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予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接见非洲、亚洲外宾时的谈话》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九月三日以《今日中国内幕》为题，发表一篇访问记。文章小标题为《伊恩·汤姆森在英中危机最紧张时在中国游历了三个星期，于上星期回国。他发表访问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和济南这些关键性城市的独家的目击报道》。摘要如下：
我于四个星期前前往中国，希望弄清楚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回来后，对于中国人在个人方面说仍然怀着深深的好感，但是，对于目前的动乱的浪潮的结果，有着某些不安。
他们正在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在每一个单位和每一个行政区夺取权力）和反动势力之间作果断的选择。这一全国规模的紧张局势造成目前遍及全国的动乱局面。这是一场最坚决、最无情的阶级斗争。
我一直爱慕中国和中国人民，因为我和我的父亲一样，也生活在那里，并且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我家有五个人——包括我祖父在内——葬在那里。在两年多前英中了解协会成立时，我参加了这个协会。对于政治，我有我自己的见解，我将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派人士叙述我的观点。我于一个月前随一个由英中了解协会的八名会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显然，我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印象。
我回英国以后，许多人问我，说中国由于这个骚乱的浪潮“几千人死亡”的那些报纸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在我在那里的整个时间里，我没有看到任何支持这些消息的证据；其实，除了我后来遇到的例外情况外，根本没有动武的情况。可是，这样说是完全公正的：我们所旅行的地区，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已变得比较平安的地区。
我个人的见解是，这种报纸消息很可能是夸大的，是由没有直接到内地发生事情的地点去而在边界上的人们写的——其中大多数消息必定是这样写出来的。但是我必须说这样一句：据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人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发生武斗，并且随后还会发生报复行动。
我们是八月八日下午五点到达上海的。我们好像是到达了欢庆活动的中间。成百成千的中国人在街上游行示威。装满人的大卡草和公共汽车——许多人手中打着大红旗和横幅旗帜——把街道塞得水泄不通。几乎人人在喊口号。人声鼎沸。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简单的：表示对毛和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表示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反动派——不管是中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的敌对。
现在谈谈我的印象。这些印象简单如下：
除了稍后一些我将讲到的一些例外情况外，中国男女个人之间彼此的友好和显然的愉快。
他们在工业方面的进展以及他们对此抱有的自豪心。
他们的宣传的无处不在以及到处渗透。
意识形态分裂的深度与广度。
阶级斗争的明显性。
专心致志于世界革命。
特别是，基于毛的威信和形象的新的大众文化的支配。
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非常愉快的心情是显著的。如果你在中国旅行二千五百英里，不管是坐公共汽车、火车还是飞机，你必定会遇到许多中国人。在街上，你只要向中国的男人或女人招呼一句“你好”（中国话），他们就会笑逐颜开，流露出友情。当然，他们可以信任我们，因为我们身上佩戴着毛主席的像章，上面写着人人会唱的流行歌曲——《东方红》——的一些词，而且我们全都随身带着一本红书。
这本红书看来是最最重要的，到处都有的。我走进过好几家百货商店。在所有这些店里，到处放着小堆的红书，以便顾客在暂时忘记一句毛的思想时，可以捡起一本来，重温一下。每当我们进入一辆公共汽车时，我们的译员立即会说“翻到第一页”。
他总是希望我们跟他一起念这本红书上的同样的语录。他会念下去，朗诵四、五个短的段落，那时他同样地希望我们一起念。我们很快就能背诵许多这样的段落。
空中旅行是有趣的。八名或十名红卫兵会列队进入候机室，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结合着娱乐和政治宣传的节目。他们会和着女孩子们唱歌和由男子奏的三、四件弦乐器的乐声，跳对毛主席表示敬意的舞蹈。然后他们就唱毛主席语录歌。配合着唱词经常做出滑稽的动作，例如，在提到美国侵略者时，舞蹈者的脚就往前踢，好像踢开一堆垃圾似的。
当我们在飞机中坐定后，例行的仪式总是在起飞之前再朗诵红书中的一些段落。（我们的一位向导从来不把她的安全带系上，她对我说，没有必要采取任何安全预防措施，因为驾驶员由于受到毛主席的鼓舞，不会出差错。）飞机的女服务员甚至在飞行中在飞机的过道里跳舞，并且好几次带领大家唱他们爱好的毛派的曲子。《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他们十分爱唱的歌曲，而且非常有感染力。
他们当中知道我们是英国人的那些人，对我们仍然极其和气。他们认为，像我们国家这样的政府是怀着敌意的——而且是怀着极大敌意的“帝国主义”政府。但是对于身上佩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红书，向他们说着“你好”（中国话）的我们，他们是满心欢喜的。显然，我们目前生活在其中的艰难境遇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对于我们来说，同样地消除我们眼睛上的阴翳、解除我们脖子上的枷锁的日子会到来。
