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药充满一种神奇的魅力：植根于五千年之前，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人们不禁要问：在近代欧洲文明强势东扩的时候，传统学问纷纷谢幕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中医学能够历尽坎坷，推而不倒、斗而不败，卓然挺立在东方的天空之下?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大力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中医学却能够招来五洲学子，并且以原创科技体系的面目走出国门，奔向世界，以丰富的果实哺育众多的生灵。
中医药学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领域。说它熟悉，是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说它陌生，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还无法完全揭秘中医药的科学性。
中医药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大道国医”。
说它“永远”，是因为中华医道、中华医术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走过了历史辉煌、近代坎坷，一同迎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它以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原始创新的未来价值，必将走向永远，造福于中华民族，也必将影响于世界。
说它是“大道”，是因为中医药演绎的是生命之道，是东方文化最注重的“生成论”。 “大道”的名称来源于《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是自然生成的，也是整体生成的;人体也是自然生成的、整体生成的，研究人的生命规律，就必须遵循“大道”，医术体现“大道”的作用。因此，中医学是“道术并重的国学”。
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人类社会的本，就是人体本身，是“以人为本”。每个人的本，就是健康长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人的各种追求。中医主张“治未病”，在养生保健、治病防病、保障人体健康长寿方面，有独特的认识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中医学对于这些问题，已经反复摸索、研究了几千年。
一、历史辉煌，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相伴走过几千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装不下中医药的全部内容。因为人类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已经一百多万年，疾病的历史也一样长久，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也绝对不会只限于五千年。
从母系社会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开始，就萌生了人与天地相应的概念，闪现出“阴可以补阳”的思想火花[1]。父系社会的神仙伏羲，他不仅告诉后人有关龙的传说，而且观天象，察地理，画八卦，说阴阳，《易经》的哲学由此奠基。神农尝百草，人类开始认识药物;黄帝坐明堂，医学理论逐渐成熟。到春秋末期，医缓、医和、扁鹊等医学大家，摆脱了巫术的束缚，把中医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个科学与今天的分析、还原科学不同，是以整体观察、系统分析为主体的科学形态，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系统观的大智慧，是东方华夏民族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精气、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血脉、营卫是中医学的语言表现形式，辨证论治是其主要观念，汤方、按摩、针灸、导引、拔罐、穴贴、膏方等等是其实用技术。
汉末，华佗的外科手术非常高明，尽管他有先进的中药麻醉方法，但是由于手术创伤令人畏惧。因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辨证论治体系，不仅可以解救传染病造成的流行性危害，而且很多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也可以通过非手术的中药汤剂加以解决。所以，华佗的麻沸散失传了，他的手术刀也生锈了。形成了中医治疗外科疾病，也善于用内服药治疗的特色[2]。
魏晋之际，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葛洪的《备急肘后方》;南北朝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都是当时创新的杰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王涛的《外台秘要》、苏敬的《新修本草》;宋代官府组织校正、印刷大批医学著作，制定国家《和剂局方》，传播中医学术，都是古时的盛事。
在追求养生保健炼丹的时候，发明了炸药，开创世界化学研究的先河。
金元时期，中医开创了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刘河间倡导要用寒凉的药物治疗伤寒病，使张仲景以来治疗传染病的学术有了新发展;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把治疗内科虚损杂病的学术系统化，号称易水学派，其影响从明清两朝直到今天，一直被中医界津津乐道。
明代吴又可面对瘟疫流行，深入研究，不断创新，在他的著作《瘟疫论》里，不仅讨论了疫病的各种表现和治疗，而且还对疫病的原因，提出了“各有一种异气”作怪的理论推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传染病病原的科学假说。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各有著作传世，号称温病四大家。当然，清代的温病大家绝对不止这四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尽管很高，也不是最高水平。
