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除草剂农达在我国使用广泛，其中的有效成分之一是草甘膦。百度百科对其的描述是：“草甘膦属低毒除草剂，草甘膦在动物体内不蓄积。在试验条件下对动物未见致畸、致突变、致癌作用。”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目光转向法国，一个孩子自出生起就有先天缺陷而不得不经受53场手术。他的母亲决定和草甘膦杠上了，因其背后的原因都指向了她在孕期接触了富含草甘膦的农达农药。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部确定这种除草剂是有遗传毒性的（可以毁坏DNA和导致基因突变），对动物致癌并且可能导致人类患癌。
为了其他孩子的生命安全，这位伟大的母亲决定踏上漫漫征程，起诉孟山都以及相关的法国代理公司。反对转基因，终结孟山都，这是妈妈的心声，这是人民的意愿，必定势不可挡！
正文
十一岁的西奥刚刚放学，晃悠在回家的路上。庞塞德初中在法国小镇维也纳，这是一座位于里昂以南三十五公里的小城。就算西奥背上的红色书包很重，他还是喜欢回家前在家乡小镇的街道上晃悠一阵，买一个法式可丽饼当零食，或者找个小店买一个指南针。他总找得到理由不按时回家。“西奥擅长任何可以让他逃避做作业的事！”看到儿子终于露面了，母亲萨宾娜·葛塔魯 (Sabine Grataloup)开心地说。
看着这张圆圆的脸和天使般的笑容，人们不会想到西奥已经经历过53场手术了。只有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嗓音才能让我们意识到，他来到人世后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磨难。2007年5月，他才刚刚出生，就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目的是分离接在一起的消化和呼吸系统。
“这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太遭罪了”，萨宾娜在回忆西奥出生第一周的点点滴滴。“他在重症监护室，手也被绑了起来，以防他用手去扯那些内置的管子。我们不能去抱他，他的姐姐和奶奶也不能来看他。”
三个月大的时候，西奥又经历了气管切开术，到现在为止他的喉咙部位还有一个小孔。虽然用白色的小围巾遮着，但他不能参加任何水上运动。
西奥患有3型食道闭锁症，这是喉咙不健全和气管软化所导致的病症，会使呼吸时呼吸道塌陷。在5个月的时候，他终于能离开这些医疗设备回家了。但是为了防止任何紧急情况出现，他的父亲和母亲得一直监视着他。“如果他鼻插管堵塞了，他会失去意识，”萨宾娜解释道。在西奥出生后的三年，她时时刻刻都在他的身边。
后来，西奥上了幼儿园，萨宾娜也得到了幼儿园的允许，可以一直待在教室外面。“至少在教室的外面，有一个小桌子可以供我工作，”萨宾娜说。直到孩子五岁的时候，他的鼻插管才被移除，这个家也终于能够喘一口气了。
一、“从他出生时，西奥的医生们就指向了农药”—— 萨宾娜·葛塔魯
医学界明确指出：西奥的畸形不是遗传的，而是由外部因素导致。
“从出生开始，西奥的治疗医生们就说这病和农药有关，”萨宾娜说。
一开始她也没想到这会和她用来洒在马围场的农药有关。
“后来，我才意识到，”她记起来。
准确来说，在2008年8月，她用了一种 名叫Glyper的含草甘膦的除草剂来喷洒马围场，“医生在和我说起农药的时候，突然我就想起来了。”
草甘膦的致畸性（可以导致胚胎和胎儿的异常发育）在科学文献中也有提及，医生说西奥的病和草甘膦是高度相关的。
“我在怀孕的关键期（前四周）接触了草甘膦，” 她说，“我那个时候甚至还不知道我怀孕了，所以我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防护）措施。”
更糟糕的是，萨宾娜是有意识地选择这个农药的。当时，这个关心环境的准妈妈收到了化学农药大鳄孟山都关于其产品农达的推广广告，声称农达是一种可被生物降解的除草剂。
其实早在2001年的法国，这家美国公司就因为虚假广告而被起诉。孟山都在被要求赔偿一万五千欧元（约12万人民币）赔款的情况下进行了上诉。审理上诉的法国法院将赔偿延缓了两年执行。
“在那段时间，关于农达的广告仍继续在播出，”萨宾娜说，知晓这个法院判决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二、“草甘膦可以扰乱孩子的激素系统” ——弗朗索瓦·温尼瑞特，未来世代组织主席
“农民已经使用草甘膦超过40年，这一产品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弗朗索瓦·温尼瑞特（Francois Veillerette）说道，他是未来世代组织（Future Generation）主席，该组织致力于反对农药的使用。
“特别是对于正在发育中的胎儿和孩子来说，” 他说，“他们尤为敏感，因为草甘膦能够扰乱他们的激素和内分泌系统。”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部确定这种除草剂是有遗传毒性的（可以毁坏DNA和导致基因突变），对动物致癌并且可能导致人类患癌。
今天，人们越来越容易暴露于草甘膦之中。2018年8月，“六千万消费者”（一个专注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国独立杂志和网站）揭露了在12种不同的婴儿尿片中，有三分之一含有除草剂成分。一年之前，未来世代组织在不同的食物中也发现了除草剂，比如谷物麦片、扁豆和鹰嘴豆。
2017年10月，西奥一家决定进一步起诉孟山都和一家经销Glyper的法国公司 Novajardin。
