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中国肝癌发病率逐年下降后2010年重新逐年递增，与巨量进口大豆草甘膦残留密切相关
三、证据
1、美国1996-2010年肝癌和肝内胆管癌发生率与大豆、玉米施用的草甘膦除草剂量之间存在非常吻合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60，与美国玉米和大豆农作物所占百分比之间的相关性为（R = 0.911）。
证据01（2014年2月）：《有机系统杂志》（J of Organic Systems）发表美国华盛顿州鲁米岛Abacus（数据统计分析）企业、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Oklahoma大学Conoco Phillips地质与地球物理学院地壳成像设施Nancy L. Swanson et al.《美国的转基因作物、草甘膦和健康状况恶化》确认：
过去20年期间，美国（慢性病）的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流行率已大大增加。全球范围内也看到了类似的增长。草甘膦除草剂1974年引入后，随着耐除草剂的基因工程作物的出现，草甘膦的使用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草甘膦会干扰植物和动物的许多代谢过程，并且在两者中均检测到草甘膦残留物。草甘膦破坏了内分泌系统和肠道细菌的平衡，破坏了DNA，并且是导致癌症的突变的驱动力。
本研究中，从美国政府数据库中搜索了基因工程（GE）作物数据、草甘膦应用数据和疾病流行病学数据。然后在这些时间序列数据集中对总共22种疾病进行了相关分析。
草甘膦应用与这些疾病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非常显着（<10-5）：高血压（R = 0.923），中风（R = 0.925），糖尿病患病率（R = 0.971），糖尿病发生率（R = 0.935），肥胖症（R= 0.962），脂蛋白代谢紊乱（R = 0.973），阿尔茨海默氏病（R = 0.917），老年痴呆症（R = 0.994），帕金森氏病（R = 0.875），多发性硬化症（R = 0.828），自闭症（R = 0.989），炎症性肠病（R = 0.938），肠感染（R = 0.974），终末期肾脏疾病（R = 0.975），急性肾衰竭（R = 0.978），甲状腺癌（R = 0.988），肝癌（R = 0.960），膀胱癌（R = 0.981），胰腺癌（R = 0.918），肾癌（R = 0.973）和骨髓性白血病（R = 0.878）。
在美国种植的基因工程（GE）玉米和大豆的百分比与如下疾病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非常显着（<10-4）：高血压（R = 0.961），中风（R = 0.983），糖尿病患病率（R = 0.983），糖尿病发生率（R = 0.955），肥胖症（R = 0.962），脂蛋白代谢紊乱（R = 0.955），阿尔茨海默氏病（R = 0.937），帕金森氏病（R = 0.952），多发性硬化症（R = 0.876），丙型肝炎（R = 0.946），晚期肾脏疾病（R = 0.958），急性肾衰竭（R = 0.967），甲状腺癌（R = 0.938），肝脏（R = 0.911），膀胱癌（R = 0.945），胰腺（R = 0.841），肾癌（R = 0.940）和骨髓性白血病（R = 0.889）。相关性的意义和强度表明，应进一步研究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Nancy L. Swanson et 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glyphosat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urnal of Organic Systems, 9(2), 2014
Nancy L. Swanson et al.，美国的转基因作物、草甘膦和健康状况恶化。
有机系统杂志，2014年2月；9(2)
https://www.organic-systems.org/journal/92/JOS_Volume-9_Number-2_Nov_2014-Swanson-et-al.pdf
2、未接种乙肝疫苗肝癌高发地区启东县20-24岁人群肝癌发病率自1980-2008年期间显著下降，主要归功于黄曲霉毒素摄入减少，证实认真实施“预防为主”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饮食健康是减少肝癌发生率决定性措施。
证据02（2018）：《临床肝胆病杂志》发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张明媛、牛俊奇研究《东方国家原发性肝癌发病趋势及影响因素》确认：
在大部分东方国家，HBV感染是导致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乙型肝炎疫苗在肝癌的防控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我国启东县曾是全国肝癌高发地区，该地区的HBV 感染高流行和日常生活中的黄曲霉毒素暴露是导致肝癌高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Sun 等[9]自1980年起对上述2种病因进行干预后长期随访观察其对肝癌发病率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 启动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减少食物中黄曲霉毒素摄入。
研究结果显示，与1980年 - 1983年相比，2005年 - 2008年20 - 24岁人群肝癌发病率下降为7.1%（11.85 /100 000 vs 0.84 /100 000）；对于≥25岁的人群，肝癌发生率下降考虑主要受益于黄曲霉毒素摄入的减少；研究发现，1990年 - 1993年与 1980年 - 1983年相比，20 - 24岁人群肝癌的发病率下降为29.7%（11.85 /100 000 vs 3.52 /100 000），该部分人群多数未接种过乙型肝炎疫苗，肝癌发病率下降主要归功于黄曲霉毒素摄入减少。因此，除HBV感染以外，黄曲霉毒素暴露也是亚洲地区肝癌高发的危险因素。
目前为止尚无针对丙型肝炎（HCV）的疫苗出现 ... 笔者曾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2004年 - 2012年我国丙型肝炎报告的发病率始终处于上升趋势，而2012年以后趋于平稳，表明针对传播途径采取合理恰当的预防措施能够有效减少HCV传播。
非感染性疾病的负担日益凸显：除病毒性因素以外，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酒精性肝病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笔者曾针对吉林省德惠地区20 - 75岁人群开展了2次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18]，2007年和2013年该地区男性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病率分别为23.48%、44.31%；女性分别为17.56%、43.06%，总体上呈明显升高趋势（表1）。
张明媛、牛俊奇，东方国家原发性肝癌发病趋势及影响因素，临床肝胆病杂志，2018(7)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CGD201807007.htm
3、中国肝癌男性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IR)在1990-2001年期间缓慢上升，2001-2010年期间逐年下降，2010年开始加速上升；女性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IR)在1990-2013年期间缓慢下降，2013年开始缓慢上升。
证据03（2019年8月）：《国际环境研究公共卫生杂志》（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发表武汉大学卫生科学学院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襄阳湖北文理学院医学院、武汉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Fang Wang, Hao Li et al.《1990-2017年中国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长期趋势：一个连接点和年龄-时期-队列分析》确认：
图1. 1990-2017年中国肝癌(LC)依照性别的粗发病率(CIR)，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a)，粗死亡率(CM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b)趋势。
图1表明：
男性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IR)在1990-2001年期间缓慢上升，2001-2010年期间逐年下降，2010年开始加速上升；
女性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IR)在1990-2013年期间缓慢下降，2013年开始缓慢上升。
男性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在1990-2000年期间缓慢上升，2000-2013年期间缓慢下降，2013年开始缓慢上升；
女性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在1990-2017年期间始终缓慢下降。
讨论：
... 根据一项全国代表性的血清学调查，从1992年到2014年，中国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下降了52％[50]。
结论：
总之，肝癌的出生队列效应降低了发生率和死亡率，而发生率和死亡率则随着年龄和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年龄是影响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最重要因素。 周期性影响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对女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肝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可能会继续增加：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肝癌带来的负担将仍然是中国未来的巨大挑战。应及时进行主要干预，特别是在高风险人群中，例如吸烟或患有脂肪肝的男性。