明清之际，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伟大创举，就是在中医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发明的人痘疫苗技术传到了世界各地。英国的琴纳，他小的时候就接种过这种疫苗，后来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良，发明了牛痘疫苗。法国的巴斯德，进一步引进再创新，制成了更多针对疾病的疫苗，使人类战胜传染病有了强大的医学武器。在消灭了天花之后，人们逐渐控制了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是中医学最先向世界贡献了“原创的免疫思想”和“切实可行的免疫技术。”[3]
在中医学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时候，西方医学传到了中国，引发了中医界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二、近代坎坷，医随国运不堪回首
明清之际，西医学传入我国的时候，其长处在于解剖知识准确，并且建立了细菌检验、药理分析的实证体系，然而其内科治疗却远远没有达到中医学的安全、有效程度。但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一向主张“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在破解中国近代技术落后难题的时候，把批评的目标指向了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不仅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如西方，而且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医，都是革新进步的阻碍。因此，在“打倒孔家店”，推行“全盘西化”的时代背景里，中医学不被否定是不可能的。
1912年，北洋政府决心不发展中医教育，使中医从业人员陷入与时代脱节的境地;1929年，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竟然通过了限制、取消中医的系列提案。不少文化人热衷于批判中医，把丑化中医当做标榜自己进步的象征，甚至作为一种生活的消遣。中医界为争取治病救人的权利，为了传承中医学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办学校、办期刊杂志、出版专业报纸、学术著作，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都不放过。然而，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扶植与支持，中医的衰落也就随之而出现了。拒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初期，中医从业人员约有80万人，建国初期减少到50万人，而西医则从几百人，逐渐增长到建国初的2万人。
建国初期，尽管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战略方针，但是当时习惯势力一直左右着中医政策的制定。为配合消灭传染病而开展中医进修教育，是一项正确的行政措施。但是，进修的课程主要讲述西医知识，不提中医学术，并且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用考试甄别的方法确定中医的行医资格，却把西医知识作为评价的标准，造成了全国90%的中医从业人员“不合格”。因此，在1954年之前的中医事业，只能用“衰落”二字加以概括。
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歧视、限制、改造中医的错误做法，才挽救了中医药事业。今天，在我们探讨中医药事业走向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段历史，其中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4]。
三、现实作用，中医是不可或缺的医学力量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直接关怀和部署下，1954年开始大规模宣传中医，让西医脱产或在职学习中医。这使很多不了解中医的西医人员，切实感受到了中医理论的深奥，中医临床疗效的可靠与神奇，因此，也培养出来一大批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人员。逐渐涌现出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胆石症、宫外孕、针刺麻醉、小夹板治疗骨折、青蒿素等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出现，大部分是在西医搭建的技术平台上，以中医药的传统理论作指导、采用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取得的。
1955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试图以当代的科学原理阐明中医药的原理，以及中医治疗所以有效的原因，把中医药放在大科学的背景里加以继承和发扬。
自1956年开始，陆续建立了各地的中医学院、学校，并且给予中医学生与师范生相同的待遇，加以大力扶持，为吸引有志青年学习中医、传承中医，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打下了基础。
当然，在“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学习中医”与“中医学习”的关系里，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至今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中医这一特殊的学术体系有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热情是一回事，是否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是另外一回事。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术面前，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千万不可知道了一些中医的皮毛知识，就觉得已经看透了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医学。尤其是方法不对、“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千万不能“想当然”地把中医说成不科学、“伪科学”!这样乱扣帽子，并不能表明我们的进步，恰恰说明了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无知。