他们表现出普遍的满怀信心的气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肉体上的幸福。他们不仅丰衣足食，而且他们的体格也非常好。（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确信：一个新的日子的黎明已经光临到他们头上，并且即将光临到全世界。全人类万世歌舞升平的时代不久就要来到。你如果感觉到这种政治上最高境界的意念的冲力，就能设想他们对待任何看来是抵抗或破坏这种前景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无情的狂怒了。
我们参观了九个工厂。我敢说，我们所参观的工厂是他们感到自豪的那些工厂，而不是他们还在改进中的工厂，但是由于我参观过西方一些最大的、最现代化的工厂，所以在我看到一个十分先进的第一流的工厂时，我无论如何是识别得出的。我所参观的九个工厂给人十分难忘的印象。工厂是有效率的，车床是最好的，并且技术力量是高超的。
其结果是，至少在目前，劳动人民中最大一部分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标准确实是高的。一个熟练工人每月挣五十元到六十元之间。以七元合一英镑计，这意味着一周只有三十五先令或四十先令，但另一方面，这个工人每月房租大概只要付两、三元，即约七先令六便士。
甚至在我们所访问的显然是很贫穷的家庭里，总会有一架脚踏缝纫机，一架无线电和某种时计——与十年前会发现的情况是极鲜明的对照。这些东西是解放后的农民首先企望得到的三件家当。表，手表，在现代中国看来有着一种特别的，几乎是象征性的意义，我所见到的中国男子看来几乎每人都有一只如在英国购买约值十五英镑的表。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压倒一切。看来商店橱窗上、墙上和树立的大板上没有一处不是盖满了大字报的——宣传毛主席的威力和智慧；谴责公敌。
头号公敌当然是刘少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伟大的技术——凡是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受到揭露、批评、遭受公开的嘲笑，然后“挨整”。
关键是加以羞辱而不是流血。我们被告诉说，如果发现某一工厂厂长是“反动派”，他就被揭露，公开地使他面对他的罪行，然后使他受到一个时期的丢脸的整风。往往把他降级到工厂扫地。他们告诉我们，甚至上海码头的负责人这样地“被整”，他的命运是充当码头工人，直到以后另有通知。
据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那些中国人自然特别受怀疑，就是这个情况使我得到第四个印象：国内的意识形态的决裂。
要得出数字十分困难，甚至要作为举例说明用也很困难，但是从这个政权的朋友和批评者给我讲的情况看，我的估计是，中国人民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强烈地拥护毛的，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于希望获得一个较好的字眼——“工人阶级”。他们从感情上是热情的虽然在理智上是淡薄的方式，认为毛是在代表他们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便是专政。
在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中——人们会发现大部分的教师、商人、以及总的知识界都在这里面——是被另外的人怀疑为修正主义者的分子。改良主义者，反动派在某种程度上准备扭转中国所走的完成国内革命然后完成世界革命的大道；因此就对这些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人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自觉地卷入到各种智力水平的口头辩论中去，在这样的辩论中，另一方会说类似这样的话：“你要明白，我们必须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抓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决不能改变颜色。”
意识形态的决裂是一个印象：我对于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印象是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如我所说的，崇敬毛的人整个说来是淳朴和贫苦的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大致地说他们的资产阶级的。
他们决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地生根，反对有人以“像俄国那样的”掺假的社会主义来骗人，确保中国政治的颜色永远是红色的，所以他们的主要目标，在我看来，是要建立以毛泽东为基础和中心点的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宗教、个人信仰——不管你叫它什么吧。
在学校里，我听到四岁的儿童唱一支有名的歌，歌的意义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其他儿童唱“革命有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革命是有理的，因为这个革命是毛进行的。
中国人告诉你毛是“最红的”；当你接近北京时，他在谈话中变得越来越红；一千英里以外，他是“最红的”；在距离五百英里时，他是“最红最红的”，在北京的城墙下，他是“最红、最红、最红的。”
毛是崇拜的对象。把他置于这个地位的，不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他本人。是人民把他置于这个地位的，因为他是元勋人物。他是中国人思想生活中的一个新因素。把一个人第一次地置于中国人信仰的中心，从潜在说可能像外部世界发现核裂变一样地具有无穷原动力——其实是爆炸性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一种新武器。
而这个情况使我得到我的最后一个、也是不变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是如何厉害地向外看的。
我这话的意思是指，新的一代革命者希望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他们满怀信心地希望世界其他国家会继他们之后获得成功。不幸的是，他们抱有这种希望，而并不真正知道外部世界如何生活，如何思想的。他们将以典型的中国方式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