Fang Wanget al., Long-Term Trends of Liver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1990–2017: A Joinpoint and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2019,16(16)
Fang Wanget al.，1990-2017年中国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长期趋势：
一个连接点和年龄-时期-队列分析。国际环境研究公共卫生杂志，2019,16(16)
https://www.mdpi.com/1660-4601/16/16/2878/htm
4、“1973年至2012年之间，（中国）所有年龄组的肝癌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IR）均下降，但0-19岁组除外”也证实：证实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饮食卫生、饮食健康是减少肝癌发生率关键性措施，与接种乙肝疫苗无关，因为“0-19岁组”以外所有年龄组此期间普遍没有接种乙肝疫苗。
证据04（2018）：《临床流行病学》（Clin Epidemiol.）发表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与孕产妇健康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深圳大学深圳市第一附属医院、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科疾病预防控制、纽约州立大学公共卫生与卫生专业学院流行病与环境卫生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发展部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遗传资源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大学泰州卫生科学研究所Lei Bai、Zhenqiu Liu、Qiwen Fang、Qiong Yan、Oumin Shi、Pingping Bao、Lina Mu、Xingdong Chen、Tiejun Zhang《1973年至2020年上海市人群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和预测：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确认：
背景：2012年，肝癌在上海市区男女中分别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八。本研究旨在介绍上海地区按年龄划分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和预测。
方法：我们提取了1973年至2012年之间肝癌发病病例和死亡的数据。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1973年至2012年，共有47,344例男性和18,692例女性被诊断出患有肝癌。按年龄划分的总体发病率是，男性和女性分别为26.89和8.89 / 10万。相应，在此期间，共有44355例18084名男性和女性死于肝癌。总体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男性每10万人中25.34例，女性每10万人中9.39例。
1973年至2012年之间，除0-19岁的人群外，所有年龄段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显著下降。与发病率相比，在男女肝癌死亡率中检测到相似的时间规律。在2013-2020年期间，所有年龄段男女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望进一步下降，尽管癌症发生数量将保持稳定。
结论：过去四十年中，上海城市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了约40％和50％。预计这种下降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但是，人口正在老龄化，在粗率与年龄调整率下降中将有所反映。
中国是世界上罹患肝癌最严重的国家1。2011年，中国新增肝癌病例和死亡估计分别为355,595和322,416，远高于西方国家2,3。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肝癌的发病率有所不同。
过去数十年中，上海肝癌发病率高于其他省份4，可能部分由于上海较早建立了癌症登记报告系统。先前的一项研究报告称，1976年至1980年之间，上海城市居民的年龄标准化肝癌发病率为男性每10万人33.9例，女性每10万人11.4例。，到2001–2005期间，男女发病率分别降低为每10万人25.8例和8.5例5，有充分文献证明，这一显著下降主要归因于过去20–30年间广泛接种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6。肝癌发病率的年龄模式，以及上海肝癌死亡率的长期变化，尚未在上海人群中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上海最重要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变化之一是老年人（65岁以上）数量急剧增加。具体而言，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上海城市老年人口增长了三倍，从1973年的34万增加到2013年的115万7。2013年上海城市老年人比例高达18.6％8,9。 上海人口的老龄化预计将导致癌症诊断数量显著增加。
所有报告的肝癌发病率的单位皆为每10万人。1973年至2012年，共有47,344名男性和18,692名女性被诊断出患有肝癌。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男女的总体粗发病率均随时间增加，在2003-2012年期间，男性最高达到每10万人40.28例，女性达到16.23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ASIR下降了，2003-2012年期间观察到的肝癌最低发生率为每10万人男性20.65例，女性为6.63例（表1）。
在1973年至2012年之间，所有年龄组的肝癌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IR）均下降，但0-19岁组除外，其男性总体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为-1.68（95％CI：-4.17，0.88），而女性为-0.51（95％CI：95％CI： -3.39，2.47）（表2）。
对于20-34岁的男性，肝癌发病率从1973-1982年每10万人2.94例下降到2003-2012年的1.11例，总体EAPC为-3.39（95％CI：-4.16，-2.60;表2）。
在35-49岁男性中，肝癌发病率从1973-1982年每10万人29.90例降至2003-2012年期间15.99例，总体EAPC为-1.94（95％CI：-2.40，-1.58）。
在50-64岁的男性中，肝癌发病率从1973-1982年期间每10万人87.66例下降到2003-2012年66.79例（EAPC = -1.82，95％CI：-2.07，-1.58），尽管仅在1983-1992年观察到显著下降（EAPC = -2.11，95％CI：-3.12，-1.10）。
在65岁以上的男性中，发病率从1973–1982年每10万人151.22例下降至2003–2012年的118.93例，总体EAPC为-0.82（95％CI：-1.12，-0.52）。
表2显示了特定时期的EAPC。在女性中观察到类似的时间模式。除0-19岁年龄组外，各个年龄组的EAPC分别为-2.37（95％CI：-3.50，-1.23），-2.40（95％CI：-2.96，-1.83），-2.71（95％ CI：-3.06，-2.35）和-0.95（95％CI：-1.22，-0.69）（表2）。
在此期间，儿童和青少年（0-19岁）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无明显下降。我们进一步观察到，在此期间，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10岁左右最低，并没有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些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上海癌症登记处包括肝母细胞瘤进行解释，这是五岁以下儿童中最常见的肝恶性肿瘤26。
在过去的40年中，上海为抗击肝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肝癌的危险因素已被广泛研究。肝癌的环境危险因素，包括接触黄曲霉毒素B1、饮酒、吸烟和不健康饮食，可能部分促成了上海观察到的肝癌发病趋势33-35。
此外，近80％的原发性病例肝癌可归因于乙肝病毒（HBV：50％–55％）或丙肝病毒（HCV：25％–30％）的慢性病毒感染36,37。
根据我们未发表的数据，在上海2004年乙肝病毒（HBV）发生率为每10万人26.52例，直到2014年之前一直保持稳定，而在此期间，丙肝病毒（HCV）发病率从每10万人1.01例迅速增加到7.29例。
尤其是在年轻人和中年人中，新的乙肝病毒（HBV）感染持续趋势主要归因于乙肝病毒（HBV）疫苗的广泛覆盖。
实际上，自1992年以来，上海市区95％新生儿都接种了乙肝病毒（HBV）疫苗5。事实证明，上海新生儿大规模HBV疫苗接种是有效的，并有望进一步减少HBV感染在将来。因此，我们希望这些成年儿童的肝癌发生率会下降。然而，丙肝病毒（HCV）感染的出现是预防肝癌的新挑战。
Lei Baiet al., The trends and projections in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liver cancer in urban Shanghai: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from 1973 to 2020. Clin Epidemiol. 2018; 10: 277–288.