1954年，当乙型脑炎肆虐的时候，石家庄的中医郭可明，按照中医温病学的理论，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好疗效。他的经验被推广之后，不仅挽救了大量的国内患者，也救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的命。他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赞扬。在推广石家庄治疗乙脑经验的时候，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有些人趁机散布说“石家庄的经验不灵了”，也有人甚至说当初就是一个“假经验”。蒲辅周等名老中医结合当时的天气情况，进行辨证论治，在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又取得了世界水平的好疗效。这说明，中医治疗因时、因地、因人的辨证论治，的确是不可小看的科学理论。著名中医盛子章治疗梅毒数千例，有突出的贡献，获得卫生部金质奖章;北戴河气功疗法、重庆中医治疗痔疮、浙江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等等，一大批中医成果，先后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各地上报的经验，被印刷成册，加以推广。
文革期间，虽然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中医药事业更是一个重灾区，“拆庙赶神”使中医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文革结束之后，中央下发了78【56】文件，落实中医政策。1982年衡阳中医工作会议，确立了独立发展中医特色的总体构想。1984年国家把发展“传统医学”的内容写入《宪法》，1986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2003年出台《中医条例》，2009年国务院下达促进中医发展的【22】号文件等，一系列的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助推了中医药事业的复兴与发展。
中医药的现实作用是多方面的，仅就防治传染病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曾对1988年我国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的疗效，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过对比，其统计结果显示，中美的比例是1∶234。其结果令人震惊，中医药的巨大潜力于此可见一般。
2003年，SARS突袭地球，造成了瘟疫的大流行，全世界8000多人患病，其总的病死率是11%，我国大陆5000多病人，其病死率是7%，低于世界平均数。应用中医药治疗比较早、比较普遍的广东省，患者1000多人，其病死率仅为3.4%，远远低于病死率17%的近邻香港，更不同于病死率27%的台湾。因为香港、台湾的中医界，没有机会参加SARS疾病的诊治，现实的距大差距教育了人们。因此，医疗条件比较好的香港医管局，邀请广东的青年中医专家前去会诊SARS患者，这充分说明了中医药的优越性。
在我国大陆，单纯使用西医药救治的SARS病例，人均医疗费用为10万元(香港为30-50万元)，住院平均日数为30天;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以中医药为主救治的SARS病例，人均医疗费用仅为5000元，住院平均日数仅为8天，而且创造了无一患者使用呼吸机、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先进记录。中医治疗的患者，不仅费用低，而且副作用很少，几乎没有见到并发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
中医治疗艾滋病患者，不仅在早期隐性感染阶段就可以用药治疗，而且对于后期、晚期病人，用中医药治疗之后，也在很多方面显示出独到的疗效。很多患者服用中药，或者使用艾灸之后，很快就缓解了证候，恢复了体力。可见中医治疗艾滋病，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世界范围内爆发甲流(H1N1)的大流行，在很多发达国家引起了恐慌。因为他们不仅历史上有过甲流疫情的大灾难，而且每年防治甲流的费用也非常昂贵。事到如今，我们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对于甲流的控制，我国做得比较好，让历史经验丰富的中医药参与甲流防治，使我国多了一套保障体系，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福祉所系。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里，中医药也不是“慢郎中”。在汶川地震、青海地震、矿难、水灾等各种自然灾害的防治过程之中，中医药预防灾后疾病流行，中医骨伤科救治外伤、骨折，以中医药对病人进行心身调节、改善患者整体状态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给灾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医药治疗慢性病、亚健康状态、治疗心身疾病、治疗多靶点复杂疾病方面，都有方法论的优势，治疗措施非常丰富。中医“治未病”理论，可以指导养生保健，以及病后康复、调养的各种措施。
中医药是古老的学术体系，但是这“古老”不是“陈旧”的代名词，而是成熟的象征。中医药诊治体系，有着广泛的普适性，有些内容甚至是很超前的。比如，神州飞船上天的时候，我们的宇航员借助中医药的帮助，可以成功预防太空病，他们出仓的时候心率可以控制在每分钟跳七八十次左右，而欧美的宇航员大多在一百次以上。中医药在太空医学、航海医学领域里的突出优势，引起外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去年，在俄罗斯举办的“火星500计划”之中，就有中医药预防太空病的研究项目，是我国的主要观测课题之一。
西方大国，纷纷增加研究中医药的科研经费，很多转换名目之后的所谓“洋中药”，也纷至沓来占领我国的医疗保健市场，都说明我们发展中医药的步伐不能太小，更不能太慢，不能让中医药“墙里开花墙外香”，更不能让“中医药是伪科学”的瞎忽悠危害中医药事业!