几个月前，《什么是除草剂？》等一系列的调查文章在法国的每日世界报上对孟山都进行了揭露，包括后者如何使用一系列计谋来扰乱科学研究、影响监管程序以及采用一系列的公关手段来为自己的产品进行辩护。
美国的一起诉讼案件揭露了孟山都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显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孟山都就对其产品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比如一个1983年的研究显示，一只暴露于草甘膦的老鼠长出了罕见的肾脏肿瘤。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之后宣布了草甘膦是一种“可能的致癌物”。但是，孟山都给美国环境保护署引荐了一位科学家来证明“老鼠的肿瘤和草甘膦没有直接的联系”。这项除草剂之后获得了环境保护署的健康证书。
“孟山都知道（这个产品有害），但是他们持续出售这种产品来获利，”西奥总结到。他说他对这家公司感到“愤怒”。然而，现在德国巨型制药公司拜耳收购了孟山都，并且每年销售价值40亿欧元的农达农药。在法国，含有草甘膦的农药占农药市场的47%。
西奥家的目标是把他们的案件带到法庭，为同病相怜的其他家庭开一个走法律程序的先例。“两家公司都需要被制裁，这样公众才会意识到这些产品的危害性，”萨宾娜说。
当西奥一家决定为世人敲响警钟，警惕这些已经被证明存在危险、但又无处不在的农药之后，他们却常常遭遇权威部门的断然拒绝，他们“对于这个孤立的案件毫不关心”。
与此同时，法国也并没有一个可以登记婴儿先天缺陷的国家机构，只有六个地区性登记中心，分别位于布列塔尼、巴黎、法属西印度群岛，留尼汪岛和Auvergne-Rhone-Alpes地区的两处，但是它们只覆盖的了19%的新生婴儿。
“为了能够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必须能够对其有所衡量和了解。”萨宾娜说。
三、“只要孩子们的手碰到了篱笆，就会沾上农药”—— 弗朗索瓦·鲁夫 Sepanso环境组织律师
但是，法国现在有另外一个关于农药的年轻受害者的法律程序正在等待处理。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Gironde）,两所小学附近的农场在被喷洒了农药之后，学生产生了头疼的症状。该事件发生在2014年5月，地点位于维伦纽夫-德布莱的小村中，该村距离波尔多北部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当孩子们到学校的时候，一辆卡车已经在喷洒农药。下课休息的时候，孩子们抱怨感到不舒服，然后和老师回到了教室里，” 弗朗索瓦·鲁夫（Francois Ruffie）Sepanso环境组织的律师说。Sepenso环境组织也加入了这一场民事诉讼。
“当他们再次出去的时候，老师自己也感觉到不舒服。”老师失去了意识，孩子们感到各种烦躁，开始哭。这时候学校不得不寻求急救服务。“孩子是受害者，这是很严重的，也是难以接受的，”律师引用学校医生的报告说到，孩子们的健康问题和附近葡萄园所用的农药高度相关。
“孩子们只要碰过篱笆，手上就都会有这些产品，” 弗朗索瓦·鲁夫说。他记录了一个小女孩的口述，“她用孩子的语言解释发生了什么，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由宪兵和新阿基坦农业和森林保护服务部门的联合调查断定，由于该地区风力强劲，葡萄种植者完全违反了法律。然而在2015年，调查者宣布这个案件结束了。
四、“儿童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值得开庭审判”——弗朗索瓦·鲁夫
在Sepanso的要求下，该案件重新开审。环保组织发起上诉。
2018年7月，案件在波尔多上诉法院成功受理，该法院命令两名葡萄种植者出庭受审。
“这是个好消息。儿童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值得开庭审判，”弗朗索瓦一方面感到很高兴，但另一方面对在这个案件中的父母们的普遍缺席或保持沉默感到惊讶。
在维伦纽夫学校门前，我们遇到的几位家长——其中许多人在葡萄酒行业工作——都惊讶地发现案件已经开始审判。
一位女孩的妈妈甚至称之为“媒体炒作”，“我的女儿去看了医生，测试结果没有任何问题，”她说。“看到老师晕倒后，孩子们都被激怒了。仅此而已。”
今天，面对涉及波尔多葡萄园的一系列健康丑闻，农业委员会建议喷洒杀虫剂的专业人员戴上手套、穿上紧身连衣裤、戴好护目镜和其他防护装备，以避免污染。
“我们不是在谴责或追究农业或酿酒业，而是拒绝过度使用这些产品（草甘膦），”弗朗索瓦·鲁夫说。 “我们只是要求依法办事，尊重每个人的权益。”
在追究此案的四年中，弗朗索瓦·鲁夫注意到葡萄种植者和管理部门的观念有所改变。“论述发生了变化，”他说，“现在，是我们实践的时候了。”
五、“将[草甘膦禁令]写入法律并不能保证其被遵守。”——国会议员让·巴蒂斯特·莫罗
但法国的政客们似乎并不倾向于立法禁止使用农药。尽管在2017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承诺在三年内禁止使用草甘膦，但其占有多数议席的LREM党（共和国前进运动党）的议员曾两次拒绝将草甘膦禁令纳入现行的食品和农业法律的修正案。
为了解释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弗朗索瓦·温尼瑞特指出：“农药业游说团体和FNSEA（主要农业联盟），他们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草甘膦禁令]被纳入法律。”