Lei Baiet al.，1973年至2020年上海市人群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和预测：
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临床流行病学。2018; 10: 277–28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849921/
5、国家癌症中心等机构学者依据2000-2014年期间肝癌“发生率和死亡率每年分别每年下降约2.3％和2.6％”预测“在2014年至2030年间，中国肝癌发生病率和死亡率将下降超过44％。年轻一代，尤其40岁以下年轻人，呈现出更快的下降趋势”！
证据05（2018年12月）：《中国癌症研究杂志》（Chin J Cancer Res,）发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研究中心/癌症医院癌症登记办公室、癌症医院癌症筛查办公室、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肿瘤医院胸外科；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郑荣寿et al.《中国的肝癌发生率和死亡率：到2030年的时间趋势和预测》确认：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肝癌发生率更高。 中国约占世界人口的19％，但在所有新诊断的肝癌病例和死亡中占50％以上[19-21]。
目的：系统性肝癌统计数据，包括对2030年的预测，可以为中国的预防和控制策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
方法：根据从中国国家癌症中心（NCC）选出的339个癌症登记机构的数据估算2014年中国肝癌的负担。 从2000年到2014年，将22个癌症登记处的事件案例应用于时间趋势。使用年龄周期队列模型预测到2030年的肝癌负担。
结果：2014年，中国发生了约364,800例新的肝癌病例（男性268,900例，女性95,900例），以及约318,800例肝癌死亡（233,500例男性和85,300例女性）。中国西部地区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 在2000-2014年期间，发生率和死亡率每年分别每年下降约2.3％和2.6％，而在2014年至2030年间，中国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将下降超过44％。 年轻的一代，尤其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呈现出更快的下降趋势。
结论：根据分析，预计到2030年肝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将下降，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和西部地区，肝癌的负担仍然很重。 在中国，大多数肝癌病例可以通过疫苗预防，对高危人群应集中更多的预防工作。
表3、中国新增肝癌病例2014年至2030年预测数量及其变化
| 年度 | 2014 | 2020 | 2025 | 2030 |
| 全部 | 364,800 | 357,800 | 324,900 | 295,800 |
| 男性 | 268,900 | 257,800 | 227,900 | 200,300 |
| 女性 | 95,900 | 100,000 | 97,000 | 95,600 |
在中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被确定为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4,6]。在中国，新生儿乙肝疫苗有效预防了与HBV相关的肝癌[16]。
到1994年，城镇地区3剂乙肝（HBV）疫苗接种率接近97％，而农村地区仅为50％，到2001年仅为63％，在中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甚至更低。……因此，目前西部地区肝癌发生率最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疫苗接种覆盖时间延迟。
肝癌的发生主要反映了历史上曾接触过各种危险因素，例如HBV感染，吸烟或饮酒。
基于多种病因的多方面预防干预可能是最有前途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乙肝（HBV）疫苗接种和乙肝治疗的进展是降低肝癌发生率的最有效方法，尽管自1992年以来中国最老的一代接受新生儿HBV疫苗接种的年龄在2014年还不到30岁。肝癌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年龄较小的年龄组（<50岁），主要是在2000-2014年间的40岁以下人群，这可能部分反映了乙肝（HBV）疫苗接种的效果，以及40-49岁年龄组的下降趋势可以反映出对控制其他因素的保护作用，包括中国乙肝治疗和控制的进展、安全食品和清洁饮水[7]。
先前的研究[6]给出了不同的肝癌危险因素的贡献，包括吸烟、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酒精、体重超标和其他原因在地区和性别之间有所不同，如图2所示。据估计，在中国，乙肝病毒的贡献约占肝癌的59.3％，丙肝病毒仅占8.7％。
过去几十年的下降趋势和未来的预计下降趋势可以被视为风险因素变化的综合反映。
目前，中国估计约有9300万人感染了乙肝病毒[30]。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中国，慢性丙肝病毒感染、重度饮酒、吸烟和超重被视为发达国家肝癌的重要危险因素，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明显[34]。 我们注意到，在2000-2014年期间，年龄在50-59岁的女性和农村男性中，肝癌的发生率有所下降，而城市男性则没有下降。因此，为了减轻肝癌疾病的负担，在中国的未来，应该对发达国家中已确定的这些危险因素进行良好的控制。...