四、未来发展，中医药将改变世界的生活态度
众所周知，中医药数百年之前就走向了世界，在韩国、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国落地生根，衍生出融合了当地特色的医学流派。他们甚至要“申遗”，以保护其引进中医的“再创新”成果，并且屡屡期望掌控中医药制定规则的主导权。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医针灸就走出了国门，引发了美欧等国的针灸热。在中美建交时候，“针灸热”与“乒乓外交”一起，助推了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了解与合作。
值得提出的是，针灸疗法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诊治疾病的“另类方法”，是在手术切除和靶点治疗之外，另一套调节人体技能，增强人体自组织能力、“扶正祛邪”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技术原理“原创性”的新医学理念。在此之前，针灸与刮痧一样，都曾被当做“不仁道”的野蛮措施。其实，中医学还有很多被误解的先进理念，没有被世界认识，它们的能量还没有很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中医学的理念和独特做法，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得到大家的大力推广和弘扬，就会引发一场医学的革命，也将改变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5]。
中医学术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无非是“怎样看”和“怎样做”;中医特色虽然很多，总的说来无非是其“认识论”和“实践论”有所不同。
过去我们谈论中医特色、中医优势，一般都是从中医养生、治病的具体环节说起。其实，中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体系，其“人体观”的特色才是最根本的，是其世界观的直接反应。中医学的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都是在中医人体观指导下，进一步形成的具体学术理论。
(一)人是“天地所生之人”
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把天地人合称为“三才”，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于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且人体生成之后，也必须依赖于天的五气、地的五味不断充养，才能维持生命。地球的自转，形成昼夜阴阳变化;地球的公转，就有了四时气候的差异。人体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很多人不理解中医养生治病，为什么一定要谈天、说地，以为这样说不科学。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罗列中医的所谓“罪状”，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中医“提倡天地通，阻碍科学化”。在他看来，努力割断人与天地的联系，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中医把“人与天地通”看得非常重要，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诊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因为人不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正气就会下降，就容易得病。冬天伤寒，夏天中暑，春天受风，秋天伤湿，“四时之气，更伤五脏”。“地之五味”是中医对一切食物营养的高度概括，五味是人体产生气血津液、精气精神的营养成分，但是太过分的滋味，也会伤害人体，让人得病。所谓“病从口入”也是这个道理。中医治疗疾病的药物，按药性分成温热寒凉“四气”与辛酸甘苦咸“五味”，也都是“人与天地相应”学术理念的体现。
(二)人是“形神一体之人”
中医认为，人体降生的时候，不仅接受了父母遗传的身体发肤，而且还拥有父精母血升华而成的精神。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之中，精神是主宰，处于主导地位，形体只是“生化之宇”，是产生精微物质的器皿。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不能称作人，形神兼备才是完整的人。
在《内经》作者的心目之中，头(包含脑)的五官，是感受外界变化、反映人体精神状态、表达情绪意志最主要的器官。因此，头脑与神明的关系，中医自古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中医不说“脑主神明”，而主张“心主神明”呢?因为在中医学里，五脏是人体的核心，脑不是“最高司令部”。
中医主张心主神明，但并不是说精神思维活动只与心有关，而是认为在心的主宰下，五脏分别与不同的精神思维活动有联系，是一个“整体参与”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理的状态之下，还是在病理的过程之中，都离不开精神对于形体的控制，也就离不开五脏的整体参与。也就是说，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致变化，与整个五脏有关。记忆了下降了，中医靠补肾解决。生气发怒了，中医用疏肝理气的方法治疗。悲伤过度，要调理气血;思虑过度，要健脾解郁。惊恐伤肾，让人大小便失禁，或者遗精梦泻，补肾之后就能获得治疗效果。过喜伤心气，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则需要镇心安神。大怒伤肝，让人失去理智，不能谋虑决断，治疗应该疏肝化瘀。
