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
【本刊讯】巴黎二十三日消息：法国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出版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胜利的十七年》。
这本小册子包括，去年由这些小组组织的报告会上发表的三个报告：
——中国第一个过渡时期：直至一九五七年为止的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过渡。
——大跃进。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上写道：“各学习小组，已经多次提醒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除了强调这一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外，我们特别要指出这一事实：目前，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的一步。其根本目的，是要中国七亿工、农、兵、知识分子掌握毛泽东思想。”
前言指出，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的一切攻击和污蔑，都是由于对毛泽东思想无知。
因此，研究毛泽东思想，就是获得进行还击的手段，就是有助于支持中国人民反对一切以他们为靶子的宣传。
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在结论中写道：“文化革命是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的运动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矛盾所决定的；它包含有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从这个试验中吸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教益：
“——文化革命表明，在夺取政权之后，甚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消灭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它着重表明，对各革命阶级来说，捣毁资产阶级的作为进行反革命进攻（如果不搞文化革命的话）基地的一切巢穴是至为必要的，因此，文化革命着重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个时刻，意识形态战线方面的斗争是主要的，从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的认识。这是对于这样一个原则的辩证的理解：即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而不是相反，这一点使资产阶级及其仆从害怕。”
【东方社东京二十七日电】山口县的一千名工人、青年和学生，二十六日在下关市举行集会，谴责日共修正主义者袭击中国学生，强烈地谴责美日反动派和日共修正主义者策划阴谋，企图断绝日中关系，并且通过决议为坚决实现第二届日中青年大联欢而奋斗。这次集会是由山口县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勤劳者评议会、青年妇女部、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民主青年同盟（左派）联合举行的，东京、大阪和兵库县等地也有许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场正面悬挂着“坚决实现第二届日中青年大联欢！”、“消灭一切反华分子！”、“日中两国人民同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战斗友谊万岁！”、“八亿人民团结起来，争取亚洲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实现世界和平！”等标语。会场上还挂着毛泽东主席像，像的旁边挂着毛主席语录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使与会者增加了斗争的勇气。
古谷庄一郎代表日共山口县委员会（左派）致词。他指出：宫本一伙在警察势力的保护下，在善邻会馆制造了流血事件。这是他们的法西斯民族沙文主义真面目的大暴露。他说：“事件的本质是挑唆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互相斗争，企图在日本人民中间掀起憎恶中国的情绪，是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策划的使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这种阴谋服务的。”
古谷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世界人民的革命队伍说来，的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一胜利将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而且，它对世界革命人民是一个无限的鼓舞和取得新胜利的保证。”
古谷强调说：“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团结是关系到日本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根本问题。肩负着民族前途的日本青年成批地访问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加强往来，向红卫兵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自我改造的方向，加强反帝反修的战斗友谊，这在当前的形势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大联欢的实现将促进日本人民的斗争，对美日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十八日译载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釜井卓三写的一篇文章，原题是《往昔的悲惨已无踪影》，摘要如下：
在南京郊外，看得到长江的一片红土丘陵地带，我访问了秣陵农村人民公社的周姓社员。他首先向我诉述了解放前的痛苦的生活：
——那种生活真是痛苦啊！做雇农的父亲，有一顿没一顿地捱着，不得已向地主乞求，把我们做孩子的以一日二餐的代价换取牧牛的工作。
而在地主的眼里，贫农的孩子们就像是驯羊一样地供驱使，稍有不遂，动辄一顿毒打，打死了也只像死了一只狗那样。
中国的农民，确实是把贫穷和悲惨集于一身地存在着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雇农，几乎完全受着占百分之十不到的地主压榨。地主们占有了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属于贫雇农及中农的土地，不过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而已。佃农们少则要把收入的二分之一，多则要把收入的八、九成交付给地主，而地主则用各种各样的名目向农民榨取金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然而，周君的话题转到今天：“和往昔相比，今天的生活确有天渊之别。我们为了此种丰富的生活而对毛主席感谢，乃是当然的事。”
周君说：“在中国，经由土地改革，使几亿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分配到七亿亩耕地，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分到一所原属于地主的小屋，从此有了自己的家。去年，我们从生产队里分到粮食、食油，另外还有现金和副业收入约一千元左右”。
从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转变到家里有存粮，有存款，此外，还有两只猪，一只以六十元的代价卖了出去，另外一只，则在春节时宰了吃掉。这是何等强烈的对照。
另外还有一个典型，是上海郊区虹桥人民公社的陈君。
四十二岁的陈君一家七口，夫妇之外，有四个孩子和陈君的母亲。他家的大女儿已在工厂中工作，次女是中学的红卫兵，正在外出长征之中。陈君告诉我，他“去年的收入是一千二百元左右”，他原本出身贫农，抗战时曾在上海的工厂中做过工。
我被招待在他的家里共进午餐。
在谈话中，我曾笑问陈君的妻子：“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她答复说：“我最喜欢的是‘老三篇’，其中尤以《为人民服务》一篇最感喜欢。我在解放前原是个文盲，但学习了‘老三篇’之后，现在已能读它。从文盲变成不是文盲的喜悦，只有亲身体验才会感到。”
这个女人是生产队里的妇女委员。但是尤使我惊奇的是陈君的年老的母亲口里，也流利地运用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句，中国农村中农民们政治意识的提高，于此也可以想见一斑。
【印报托科伦坡二十八日电】锡兰驻华大使罗伯特·古纳瓦德纳在对《锡兰观察家报》记者的谈话中对中国发生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与从中国传出的消息所说的迥然不同的图景。
据古纳瓦德纳说，文化革命是一个说服教育的做法。红卫兵展开了生动有力和热烈的讨论，揭发出领导人和党的干部所犯的思想错误。
古纳瓦德纳说，红卫兵革命促进了，而不是破坏了生产。
他说：“我想要弄明白中国对锡兰的大米供应会不会受到妨碍。我访问了上海，被领去参观了港口。工作加紧了。中国港口工人向我保证，将不会中断对锡兰的供应，将按预定计划提供。”
【本刊讯】科伦坡二十八日消息：《每日新闻》今日社论根据莫斯科散布的谣言诽谤中国“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社论的题目是《唾涎之物》。它诽谤中国‘“搞颠覆活动”，向世界的“农村地区”“提供武器、人员和机会，煽起民族革命”，并指责说，“非洲丰富的资源使得它成为任何具有强大帝国传统背景的国家的唾涎之物。”
【本刊讯】法《战斗报》二十四日载文，题为《如果波恩不怕损害同莫斯科的缓和，它宁愿承认北京》，摘要如下：
基辛格—勃兰特内阁的“向东方开放”政策不仅限于东欧。关于联邦德国同人民中国进行接触以发展两国之间贸易的传闻越来越明确。公事公办，波恩从来没有因它的正式反共妨碍它的贸易利益，同样，中国领导人也善于把文化革命同进出口贸易区分开来。
波恩和北京没有保持外交关系。这一点并未妨碍联邦德国无声无息地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在欧洲的头号伙伴。
基辛格—勃兰特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改善同苏联关系的气氛，同中欧其他国家恢复接触。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庞大的市场对德国出口商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政府将迟早会跟上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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