先前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未来中国肝癌的预测趋势，但限于太少的注册中心，结果并不可靠[36]。 在这项研究中，根据339个癌症登记簿（涵盖约2.88亿人口）估算了2014年中国肝癌的最新系统统计数据，这是迄今为止可获得的最具代表性的数据。
这项研究的关键性优势是使用了来自国家癌症中心（NCC）最具代表性的数据，但是这些预测假设了过去观察到的趋势将在未来继续。 但是，年轻一代肝癌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这可能表明，年轻人群更能从疫苗或其他预防措施中受益，从而可能导致未来肝癌负担加速下降。 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选择，这些结果突出表明了需要持续的预防和控制策略以减轻肝癌负担，并应该特别在年轻一代集中更多的努力。
Rongshou Zhenget al., Liver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Temporal trends and projections to 2030. Chin J Cancer Res, 2018 Dec;30(6):571-579
郑荣寿et al.，中国的肝癌发生率和死亡率：到2030年的时间趋势和预测。
中国癌症研究杂志。2018年12月；30(6):571-57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0700925/
6、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生命科学院等机构团队2019年9月研究确认：“全国范围内发生肝癌的病例数量从1990年的25.08万增加到2017年的51.59万；男性的癌症发生率增加了两倍多（从182700增加到395200），女性中癌症病例数从7.53万例增至12.07万例”、“男性中由乙肝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66.1％下降到2017年的60.2％”，由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14.2％增加到2017年的17.6％”、“男性因NASH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4.2％上升至2017年的5.5％...女性中NASH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6.4％增加到2017年的8.4％”。
证据06（2019年9月）：《癌症医学》（Cancer Medicine）发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生命科学院、人类现象研究所、教育部流行病学系公共卫生安全重点实验室、刘振球,Xianhua Mao,Yanfeng Jiang,Ning Cai,Li Jin, 张铁军, 陈兴栋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772170，81502870)；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基金(16JC1400500)；中国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基金(2015DFE32790)；上海市科技重大专项(2017SHZDZX01)；国家重点研究发展计划基金(2016YFC0901403、2017YFC0907002、2017YFC0907501、2017YFC0907504，2017YFC211700)”资助《中国特定病因导致原发性肝癌疾病负担变化趋势》确认：
背景：肝癌是中国常见的恶性肿瘤。肝癌的病因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对由特定病因引起的肝癌的时间趋势的研究很少。
方法：从《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检索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使用估计的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量化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 1990年至2017年期间肝癌的年龄分级时间趋势的标准化死亡率（ASMR）。
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肝癌的病例数从1990年的258 000例增加到2017年的515 900例。在此期间，ASIR从每10万人27.16降至每10万人26.04例，EAPC为-0.64（95％ 置信区间[CI] -0.84，-0.44）。 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245300人增加到2017年的418200人，ASMR从26.72人减少到21.30人（EAPC = −1.16，95％CI −1.35，−0.97）。在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和15-49岁的人群中观察到ASIR和ASMR下降最明显。
图1A 1990-2017年中国按性别和病因分类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的时间趋势
全国肝癌发生率
全国范围内发生肝癌的病例数量从1990年的25.08万（95％不确定区间[UI] 240.2，272.8）增加到2017年的51.59万（95％UI 486.2，546.2）。ASIR从1990年度每10万人27.16例（95％UI每10万的25.31,28.69）降低至2017年度每10万人26.04例（95％UI 24.57，27.54），EAPC为-0.64（95％CI -0.84，-0.44）（表1，图1A）。
在1990年至2017年期间，男性的癌症发病率增加了两倍多（从182700增加到395200），而ASIR则显示出轻微的下降【应更正为“轻微的上升”--译注】，从每10万人37.70例下降到每10万人40.19例（EAPC = −0.23，95％CI −0.06 ，-0.49）。
尽管女性中癌症病例数从7.53万例增至12.07万例，但女性中ASIR的下降更为明显，从每10万人16.39例降至每10万人12.19例（EAPC = -1.47,95％CI -1.30，-1.63）（表1，图1A）。
≥70岁的人群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EAPC = 0.24，95％CI 0.09，0.40）（表1，图2A）。
乙肝引起的肝癌
2017年，归因于乙肝引起的肝癌29.09万例新诊断病例和22.64万例死亡（表1和表2）。 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的ASIR从1990年的15.98 / 100 000降到2017年的14.49 / 10万。
男性中由乙肝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66.1％下降到2017年的60.2％（图3）。但是，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的下降幅度很小...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之后ASIR出现了显着的上升趋势。
1990 - 2017年期间，女性中由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比例从49.9％下降至44.0％...研究期间ASIR显着下降...但是，下降趋势在2010年后趋于平稳... 在15-49岁和50-69岁的人群中，由于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发病率下降，但在70岁以上的人群中则没有。
因丙型肝炎造成的肝癌
2017年，报告了10.31万例丙型肝炎新发肝癌病例，占总肝癌病例的20.0％ ...从1990年到2017年，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的ASIR呈小幅下降...。
男性中由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14.2％增加到2017年的17.6％，同期内，ASIR从每100000例6.09增加到每100000例7.38 ... 在女性中，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的ASIR降低了...。
≥70岁的人群中丙型肝炎的肝癌发生率显着增加，而50-69岁的人群中丙型肝炎的发生率显着下降，但是15-49岁的人群中丙型肝炎引起的肝癌发生率保持稳定 ...。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引起的肝癌
2017年，共报告了3.17万例与NASH相关的肝癌死亡病例和2.76万例死亡，分别占总肝癌病例和死亡总数的6.1％和6.6％。 总体而言，从1990年到2017年，NASH引起的肝癌的ASIR和ASMR保持稳定。
男性因NASH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4.2％上升至2017年的5.5％，并且在ASIR中发现显着增加...。
男性因NASH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4.2％上升至2017年的5.5％，ASIR显着增加...。
女性中NASH引起的肝癌比例从1990年的6.4％增加到2017年的8.4％，研究期间ASIR下降。 在年龄≥70岁的人群中发现ASIR显着增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两个年龄段的ASIR保持稳定...。
其他病因引起的肝癌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一种严重形式，可以发展为晚期纤维化，肝硬化，最后发展为肝细胞癌。
在中国，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尚不清楚经肝活检证实的NAFLD患者中NASH的患病率[44]。 为了促进预防由于NASH引起的肝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NASH的危险因素。
除了上述病因外，本研究还将诸如黄曲霉毒素B1、吸烟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等因素纳入“其他原因”类别。
黄曲霉毒素是主食的常见污染物，已被发现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动物物种中都具有致癌性[45]。黄曲霉毒素的暴露集中在高风险地区，潮湿的天气和不适当的食物储存条件共同导致大部分当地人群中黄曲霉毒素的摄入显着增加了肝癌的发生率[9]。这一危险因素的发现和消除大大降低了年轻人肝癌的发生率，这表明控制黄曲霉毒素作为预防措施的重要性[46]。...