人体的喜怒哀乐，既可以是常态，也可以是病态。常态都有一定限度的，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因为情致太过、不及，大多属于病态，也可以进一步引起脏腑发生病变。
儒家的经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段论述之中，把人体的喜怒哀乐的变化，看成有关天下的“大本”、“达道”，可见人体的精神状态，对于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也受“升降出入”规律的支配。喜怒哀乐只要是“适中”地发放，就是生命和谐的音符，是一个人正常生理的表现。假如喜怒哀乐不加节制，或者不适当地发放，这个人的神智就出了问题，健康也就会受影响。
假如世人都能够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这个世界就是美好、和谐的;如果世人的喜怒哀乐不是“发而皆中节”，而是随意地释放，整个世界就会一片混乱。
由此可见，中医“心主神明”与“五神脏”一起构建的“形神一体”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人是“五脏和谐之人”
中医的“五脏六腑”学说，是一个多元共存、整体和谐体系，它使生命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达到流通顺畅，升降出入，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
中医所说的脏腑，既有不可变更的空间位置，也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是一个时空一体的脏腑概念。并且主张肾为先天，脾为后天，“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互济，阴阳协调。脾升肺降，肝胆疏泄。五脏和谐，阴平阳秘，气血通畅，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否则，“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中医构建的理想化“脏腑时空图”，就是为了把人与天地相参的概念贯彻到底，作为其学说的根基而不容动摇。脏腑在各自的位置上，生克制化，其作用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储存阴精，化生气血，通过经络系统输布津液，制衡着喜怒哀乐，沟通四肢、九窍，外联天地阴阳、四时五味。
即使在西医手术切除了病人的脾脏之后，中医辨证的时候依然会坚持脾的存在。因为在中医的理论里，脾主管运化水谷精微，把经过胃消化之后的精微物质运输到肺部，再通过“肺朝百脉”的转运、输布到全身，所以脾是不能或缺的脏器。中医理论里如果没有脾，就无法自圆其说了。中医这种在理论上“切不掉的脾”，就是虚拟化、标准化的“模型脾”。
(四)人是“变动不居之人”
中医认为，人生既有生长壮老已的总规律，也有年、月、日、时的变化，人的脉搏、呼吸、气血运行、津液输布、饮食消化，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停地变化之中，并且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升降出入”整体和谐地变化不停。比如，一呼一吸脉行几寸，呼吸的频率与脉行的速度是否成比例，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就认真地推算过。他精细的计算方法，被司马迁《史记》称为“守数精明”，以至于后世的医家普遍遵循他的法则，而难于超越。
中医学除了重视生理状态的把握之外，在辨证治疗的时候，也是动态地把握疾病的变化过程。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观其脉证，随证治之”的方法，也就是根据病人证候变化，即时随机地进行调整治疗，使病人由疾病状态转为健康状态。
中医的养生保健，也是随时变化，不断调整的。即使是补气、补血、补阴、补阳，也不能不管不顾地一直运用某一方法，而应该辨证养生，随时调整，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而不是千篇一律推行某种方法。
五、学习中医，做自身健康的主宰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说，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之中，生活方式和行为占60%，环境因素占17%，遗传因素占15%，医疗救助占8%。也就是说，健康的主宰是自己。
传统的中医学历来主张：“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里，病人是健康的主体，医生是为病人健康服务的工具。著名中医王文鼎先生，曾经在上个世纪提出来一个观点，说中医是“让人自力更生的医学”。中医的一切治疗措施，都是为了恢复患者的正气，恢复患者的自组织能力，而不是“越俎代庖”，让患者听命于医生，受制于技术手段。
现代分科越来越细，几乎是按病种分科挂号，很多患者到了医院里，就像走迷宫一样不知道该投奔哪门是好。当然，一个“人到老年”的人，可能有很多不适，也许从头到脚都有症状，是否需要各个科室都走一遍?或者从头到脚仔细检查一遍?
