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苏联《列宁旗帜报》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了谢利亚平的一篇题为《恶性循环》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村镇佩尔洛夫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月三日深夜，在莫斯科商业学院的公共宿舍里，阿利汉·巴加耶夫强迫同居的女学生塔马拉·兹尤齐娜从五层楼的窗户里跳下去了。
在生活的年代里，她有许多东西来不及知道、看到、感到和经受到。但是，短短的生活使她学会识别那儿是善，那儿是恶。塔马拉在入学自传中写道：“我的祖父，老布尔什维克，教会我区别真正的人和败类。”
几个游手好闲的人很早就追她，恫吓她和她的朋友。她对姑娘们说：“你们怕这些败类干吗？”她公开拒绝了这些追求者的要求。
巴加耶夫的罪行当然是完成了一个已使部分大学生陷入的恶性循环，这部分学生被一小伙道德败坏的人弄糊涂了。
院长办公室倾向于认为主要是那些没有保证思想教育工作达到应有水平的社会组织有过错。院长霍林显然认为，他在指示中对犯罪者颁布的严厉措施是足以使自己免受批评的。
党委并不是没有根据地认为主要过错在于行政部门。党委会议主要讨论了公共宿舍的混乱。但很少讨论关于教育工作的普遍性，这就陷入废话连篇地谴责宿舍管理主任帕夫洛娃，如果相信大家意见的话，帕夫洛娃就是所发生的事件的祸首。
党委书记谢拉耶夫反对把酒鬼和懒汉作为莫斯科商业学校的学生，这就结下了仇敌，成为中央联合社学校处的很不受欢迎的人物。在党委书记谢拉耶夫工作的五年期间，向学院派遣了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蓄意检查他领导的苏共党史教研室的活动。
半年前霍林代替被解除职务的巴科夫教授成为学院院长，遗憾的是，他来之后，反对不称心的书记的“秘密战争”并没有减弱。在召开总结选举会议前夕，这里制订了一个旨在使谢拉耶夫‘“落选”的作战计划。正当内讧在最高一级进行得十分激烈时，在下一阶段另一种自发势力就强大了。这里，用商品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把教师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分类”。
许多教师值得严加指责，因为他们把自己教育学生的工作仅限于课业方面。大部分教师不再到大约住了一千五百学生的宿舍去了，对共青团委员会提出帮助他们对未来的商业合作社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大量请求置之不理。
现在很难说，究竟是谁在学院为滋生各种各样的争吵和流言制造了温床。成年人、学者互相中伤，仿佛这就是他们的直接职责。一贯消息灵通的《马路新闻社》一会儿散布流言，一会儿造谣，一会几又制造出其他种种耸人听闻的事。
在学院的公共宿舍里，热闹地进行着进口女用上衣的投机买卖，酗酒成为许多学生的必不可少的特点，亲密的关系是同这些轻浮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已经不使任何人感到奇怪。公共宿舍成了游手好闲人的方便的庇身之地，他们在这里酗酒作乐，甚至胡作非为，有时甚至在女生宿舍过夜。
不修边幅、粗野、虚伪成为一部分学生的行为准则。学院里没有任何人对这种蜕化堕落现象进行彻底原则性的、彻底贯彻始终的抵制。在这里提一提扎乌尔·基亚契夫持刀打架的事件。它几乎造成死人的结局。医生抢救了受害者，而凶犯仅判一年徒刑。当基亚契夫服满刑期回来的时候，他在学院复学了。现在，他又犯了罪，受到通缉。祖拉布·卡塔马泽的丑恶行为也是大家所记得的。他在公共宿舍常常酗酒，拦住女学生不让走。而在莫斯科，在《清池塘》咖啡馆，他大吃大喝，殴打女服务人员。可是法院这一次又只限于实际上是象征性的惩罚。大家还记得阿赫迈德·霍拉齐，他由于副教授安德鲁谢维奇对他在商品学方面的渊博知识打分“不及格”，几乎要把安德鲁谢维奇的心挖出来。
这里有一些学生处于特殊地位。他们每月从父母那里获得巨额“学费”，在饭馆和咖啡馆跟气味相投的姑娘们消磨课余时间，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条获得高等教育的道路是最不吃力的。在会考中，他们很快发现考试证和菜目表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不及格的课目超过可允许的界限的时候，他们就被开除出学院。可是，过了一两年，他们拿着有关共和国消费合作社联合会的出色鉴定，重返莫斯科商业学院。过去被学院开除的三十九名学生中的许多人是这样，由于经常不及格和道德败坏而两度被逐出学院大门的阿利汉·巴加耶夫也是这样。父亲无限的补助金使他可以走遍天下，茫茫的道路把这个败类在新年前夕带到了佩尔洛夫卡，在那里，像他一样的文凭的热烈追求者们牢牢地筑起了安乐窝。
这是一些不能无视的事实。然而只要稍微作一些努力来使这些放肆的流氓就范，就会引起某些人士的纷纷责难，趁机瞎说这是“民族敌视情绪”。发生悲剧事件时的商业学院的情况大致如此。
【路透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九日电】（记者：伊万斯）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今天暗含地指责其他那些反对召开一次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党。
哥穆尔卡在苏联党报《真理报》上著文，重申他的党支持这样一次会议——得到克里姆林宫明显支持的一个计划。
他说，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有权根据它的民族特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采纳不同的途径和使用不同的方法。
哥穆尔卡又说：“它也不应该违反它们在原则问题上的行动一致，首先是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捍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切身利益和安全方面，在捍卫和平、进步和各国人民自由方面的行动一致。”