针对这个问题，共和国前进运动党党员、克勒兹市政和法律草案起草人的代表让 - 巴蒂斯特·莫罗（Jean-Baptiste Moreau）重申了总统的承诺。
“这个承诺将100％兑现，”他说，并保证没有“暗箱操作”，“我们选择相信，并与科学家和种植者共同努力，以便在这三年中，携手整个行业逐步减少草甘膦的使用。”
他说，“将[草甘膦禁令]写入（现有）法律并不能保证其有效性。什么是有效的？给予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才是有效的。”
萨宾娜-葛塔魯不能理解这一立场，她认为这是“背叛公众的信任”，“当所有人都暴露在已知危险的产品中时，为什么政府拒绝禁止它？政府没在保护我们。”
六、“生态灭绝需要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国际孟山都特别法庭
2016年10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孟山都特别法庭上，代表杀虫剂受害者出席庭审的组织使用了一个专有名词“寂静的生态灭绝”。两天时间里，五名国际法官听取了大约三十名证人，包括专家、受害者和律师，对草甘膦的影响的证词。孟山都则拒绝出庭。（海牙审判参见文末相关阅读）
虽然该特别法庭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其目的在于推动国际法的进步。在诉讼程序结束时，法院根据前欧洲人权法院法官弗朗索瓦·图尔肯斯（Francoise Tulkens）的意见，提出“生态灭绝”（破坏自然环境）一词应获得国际法认可。
七、“战斗从今天开始，它永远不会太迟”——活动家奥莱丽·勒·弗洛赫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萨宾娜说道。相反，她能够与受农药影响的阿根廷人一起作证。
在阿根廷，三分之二的农业用地用于种植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每年使用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高达240000吨（法国是10000吨），对公众健康的损害相当大：比起无草甘膦时代，如今的畸形率增加了3倍，儿童癌症率增加了4倍。
考虑到这一点，未来世代组织呼吁对现行的严重依赖农药的农业系统进行重组，并且认为只有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才能对政客施加必要的压力。
“我们希望回归一种更尊重环境、自然和健康的农业形式。”《愿我们的虞美人回归》一书的合著者弗朗索瓦·维莱特说。“红色的野花，曾在农田附近疯狂地生长，现在已经变得罕见。”
随着2018年9月这本书的出版，一个同名的运动也诞生了，与之相关的一份请愿书已经获得了近350000个签名。
该运动的目标是：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将国民聚集在该国的每个市政厅前面。在巴黎的第19区，第一次集会聚集了大约一百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用红纸制成的罂粟花。
“作为公民，我们需要大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让我们的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一名当时正在与她7岁的女儿一起出席集会的示威者奥莱丽·勒·弗洛赫（Aurélie Le Floch）说。“战斗从今天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八、“我没能保护西奥。我不能再让他指责我没有保护其他孩子”——萨宾娜-葛塔魯
在人群中，生态时代（该国四个绿色政党之一）的主席和前生态部长德尔芬·巴索（Delphine Batho）认为这种集体动员是“打击游说集团、保守主义，以及当局政府的唯一途径。”
这位来自德塞夫勒省的国会议员，她在去年5月写了禁止草甘膦的最初修正案，后来被驳回了。她相信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如在2016年推进禁止新烟碱类杀虫剂（杀虫剂杀死蜜蜂）的法律时所证明的那样。“事实上，我们通过这项法案是因为国会议员赢得了国民议会的战斗，同时也是因为有70万群众被动员起来了（通过签署请愿书）。”
此外，她希望这种动员能迫使法国政府在草甘膦的问题上投降。“他们不做任何决定，这让人无法忍受，”她总结道。
而这项运动的协调者奥利维尔·穆格勒（ Olivier Mugler）的观点则更进一步：“我们必须禁绝所有农药，因为如果我们逐个逐个地消灭，农药产品会像杂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认为，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每月公民的示威活动在未来两年必须坚持不变。
西奥一家都在支持这场运动，“我们将为我们的孩子而战，”萨宾娜说，“我已经没有保护好西奥，我不希望有一天，他再指责我没有保护其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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