试想，一个“从头到脚”全毛病的老人，假如在各个专家的诊室里走一遍，他就会被一大罗检查单据弄得头昏脑胀，而且会被各位专家以科学的名义开出来的各种药物所吓倒。这许多的药物，即使有经济实力可以购买，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可以消化。人体承受这许多的科学药物，生命的健康可能求不到，也许会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和化学污染而毙命。假如把这些药物“都吃”不可取，那么“都不吃”可以吗?“随意吃”可以吗?如果都“不可以”，那么，从头到脚仔细检查的意义何在?
在现实生活里，很多老人每天“照单吃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十余种药按时服用，并且被“一个不能少”的医嘱吓住了。这样的病人，往往在“照单吃药”的过程之中，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健康问题，还需要不断地向专家请教如何增减药物。专家也会经常头疼，因为这许多药物之间到底如何互相影响，谁也没有把握说清楚。所有的化学制剂药都是分别研究出来的，量效关系、构效关系、吸收代谢过程，一个一个说的时候很清晰，几种药物合在一起说的时候很模糊。毫无疑问，“在肚子里开西药铺”，比在中药铺里抓草药更没有把握，因为中药的配伍问题被研究了几千年以上，西药相互之间的作用问题研究甚少，还原论不允许“相互干扰”，必须“一药一针管”才符合要求。这是还原论、局部决定整体的错误观念造成的。“努力找病，被动吃药”，加重了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中医学从人体精气神整体着眼，补虚泻实，调整阴阳，注重自我调养的思想，确实具有独特的大智慧[6]。
中医学的健康观念是是“动态的健康观”，它要人们时时刻刻注意健康，是“全天候”的“动态自我观测”。因为，中医认为六淫、七情皆可致病。所谓六淫，就是一年当中六种过分的气候，风寒暑湿燥火，它们成为人体患病外在条件的时候，就由“六气”变成了“六淫”，“淫”就是太过的意思。七情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本来是人体的七种正常情绪，由于太过分而引起人体患病，就成为致病的七情。这就是“病由心生”。
中医主张维护人体的功能，生理功能不能太过，也不能不足。很多疾病起因于“过用”，过度使用身体的机能就会造成损伤，并容易产生疾病。因此，“强本节用”是中医的一个原则。“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久视伤血，久坐伤肉，久卧伤气，久行伤筋，久立伤骨[7]”中医强调，人体必须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心安不惧，不妄作劳，使形与神俱，“真气从之，病安从来?”
一旦养生不谨，六淫七情为患，“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就失去了平衡，也就失去了健康。中医判定疾病的性质属虚、属实，也是从邪正双方对比的角度来看的。以外邪侵犯人体为主，就是实证;以身体正气虚为主，就属于虚证。实证和虚证，都需要进行调理治疗，以便重新恢复“以平为期”、“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由此可见，中医对于健康的关注，完全是动态的，是长久坚持不懈的，决不是依据一时的“健康体检”，也不仰仗“各项指标正常”。因此，中医是注重状态转换的“状态健康观”，而不是依赖不出现病理病灶的“形态健康观”。
中医的“状态健康观”，主动权在每一个人手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自我检测”，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健康状态，把精气神养好。一旦出现精气神不足，或者“升降出入”太快、太慢的情况，就需要自我调整;自己调整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找中医医师帮助，以便恢复自己的健康状态。因此说，中医养生保健的知识，“扶正祛邪”的措施，可以关爱每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医是“我来帮助你的医学”。
一个人可以经常被帮助，但是不能“经常被拯救”。因此，中医对于人体关爱的知识，需要人们时刻牢记，谨慎遵行，受益终身，长有天命，尽终天年，达于寿域。由此可见，对于中医的健康观念，应该积极吸取，不可忽视。
维持健康，恢复健康，不仅可以利用药物，更应该想到身心的调整，许多中医的养生健身方法，比如按摩、气功、导引、针灸、拔罐、足疗、药浴、食疗，都可以选用，并且可能达到药物治疗所没有的效果，可以避免药治疗的毒副作用。
中医的学问博大精深，很难在一个简短的发言里阐述清楚。但是，我们坚信发展中医，可以促进健康，可以造福人类，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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