虽然波兰领导人特别提名中国为反对统一行动的一个国家，可是这里的观察家们说，他这番话也显然针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都反对召开一次世界会议。
观察家们说，他的文章显然也是对布加勒斯特的责难，因为它拒绝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一起共同谴责以色列为六月中东战争的侵略者。
哥穆尔卡说，中国“背离马列主义”不是出于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出于中国革命的民族特性，而是出于纯粹的民族主义。
他警告说，可是所有执政的共产党都必须“对民族孤立主义，对民族主义进行决定性的斗争”，这些是妨碍团结和采取联合行动的主要障碍。
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卡达尔最近在《真理报》上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在显然针对他的东方邻国罗马尼亚奉行的独立方针的一番话中使用了类似的词句。
所有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和中国的阿尔巴尼亚盟国除外——现在都已发表意见主张召开一次世界会议。
可是，这里的共产党人士说，在明年以前大概不会举行这样的会议。
【本刊讯】《苏维埃俄罗斯报》六月八日刊登了俄罗斯联邦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青年专家分配司司长萨维契夫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跨出学院门槛之后》。摘要如下：
秋天，当年轻的专家们要开始工作的时候，报上登出了一些材料，标题刺目：《持有毕业证书的投机取巧者》、《逃亡者》等等。这说的是那些不愿意诚实地履行自己义务的人。然而现在谈的不是这个。想谈谈那些要走上远道的人，那些要到学校分配的地方去的人。是否到处都等着这些年轻人？
想必有人会反问：“请问，如果一个人是被分配去的，那怎么会不等着要他？这就是说，某个企业或机关需要这个人！”这从逻辑上来讲是对的。而实际上怎么样呢？有点儿不是这样。每年几乎都有二千五百名毕业生到我们青年专家分配司来，请求管管他们的命运，帮帮忙。
最近，我部在各种不同的企业和共和国机关里对四百三十名高等学校毕业生进行了调查。
有一位工程师不满意的是，他“在做许多不需要学过专业的工作，诸如文书、通信员的工作”。另一位抱怨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干“连记工员都会干”的工作。
事先保障专家有住宅是多么重要！要知道，一个毕业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往往并不是由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当然，我们的住房问题还是尖锐的。
也有其他问题。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矿冶学院毕业生古勃钦科和斯列萨列夫在高等学校毕业后选择了这样的志愿：一个是到库尔干机器制造厂，另一个是到鲁勃佐夫机器制造厂。这两个专家照例来到他们的工作地点。而他们正所谓吃了闭门羹，对他们明确宣布：“我们不需要您。”工程师没有事可干。仅在一九六五年，各企业和各机关就拒绝了我部所属各高等学校的三千零八十九名毕业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倒可以计算一下这些谁都不需要的“旅行”所花的代价。得出的数目将足够有说服力的。
我谈了这一切，并没有任何新发现。只是想再一次证明，高等学校的责任和担心的事是如此之多。必须使学校有权自己制订分配计划草案。在转为这种制度后，高等学校同企业之间将建立直接联系，这样，它们之间有关替年青的专家们创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许多争论就会消除。为了替本校毕业生找出路，高等学校就会竞相提高教育质量。企业之间也不可避免会展开“竞争”。
【美联社柏林十月二十九日电】俄国和东德军队今天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联合检阅，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
这只不过是俄国人第二次允许东德军事部队同他们一起在这个分裂的城市的共产党控制的半个城市中参加检阅。
驻在西柏林的美、英、法司令官尖锐地抗议“在完全不顾柏林根据（战后）四国协议和决定规定的非军事化地位的情况下，在这个城市炫耀地检阅武装的东德军队的做法”。盟国称这次检阅为一次“规模空前”的检阅，它们说它们并不想破坏作为一个苏联节日的十月革命。检阅苏联—东德军队的是东德党的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总理斯多夫、苏联驻东德大使阿勃拉西莫夫和驻东德巨大的俄国部队的司令官科谢沃伊。
检阅是由苏联中将库罗特金率领的。东德国防部长霍夫曼将军同科谢沃伊一起受敬礼。
在军事方面，如同一九六五年苏联人和东德人一同检阅，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
【安莎社罗马十月二十六日电】意大利共产党放弃了它对于召开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会议来辩论中苏危机的原则所提出的异议，它考虑到中东的危机，建议召开一次地中海国家的进步党和进步运动的会议。
隆哥回忆说，当几年前苏联人想召开一次以苏中两党意识冲突为中心的世界会议时，意大利共产党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会议会加剧这种冲突。意大利共产党那时所持的立场在当时说来是有效的，今天，中国人已经恶化了他们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方面再坚持下去已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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