结论：自从广泛预防乙肝病毒感染以来，乙肝引起的肝癌发生率明显下降。然而，由丙型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癌仍然是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中国，还需要针对肝癌的其他预防策略，以进一步减轻其疾病负担。
Zhenqiu Liuet al., Changing trends in the disease burden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caused by specific etiologies in China. Cancer Medicine, Sep 2019; 8(12) pp5787-5799
刘振球et al., 中国特定病因导致原发性肝癌疾病负担变化趋势。癌症医学。2019年9月；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cam4.2477
7、《中国肿瘤》2018年3月发表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研究确认：“2018年全球841 080例新发肝癌病例中，中国肝癌发病例数占全球的46.71%”、“2003—2007年中国肿瘤登记地区肝癌粗发病率相对稳定”、“（2006年）男性肝癌死亡中标率为女性的3.08倍，农村为城市的1.35倍。肝癌位居癌症死亡顺位第2位”、“女性粗发病率由最低2006年的13.65/10万上升到最高2013年的15.25/10万，中国肿瘤登记地区的肝癌中标发病率呈上升态势。”
证据07（2018年3月）：《中国肿瘤》发表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应倩、汪媛《肝癌流行现况和趋势分析》确认：
肝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肝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发达地区的问题。2012年全球782 451例新发肝癌病例中，83%发生在不发达地区，其中中国占50%。2018年全球841 080例新发肝癌病例中，中国肝癌发病例数占全球的46.71%。
根据 GLOBOCAN2018，中国肝癌死亡368 960例，其中男性肝癌死亡 273 014例，女性肝癌死亡95 946例。中国肝癌粗死亡率为25.9/10万，其中男性肝癌粗死亡率为37.3/10万，女性肝癌粗死亡率为13.9/10万。中国肝癌粗死亡率（25.9/10 万）是全球肝癌粗死亡率（10.2/10 万）的2.54倍。
《2016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肿瘤登记地区肝癌死亡55 953例，肝癌粗死亡率为24.70/10万，中标率为16.12/10万，世标率为 15.86/10万。男性肝癌死亡中标率为女性的3.08倍，农村为城市的1.35倍。肝癌位居癌症死亡顺位第2位[4]。
中国肝癌发病率变化趋势
2003—2007 年中国肿瘤登记地区肝癌粗发病率相对稳定，介于26.09/10万～27.11/10 万之间，中标率13.87/10万～14.82/10万。城市肝癌粗发病率和中标率分别为 23.20/10万～24.63/10万和11.99/10万～12.86/10万，农村肝癌粗发病率和中标率分别为34.96/10万～37.45/10万和21.82/10万～23.39/10万[5]。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4，6-14］显示，2005～2014年中国肝癌粗发病率基本稳定 (Table 2；Figure 1～3)。10年肝癌粗发病率平均值为27.75/10万，其中男性肝癌粗发病率约40/10万，而女性粗发病率由最低2006年的13.65/10万上升到最高2013年的15.25/10万。中国肿瘤登记地区的肝癌中标发病率呈上升态势。
表2、2005-2014年中国癌症登记区肝癌发病率趋势（1/105）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
| 粗发生率 | 26.98 | 26.60 | 27.11 | 28.17 | 28.71 | 28.53 | 28.02 | 28.57 | 28.17 | 26.67 |
| ASIRC | 14.70 | 14.28 | 14.36 | 13.99 | 14.78 | 19.75 | 19.16 | 19.49 | 18.72 | 18.13 |
| 男粗发生率 | 39.81 | 3936 | 40.01 | 40.99 | 41.99 | 41.65 | 40.91 | 41.89 | 40.72 | 38.37 |
| 男ASIRC | 22.70 | 21.99 | 22.10 | 21.30 | 22.49 | 29.95 | 28.98 | 29.66 | 28.12 | 27.28 |
| 女粗发生率 | 13.80 | 13.65 | 13.92 | 15.14 | 15.11 | 15.08 | 14.85 | 14.90 | 15.25 | 14.38 |
| 女ASIRC | 6.85 | 6.75 | 6.73 | 6.81 | 7.11 | 9.69 | 9.49 | 9.41 | 9.39 | 8.94 |
应倩、汪媛，肝癌流行现况和趋势分析，中国肿瘤，2020(3)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HLU202003005.htm
8、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团队2020年11月研究确认：“1973-2012年的长期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以上海市为例）男、女性肝癌发病率分别下降41.3%和36.3%，农村（以启东市为例）分别下降了32.3%和12.2%；近10年年报也显示2005-2015年全国发病和死亡率分别下降8.1%和12.8%”、“预测：GLOBOCAN 2018预测至2040年我国肝癌发病和死亡例数将分别达到59.1万例和57.2万例，分别比2018年增加50.5%和54.9%”、“近年来，...尤其在西方国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正迅速成为西方国家最常见的慢性肝病病因，肥胖、2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代谢因素均是其危险因素，预计未来几年在东方国家也会出现类似趋势”
证据08（2020年11月）：《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免疫学研究室/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防治科；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曹梦迪、王红、石菊芳、白方舟、曹毛毛、王宇婷、严鑫鑫、王乐、黄振、任建松、赵建军、代敏、曲春枫、陈万青获“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2017ZX10201201-008-002,2017ZX10201201-0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773521,81974492)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2018RC330001) 深圳医疗卫生三名工程(SZSM201911015)”资助《中国人群肝癌疾病负担：多数据源证据更新整合分析》确认：
结果：
①既往：CI5 1973-2012年的长期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以上海市为例）男、女性肝癌发病率分别下降41.3%和36.3%，农村（以启东市为例）分别下降了32.3%和12.2%；近10年年报也显示2005-2015年全国发病和死亡率分别下降8.1%和12.8%；基于年鉴数据的Joinpoint分析也提示下降：2002-2017年全国死亡率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为-3.0%（P<0.05）。
②现况：GLOBOCAN估计2018年我国肝癌发病率、死亡率和1年患病率分别为18.3/10万、17.1/10万和10.8/10万；最新年报显示，2015年肿瘤登记地区发病和死亡率分别为17.6/10万和15.3/10万，且均随年龄上升；监测数据报道2017年全国死亡率与之接近（16.7/10万），男女死亡比为3.1。
GBD报道2017年我国肝癌所致DALY达1 115.3万人年，占全球的53.7%，HBV感染始终居归因首位。
③预测：GLOBOCAN 2018预测至2040年我国肝癌发病和死亡例数将分别达到59.1万例和57.2万例，分别比2018年增加50.5%和54.9%，>70岁人群增幅明显。
④经济负担：相关文献汇总显示，基于个体的研究报道的例均直接医疗费用呈上升趋势。
结论：多数据源均显示，我国人群肝癌发病和死亡率在数十年间有所下降，提示人群干预的有效性；但人群负担依然沉重，应继续加强优化一、二级预防为主的综合干预策略。
讨论...