听他们谈，在我觉得，似乎农民起义、土地革命、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革命全都是在同时进行的。
中国认为全世界在旁观看，而它自己在观看世界。如果它万一看来失败的话，谁都逃不脱它的憎恨；如果它成功的话，谁都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同我讲话的人都是精神愉快、身体健康的，我到处受到别人的注意。
总之，一个人在中国对中国以百万计的快乐、勤劳和健康的群众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他们象今天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一样地相信，他们知道自己在向何处去，并向往着前途。
一种青春的印象是难以形容的——所有的中国人看起来都显得年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在十八岁以下。由于信仰毛和相信自己永远是早晨的太阳所鼓舞，他们给你一种力量和希望的印象，这是一个人所不得不羡慕的。
就象我所说的，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个人或代表团都只能感到是受到欢迎和尊重的。我完全相信，如果访问中国的人小心地行动“规矩”，如果他是中国政府所支持或照顾的一个团体的成员，他就不会感到不安。
【本刊讯】坦桑尼亚英文报纸《民族主义者报》和《坦桑尼亚旗帜报》六日都在头版报道中国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签订有关在坦赞两国间修建铁路的协定，标题《坦赞铁路公约签字了》和《中国将修建铁路，贾马勒在修建坦赞铁路的合同上签了字》。
《坦桑尼亚旗帜报》报道，‘“这个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没有提到为筑路提供资金的问题，但是达累斯萨拉姆的政府人士昨晚明白表示，中国人已经同意提供经费。”
它又说，昨晚，交通部长卢辛德说：“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家报纸说：“坦赞联合代表团在签订这项协定之前首先要从北京得到解答的问题是：中国筑路计划所需的成本，贷款的条件及偿还期限，筑路期限以及他们要来筑路的劳动力的规模，筑路的资源与装备，中国的技术力量是否足以应付这个工程。”
消息又说：“显然，他们在通知他们各自的政府要签字之前，一定已经得到肯定的答复，虽然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政府人士昨晚说，他们并不知道有关这项协定和条件的进一步的细节。”
《民族主义者报》的报道是以路透社从香港发出的消息为根据的。
【法新社卢萨卡六日电】赞比亚政府的一位发言人今天说，人民中国将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以修筑一条从赞比亚通往坦桑尼亚的长达一千英里的铁路。
这位发言人是在评论中国人和一个赞比亚—坦桑尼亚代表团昨天在北京签订的一项有关协定时说这番话的，他拒绝透露这笔贷款的数目。
但是据估计，这条铁路——它是非洲的第三大工程——将需费一亿英镑。
这位发言人说，“在这条铁路开始修筑前，要进行详细的勘测，这项工作将由中国专家承担。”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六日刊登该报记者星期二（五日）从索尔兹伯里发出的一则消息，标题是《中国在同非洲打交道时的“胜利”》，全文如下：
今晚在北京宣布赞比亚—坦桑尼亚—中国签订了一项修筑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非洲国家之间的一条一千英里长的铁路的协定，这是中国迄今在非洲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中国已同意向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提供一亿英镑的无息贷款。预料中国的一个勘测队不久就将到达。
【法新社约翰内斯堡六日电】人民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刚缔结的关于修建赞比亚—坦桑尼亚铁路的协定加深了这里的恐惧心理：中国将在赞比亚建立立足点。
不管怎样，这个行动被认为显然将使赞比亚在进出口货物方面能够不需要罗得西亚和葡萄牙的合作。
【法新社科伦坡六日电】锡兰国防和外交部今天断然拒绝为运给这里中国大使馆的大约八百枚毛泽东像章办过关手续。
这个部在答复中国对海关扣留像章的抗议时说，它并不反对大使馆将超过大使馆人员需要的所有像章重新出口。
在答复中国关于煽动敌对情绪和恶化中锡关系的指责时，这个部说，尽管在锡兰驻北京大使馆前面举行了敌对的示威，中国驻这里的大使馆的安宁没有受到破坏。
【本刊讯】法《外交世界》九月份的一期以《人民中国的新盟友》为题，刊载阿兰·布克写的文章，摘要如下：
三周以来，人民中国搞了一大堆外交危机。它同肯尼亚、缅甸、蒙古、瑞士、意大利、锡兰、尼泊尔、苏联互相提出了一些警告和抗议照会，当然不用说最近还同英国发生一些事件。
许多观察家的印象是：北京越来越孤立了。
北京传统的外交是否完全改变了呢？没有。中国继续执行它要留在那些工业国家中的政策，它增加了同这些国家的贸易，而且它继续执行它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多少有点条件的联盟政策。
北京本着它不断重申的信念，宣称准备援助进行反帝斗争的“友好的”——虽不说是“兄弟的”
——各国人民。
此外，最重要的是，北京不大去计算能够在联合国或别处投票支持中的首都有多少个。它现在认为，它已不那么需要它有一个时候执行的暗中沟通的、灵活的、退让的外交政策了，它现在搞的，是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在中国大陆内部，人们使行政当局和政治权威成了问题，宁愿要一些热情的革命青年，同样，在国外，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把政府和人民加以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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