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奥斯陆十五日消息：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十九名学生成员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之后已于最近回到挪威。他们对在中国的访问和到处受到的友好对待感到十分满意。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图里·克旺对挪共《自由报》记者说，挪威报纸关于中国出现了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状况的报道完全是一派胡说。工厂在正常开工，交通也运行正常。报纸消息中所说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来自特隆赫姆的托雷·比尔克兰和来自莫尔德的托比约恩·马廷森也有同样的说法。他们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对外国人的仇恨”。这种仇恨是针对美帝国主义者和那些为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和其它地方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的人的。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友好的接待。如果说中国有任何仇恨外国人的情绪的话，小孩们在我们走过他们身旁的时候是肯定不会停下来鼓掌的。
——你们同一般的中国人有过接触吗？
——有过，我们曾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劳动了四天，这是很有趣的。我们在那里也感觉到了我们到过的地方所受到的同样热情和注意。文化革命
——目前文化革命的情况如何？
——文化革命是很容易看到和感觉到的。到处都是大字报。人人都可以贴大字报，批评个人、政权和行政机关。这些大字报猛烈攻击了刘少奇主席和官僚制度。大字报中也有谣言和一些经常证明并不十分正确的消息。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这些大字报受到了国外敌视中国的人的利用，所以不准用照相机把大字报拍下来。
我们特别看到了青年的热情。托雷·比尔克兰说，我可以提一提，在从杭州起飞的飞机上，机上的女服务员为我们唱歌跳舞。她唱革命歌曲。
托比约恩·马廷森说：
在参观长城的时候，一些红卫兵自发地为我们演出了一些节目。
——你们同工人有过接触吗？
——我们在北京、上海和其它地方参观过几座工厂。工人们也是充满了热情。生产在正常进行。他们谈到了生产上的进展。我们了解到，他们作出了努力来证明中国是能够自力更生的。
——工人对青年红卫兵有什么看法？
——不管怎么样，他们对红卫兵是不抱敌对态度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和党是深受爱戴的。
奇怪的是，即使是“反毛分子”也不攻击毛泽东。相反，他们在自己的宣传中引用他的语录。
——他们是害怕反对他吗？
——如果是害怕的话，那么原因就是：他在人民中间是很有威信的。
——暴力是文化革命期间的一种合法手段吗？
马廷森说，英国大使馆受到攻击时，我们正在北京。可是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另一部分，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离开的前夕。我并不认为发生这件事是经过当局批准的。党曾一再地说，应该避免武斗。大字报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应该用思想武器进行斗争。“去那里有危险”
——中国问题“专家”蒙特—卡斯从中国发出的报道，怎么样？
——我们在挪威驻北京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遇见了蒙特—卡斯。他告诫我们，不要去参加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会。照他看，外国人去那里是危险的。而我们去那里的人见到了青年人的海洋。我们在广场上走来走去，见到我们的人都向我们含笑挥手。蒙特—卡斯坚持说，中国国内的一切都是紊乱和无政府主义，而挪威代表团却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无论如何，这与我们所作的考察不符。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也不是闭着眼睛不看东西。在红卫兵的一些团体中存在着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自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是不是关于毛的。斗争是关系到文化革命应该进展到何种地步。其次，在世界各国中人口最多的中国，发展已经到了不同的阶段。关于刘少奇其人，我们认为十分清楚的是，他可能早就给撤职了。但是，中国人显然采用了其他方式。他们认为，光人事变动是不够的，应该搞得更深刻些，尤其是党认为，重要的是利用批评作为一种教育的方法。他们说，只有这样，人民的政治觉悟才能够提高。人们希望达到的是彻底消灭阶级的社会。
——中国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
——当然，他们的生活状况不能同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可是同解放前比起来，进步无疑是很大的。今天在中国，不存在缺粮的事。大商店里供应的商品品种多得十分惊人。商店里十分拥挤可是没有排队现象。
——没有失业的吗？