趋势数据显示，我国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均呈下降趋势。发病率下降可能主要源于乙肝疫苗的接种。在200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正式纳入免疫规划[57]，从1992-2006年，我国HBV感染率从44.0%降至22.4%，提示自乙肝疫苗推广应用以来，HBV感染率明显降低，乙肝的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58]。
GLOBOCAN预测到2040年，我国肝癌发病与死亡例数仍不断上升。...
现状及长期趋势数据显示城乡差异明显，农村肝癌的疾病负担显著高于城市，可能与生活方式、社会经济条件、环境因素以及癌症筛查和治疗的医疗服务机会不同有关[62]，因此我国一直将农村地区作为肝癌防控的重点。
现况数据显示男性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女性，与早期研究结果一致[63]。基于多地区血清学调查发现，男性HBsAg阳性率高于女性[64]，且男性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发生率也高于女性[65,66]。这些都被认为可能是导致肝癌死亡的危险因素[67]。肝癌发病趋势随年龄增长逐渐呈稳态上升，说明年龄是肝癌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68]，我国肝癌的疾病负担将继续加重。...
GBD数据的肝癌DALY归因显示：HBV感染引起的肝癌疾病负担仍排在首位、其次是HCV感染、饮酒、其他原因、末位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引起的肝癌。我国肝癌的潜在危险因素包括感染因素，吸烟、饮酒等行为因素和肥胖、糖尿病等代谢因素[70]。
HBV等感染性因素仍是我国肝癌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但自2002年我国乙肝疫苗免费接种以来，其归因构成比已呈持续下降趋势[71]，反而是饮酒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等其他因素导致的肝癌应引起警惕。
与GBD2016相比[72]，2017年数据增加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引起的肝癌这一归因分类，近年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发病率不断增加并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在西方国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正迅速成为西方国家最常见的慢性肝病病因，肥胖、2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代谢因素均是其危险因素，预计未来几年在东方国家也会出现类似趋势[73]。
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流行病的改变，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也发生了变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代谢疾病比例的增加导致了肝癌发病和死亡的风险更加严重[74]，提示我们对肝癌高危人群要特别注意健康的饮食和合理的运动，以减少患肝癌的危险性。
曹梦迪et al.，中国人群肝癌疾病负担：多数据源证据更新整合分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0,41(11) : 1848-1858.
http://rs.yiigle.com/CN112338202011/1301453.htm
9、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陈兴栋团队2021年2月研究：“中国在2017年占全球原发性肝癌（PLC）病例的54.1％（51.98万例），预计这一比例到2030年将增加到占全球原发性肝癌（PLC）病例的65.5％（102.91万例）。原发性肝癌病例数在2018年至2030年之间估计将几乎翻一番，从2018年每十万人26.04例增加到2030年每十万人38.58例”、“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特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全球范围内肝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很可能成为未来末期肝病的主要病因”。
证据09（2021年2月）：《国际流行病学杂志》（Int J of Epidemiology）发表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陈兴栋团队《原发性肝癌1990年至2030年基于病因发病率的全球趋势：模型研究》确认：
背景：原发性肝癌（PLC）发生率和病例数的预测对于了解和规划原发性肝癌（PLC）疾病负担至关重要。
方法：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中检索1990年至2017年的原发性肝癌（PLC）发病率和病例数数据。 计算估计的平均百分比变化（EAPC）以量化PLC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R）的趋势。为了预测到2030年PLC的发病率和病例数构建贝叶斯年龄组模型。
结果：
在全球范围内，原发性肝癌（PLC）病例数量从1990年的472300增加到2017年的953100，翻了一番。预测病例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到2030年的157.12万，预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R）将从2018年的11.80 / 10万增加到2030年的14.08 / 10万。在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折磨的人和老年人中将观察到最明显的增加。
1990年至2030年间PLC发病率的趋势在各国之间是不同的，可以概括为五种情况：
（i）46个已经并将继续持续增长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
（ii）21个经历了初期减少（或保持稳定）但预计将增加的国家（例如中国）；
（iii）7个经历了初期增长但预计将保持稳定的国家（例如美国）；
（iv）29个国家最初有所增加，但预计将减少（例如埃及）；
（v）82个已经并将继续持续下降的国家（例如日本）。
中国在2017年占全球原发性肝癌（PLC）病例的54.1％（51.98万例，见表2），预计这一比例到2030年将增加到占全球原发性肝癌（PLC）病例的65.5％（102.91万例，见表2）。
PLC的病例数在2018年至2030年之间将几乎翻一番，估计中国PLC同期的发病率将从的每十万人26.04例增加到每十万人38.58例（95％CrI：32.98、44.18）（表1和2；补充图7和8，可在IJE在线获得补充数据）。
性别之间和病因学上的增加趋势是一致的，在LCNS中可观察到最明显的增加（补充图9，可在IJE在线获得补充数据）。
结论：预测到2030年，原发性肝癌（PLC）的发病率和病例数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受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折磨的人和老年人的增加表明，这些人群在当前的预防策略中缺乏关注，并着重指出了他们在 PLC的全局控制未来预防中的优先次序。
讨论
对原发性肝癌（PLC）的病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乙肝病毒（HBV）和丙肝病毒（HCV）感染、酒精摄入和黄曲霉毒素污染食品的摄入是众所周知的危险因素[21,22]。超过80％的PLC病例可归因于这些危险因素[3]，这表明PLC 基本上是可以预防的。在1982中发布了HBV疫苗，表明预防HBV的运动是可行的[1]。截至2017年底，已有187个国家将HBV疫苗纳入其国家免疫计划，全球三剂乙型肝炎疫苗的覆盖率估计为84％[24]。乙肝疫苗已大大降低了HBV感染的患病率和肝癌的发病率，特别是在首次引入大规模疫苗接种的东亚高风险国家的年轻人中[25]。但是，乙肝疫苗显示出对老年人的保护作用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缺乏乙肝疫苗接种计划造成的[26]。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原发性肝癌（PLC）发生率和病例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老年人口的增加驱动的。例如，预计中国的PLC发病率将增加，这主要归因于老年人口中原发性肝癌（PLC）的增加。如本研究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PLC负担将在老年人中继续增加。因此，需要更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可以包括：（i）进一步扩大婴儿和儿童的乙肝病毒（HBV）疫苗接种率；（ii）提高年轻人的“追赶”疫苗接种率；（iii）通过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增加对HBV和丙肝病毒（HCV）感染进行筛查的机会，并改进对这些疾病的及时诊断；（iv）增加HBV和HCV抗病毒治疗的覆盖面。
