掌握，而不是由劳动者掌握。土地归农民。在饥荒年代之后，挨饿的人只有在使别人挨饿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面包。
然而，苏维埃的头头们想使这五十年以一种最初期的想法已经实现的面目出现，正是由于他们坚持这样做才把苏维埃的历史弄得荒谬不堪。一本本历史书写了又写。过去负责正式的革命史编辑出版工作的波斯别洛夫已经被罢官，那几部应该在十一月七日以前出版的书也已经推迟出版。党的文件和报纸所宣布的再版，现在已消声匿迹。为庆祝五十周年而出版的中央委员会的提纲的前言赞扬了共产主义的成就，只有很少一部分谈到了苏维埃制度的黑暗面、错误和缺点，其中有一条谈到了“在预计纳粹可能侵略我们的日期时的估计错误以及对反击他们的首次进攻缺乏准备”。另外还指出“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法则”和在领导农业方面的“主观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功劳写在党的账上，而把罪责归于那些领导党的人身上，给这个政权的一些领袖们下了令人不快的结论。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这三个人，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四年相继统治过俄国，其间只有几次不太长的时间是集体统治。其中的两个人落入了难堪的、不祥的、不被人提起的地位。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想在一百多页内概括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只有两次提到斯大林，一次是说他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领导国防委员会，一次是在提到二十大谴责他的
“个人迷信”时。所有斯大林在三十多年中曾打上了他的不祥的天才的烙印的历史事件都以省去主语的方式提到了。不管好坏统治了俄国十年的赫鲁晓夫却根本没有提到。得到颂扬的唯一的领导人是列宁，他被称为“光辉的思想家和不懈的革命家”。苏联人现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半个世纪里只产生了一个光荣的领袖而出现了那么多背叛革命的叛徒。
共产主义制度在它的革命发生五十年之后所取得的真正成就是，它还存在，并且统治着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中的一个。至此我们应该给这个超级大国下个这样的断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它根本没有触及到它的创建人的乌托邦的纲领。
【本刊讯】意《晚邮报》十月十五日继续发表奥托内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革命五十年后的现在，党的情绪、语言和方法已经带有奇怪而又有礼貌的严肃性了。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复杂、如此神秘、被教条厚厚地包起来的组织，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能够起作用。这个疑团只能用党过着双重的生活这一事实来解释。完全可以想像，在它内部，首脑们避开公众舆论的注意，相互之间谈着眼现实相符的语言，采取一些辩证的、灵活的措施。在斯大林死后，政治局采用了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各种决议由政治局委员投票通过，有时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同样的事也以十分温和的形式在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但是，在公众眼中，党的面目有如铁板一块，固定不变，不可更改，正如亚洲人雕刻的偶象。
最近几周又出现了这种屡见不鲜的一个事例：中央全会决定增加一点工资和增设一些福利，在全国，这一点施舍就被说成了党的仁慈的结果。像得了奖偿的小孩一样，苏联公民也成了越来越好的人，“他们深深地感激党和政府”，很多工厂的工人都在为提前完成计划而努力。这种刺激性的描写在苏联的报刊上几乎一字不变地重复了好多天，这种描写勾画出了苏联社会和苏联领导人所理想的是什么样的一幅图景，它正像一个实行贤明的专治政治的和谐快乐的王国，在那里，国王散发礼物，臣民们拍手欢呼。总之，施舍这么一点工资成了党的仁慈的最高尚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由于要起引诱作用这一原因，它仍然忠于革命的精神，这是它的统治尚得信任的唯一的证据。但是，这种精神已经不是为发自内心的感情所支撑，而是做作出来的、表现为固定的公式的精神，这种公式年复一年地显得更空洞更僵硬了。同样的语句重复来重复去，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再编造一些新句子了。不仅人民群众听不进这些同样的意识的表述，就是编造者自己也失去了创造的热情。对付缺乏热情的办法就是强制。
但是，这种强制也不能解决更加严重和复杂的问题。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