——当我们访问一座工厂的时候我们中一个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工人们对于这个愚蠢的问题哄然大笑。（文中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本刊讯】英《汉普斯特德和海盖特快报》九月一日刊登题为《“纸老虎”看门》的报道，摘要如下：
想要出门的中国人本周称堵住汉普斯特德的芬克罗夫特街新华通讯社大门的警察是“英国杀人犯”和“帝国主义纸老虎”。
座落在汉普斯特德的西班牙人路和戈尔德斯格林区西希思街上的住房外边又增加了一些值勤的警察。一所房子是空的，里面只有一个中国女人，其它的房子被中国银行的六名雇员占用着。
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上午上班和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都有警察跟着。
本周初，《快报》和《新闻报》办公室收到了读者来信，对这种“无聊、下流和简直是犯罪行为的浪费”作法提出抗议。
住在戈尔德斯格林区科林汉路的巴巴拉·泰勒夫人抱怨说，“这简直不是英国人该做的事。多年来中国人上下班的时候都经过我的屋门口，可现在他们却要受警察跟踪之苦。
“如果有人在汉普斯特德近郊或戈尔德斯格林区会发生对他们动武的想法，那是荒唐可笑的。很明显，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跟他们纠缠，我们竟然堕落到了搞这种幼稚的恶作剧，对此我感到羞耻和生气。
“我的邻居们对这种作法也都感到非常不满。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北京和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蠢事而也要做蠢事呢？最可耻的是，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警察在希思街上巡逻，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容易挨坏人的打的时候，他们却对我们说警察不够用。”
【安塔拉雅加达十四日电】外交部新闻与文化关系司今天宣布：印尼共和国外交部向支那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申述如下：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发生从支那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内开枪射击的事件（当时有三名青年和一名正在执行保安任务的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受伤）后进行的周密调查表明，其罪魁祸首是支那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支那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临时代办吕子波先生和二等秘书苏生应对造成印尼和支那人民共和国关系更加恶化的上述事件负主要责任。
因此，印尼政府决定宣布上述两名支那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官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两名官员被要求最迟在下星期一（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印尼西部时间十二点正离开印尼国境。
【法新社雅加达十四日电】政府还从今天起禁止大使馆使用它的发机。
【雅加达电台十五日广播】印尼政府命令现在还在北京的五名外交官立即离开支那人民共和国。作出上述决定是因为共产党支那政府采取的敌视态度，使得我们在北京的外交官不能再工作，并且得不到保护。
这些印尼外交官将撤到香港。
【本刊讯】伦敦《国际先驱论坛报》十四日发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题为《屋脊上的漏洞》的社论，摘要如下：
多年以来，中国和印度在西藏—锡金边界上一直在用步枪和词藻进行交战，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星期一的战斗。相反，这次战斗的规模——在一万四千四百英尺高的乃堆拉山口第一次用大炮交火
——表明，双方在那里都作了大规模冲突的军事准备。中国国内的混乱提出了两个吓人的问题：北京是否能控制它的边界部队以及它是否可能挑起或者欢迎冲突，以转移它的人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锡金在战略上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当它在二十年前独立的时候，印度立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以控制。这个保护国提供了沿着印度二千英里长的边界由北部发动进攻的最好的路线。一支进攻部队可以很快穿过这个颈项地带而长驱直入土地肥沃、油产丰富的阿萨姆。印度密切注视着它的防御，那里的工事比一九六二年它同中国打仗的那两个地方的工事都要好。新德里也十分清楚，如果表示出恐慌，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在某种意义上讲，印度的考验也是美国的考验，因为美国认为印度的发展和防务对它自己的政策是极重要的。从长期来看，印度自己力量和信心的增长将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手段。从中期来看，印度必须加强同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同日本的联系，也不要排斥巴基斯坦。从短期来看，印度必须抛弃不安心情，大大依靠两个大国的善意和谅解。美国所关心的就是帮助印度缩短这些“时期”，以便使印度尽快地能够单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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