此外，在一些乙肝病毒（HBV）流行病中，例如在蒙古，与乙肝病毒（HBV）单一感染相比，HBV和肝炎三角洲病毒的合并感染非常普遍，并且与肝脏疾病的进展更快有关。
乙型肝炎病毒口服治疗不常治疗三角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在肝癌预防计划中应引起更多关注。
丙肝病毒（HCV）也是原发性肝癌（PLC）的主要原因。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问世使人们对全球控制HCV感到乐观。 但是，在欣快的最初阶段之后，人们普遍认为HCV已被击败，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即仍然存在严峻的挑战[28]。目前，尚无疫苗可预防HCV感染，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疗效可能会受到药物耐药性和高成本的影响[29]。HCV和与HCV相关的PLC仍然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具体而言，无论性别和年龄，预计因丙肝肝癌（LCHC）发病率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肝硬化结节（LCNS）的发病率在过去和将来都显示出最大的增长幅度。
由于肥胖病的大流行，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特别是其组织学表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全球范围内肝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很可能成为未来末期肝病的主要病因[30]。
鉴于仍没有经批准用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药物[31]，初级保健医生和健康政策制定者应引起重视；防止儿童时期体重增加过多，并加强现有的体重管理计划是必要的。
我们从1990年预测到2030年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检测到各种原发性肝癌（PLC）发病率模式。特别令人关切的是，从过去和未来之间发生不利变化的国家。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从2018年到2030年的原发性肝癌（PLC）发病率估计会增加，与病因无关。
我们的预测与Wu等人的研究[32]的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主要归因于他们的预测基于1983年至2007年间中国发达地区的数据。中国未预计到的原发性肝癌（PLC）发病率增加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PLC负担的增加，并揭示了该国的地理异质性。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33]，我们发现上海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降低原发性肝癌（PLC）的发病率。上海是中国首个发起乙肝病毒（HBV）疫苗接种和阻断HBV母婴传播的城市。
我们认为中国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i）人口老龄化的扩大，导致原发性肝癌（PLC）病例增加[34]；（ii）老年人中丙肝病毒（HCV）感染的流行率增加[35]；和（iii）中国的巨大的乙肝病毒（HBV）感染库的“滞后效应”[35]，即相当多的其早期生活中HBV感染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为肝癌。
对这些根本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对中国发展中地区应给予更多关注。与中国相反，我们发现在未来的十年中，因丙肝病毒发展肝癌（LCHC）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原发性肝癌（PLC）发病率将停止增长。
该结果支持了与尚未减少但预计在2020年达到峰值的丙肝病毒（HCV）感染高峰人群（1945-1965）相关的潜在作用[22]。在临床实践中，直接抗病毒药物（DAA）广泛用于治疗丙肝病毒（HCV）感染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原发性肝癌（PLC）的发生率降低。但是，我们观察到美国以前占原发性肝癌（PLC）总病例的比例相对较小的肝硬化结节（LCNS）和归因其他病因肝癌（LCOT）持续增加。这些增加表明，如果不采用有效的策略，原发性肝癌（PLC）的负担将来可能会增加。
在原发性肝癌（PLC）发病率持续上升的国家，例如印度、德国和荷兰，尽管目前的发病率相对较低，但PLC有望成为将来最常被诊断出的癌症之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到某些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荷兰、美国和英国）年轻人中肝癌患者数量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和乙肝病毒（HBV）感染增加所致。这些趋势可能从根本上归因于这些国家的肥胖大流行[36]和HBV流行病的大量移民[37]。目前，原发性肝癌（PLC）尚无有效疗法，PLC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没有改善[38]。
因此，对抗原发性肝癌（PLC）的最佳方法是主要预防风险因素，例如乙肝病毒（HBV）疫苗接种。不幸的是，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可以防止人们饮酒或变得超重。我们的政府应在加强解决这些问题和建立更有效的预防战略以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方面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通过增加含酒精饮料的价格、减少含酒精的饮料并通过增加税收来限制其销售[39]。应在社区一级促进个人体重管理。
我们的研究有局限性。首先，这些预测是基于来自《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集的数据、肝转移为原发性肝癌（PLC）的误编码、PLC的报告不足（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以及由于缺乏医疗而因特定病因引起的PLC低估信息可能会使估计值产生偏差；但是，已通过将不同的编码系统映射到GBD原因来调整此偏差。
此外，本研究中的所有预测都是基于1990年至2017年原发性肝癌（PLC）病例的估计值而不是观察到的数据来计算的，结果可能会受到数学方法的偏见，因此应谨慎解释。 但是，我们还使用了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监测数据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预测趋势与《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得出的结果有可比性。
其次，由于缺乏相关数据，在本研究中未评估按组织学分层的原发性肝癌（PLC）发生率的时间趋势，例如肝细胞癌。 第三，由于数据稀缺，没有考虑到由多种病因引起的肝癌，而且由于许多癌症登记处都位于城市地区，因此登记处对普通人群的代表性也可能成问题。
总之，到2030年，原发性肝癌（PLC）的发病率和病例数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增加。在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折磨的人和老年人中发现肝癌发生率最明显的增加，这表明当前的预防策略应针对这些人群，而这些人群人群应该是针对全球肝癌控制的未来策略的优先事项。仍然需要有效的预防措施来减轻由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PLC负担。
Zhenqiu Liu, Xingdong Chenet al., Global trend of aetiology-based primary liver cancer incidence from 1990 to 2030: a modelling study. Int J of Epidemiology,Feb 2021; 50(1) pp128-142
刘振球、陈兴栋et al.，原发性肝癌1990年至2030年基于病因发病率的全球趋势：
模型研究。国际流行病学杂志，2021年2月；50(1) pp128-142
https://academic.oup.com/ije/article-abstract/50/1/128/6012813?redirectedFrom=fulltext
10、美国疾病分析中心（CDA）、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魏来等三十家医学机构团队2018年研究“预计2016年至2030年之间，NAFLD病例总数将适度增长（0–30％），其中，随城市化发展中国NAFLD病例总数增长最快...肝脏死亡率和晚期肝病将增加一倍以上”!
证据10（2018年4月）：《肝医学杂志》（J of Hepatology）发表美国疾病分析中心（CDA）、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魏来等三十家医学机构团队《对2016-2030年期间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NAFLD疾病负担进行建模》确认：
背景与目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日益成为全球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病因。随着肥胖，糖尿病和新陈代谢综合症的流行，这种负担有望增加。该分析的目的是使用马尔可夫模型，使用当前可获得的数据预测NAFLD疾病负担。
方法：根据成人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DM）患病率的数据，使用模型估算八个国家的NAFLD和NASH疾病进展。使用已发布的估计值和专家共识来建立和验证模型预测。
结果：如果将来肥胖和和2型糖尿病（DM）趋于平稳，我们预计2016年至2030年之间，NAFLD病例总数将适度增长（0–30％），其中，随城市化发展中国NAFLD病例总数增长最快，而日本，由于人口减少，NAFLD病例总数增长最低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人口增加，NASH患病率将增加15-56％，而肝脏死亡率和晚期肝病将增加一倍以上。
结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代表着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作出努力以了解这一流行病并减轻疾病负担。如果肥胖和2型糖尿病（DM）继续以当前和历史速度增长，则NAFLD和NASH的患病率预计都将增加。 由于两者都是可逆的，因此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提高认识和诊断，并促进饮食和运动可以帮助控制未来疾病负担的增长。
ChrisEstes, Lai Wei et al., Modeling NAFLD disease burden in Chin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Spain,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for the period 2016–2030.
J of Hepatology, October 2018; 69(4) pp896-904
ChrisEstes、魏来et al.，对2016-2030年期间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NAFLD疾病负担进行建模。肝医学杂志，2018年4月；69(4) pp896-90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8827818321214
11、《北仑新闻网》2019年6月报道：以目前的医学干预手段来看，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生是不可逆转的，无法通过治疗实现“消炎”。如无有效干预，30%的非酒精性脂肪肝会发展成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继续诱发肝硬化、肝癌。“中国的患病率已经超过29%。”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模式动物研究所所长李红良说。按照目前的发病率，到2030年，中国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可能达到3.15亿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患者可能达到4800万人。而且患者的年轻化趋势也越发明显。
证据11（2019年6月）：《北仑新闻网》（记者李平）报道《非酒精性脂肪肝需引起重视》确认：
脂肪肝已经成为被严重低估的重大健康威胁，脂肪肝除了会引发肝脏严重病变乃至癌化之外，还可能引发心血管及代谢疾病，或者加快它们的病程。随着生活方式的迅速转变，我国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趋势日益加重，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的患病率已经超过29%。”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模式动物研究所所长李红良说。也就是说，接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到2030年，中国的脂肪肝将会成为慢性疾病防控中的最大负担。
以目前的医学干预手段来看，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生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治疗实现“消炎”。如无有效干预，30%的非酒精性脂肪肝会发展成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不仅会继续诱发肝硬化、肝癌，其患心血管病的几率甚至要比正常人高5倍。
相比于对糖尿病、高血压的关注度，非酒精性脂肪肝是被严重低估的重大健康威胁。无论是研究结果，还是临床结果，都在证明脂肪肝可能带来脂肪肝炎、肝脏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
引起脂肪肝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肥胖、高脂血症、糖尿病等，约半数的肥胖者存在脂肪肝变性，高度肥胖者脂肪肝的发生率高达60%至90%。长期进食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使进入肝脏的脂肪过多，易导致脂肪肝，过量的碳水化合物也会在体内转化成为脂肪。糖尿病由于糖和脂肪代谢紊乱，常常并发脂肪肝。
此外，长期大量饮酒，酒精及其代谢产物乙醛也会直接损伤肝细胞，除了使肝功能降低、肝内脂肪的氧化分解减少外，还常影响多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部分病毒性肝炎患者容易并发脂肪肝。女性在妊娠后期及生育后，脂肪肝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其他如热量摄入过多、运动量减少等都可以促成脂肪肝的发生。
李红良引用2018年发表在《欧洲肝脏病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脂肪肝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发病率，到2030年，中国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可能达到3.15亿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患者可能达到4800万人，这意味着脂肪肝炎的转化率超过10%。
尤其要看到，在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增多的同时，患者的年轻化趋势也越发明显。区中医院医生在接诊过程中，也经常遇到年轻的脂肪肝患者，个别高中生也成为脂肪肝患者。该医生说，这些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年轻患者，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肥胖。有的高中生的体重有八九十公斤，个别高中生的体重甚至上百公斤。
该医生说，青少年时期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如果体重过高，甚至患上脂肪肝，还不能及时减轻体重或减轻症状，有可能会给今后的身体健康留下隐患，或者会对今后的学习、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其实，在脂肪肝阶段只要控制饮食，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就能有效控制。但是，一旦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成脂肪肝炎，就是不可逆的，而且目前尚无药物可治疗该病。
北仑新闻网（记者李平）：非酒精性脂肪肝需引起重视，2019年06月04日
http://blnews.cnnb.com.cn/system/2019/06/04/011997197.shtml
12、“在中国较富裕的地区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NAFLD）的社区患病率约为15％。在过去十年中，NAFLD的患病率大约增加了一倍”；2013年报告：“NAFLD患病率分别为：北京31.29％，上海 30.0‰ 广东36.49％，中国香港27.33％”；
12-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张薇、魏来2013年11月研究确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病率分别为：北京31.29％，上海 30.0‰ 广东36.49％，中国香港27.33％”、“中国广东社区人群随访4.0年研究结果，NAFLD的年发病率为9.1％（女性9.7％，男性7.3％）。在已诊断的NAFLD患者中，22.2％的患者病情恶化，其死亡与心脏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广东地区的 NAFLD患病率为15.94％，城市居民的患病率（20.3％）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证据12（2013年11月）：《中华肝脏病杂志》发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张薇、魏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在亚洲的流行情况》确认：
在中国不同地区进行的社区人群研究中，NAFLD患病率分别为：北京31.29％，上海 30.0‰ 广东36.49％，中国香港27.33％。
这提示NAFLD患病率在不同研究中的差异较大，不仅与地区相关，还可能与研究人群的选择不同有关。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研究中有 3个前瞻性研究[16, 30, 40]。 2012年，Zhou等报道了中国广东社区人群随访4.0年（3.6～4.8年）的研究结果，在对3543人的随访中，NAFLD的年发病率为9.1％（女性9.7％，男性7.3％）。在已诊断的NAFLD患者中，22.2％的患者病情恶化，其死亡与心脏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该研究是基于2007年在广东6个城市和农村进行的横断面调查，报道广东地区的 NAFLD患病率为15.94％，城市居民的患病率（20.3％）明显高于农村居民（11.1％，p< 0．001）。
同时，Chang等对每年进行健康体检的韩国男性（5900人）进行了7年的随访研究，发现NAFLD的年发病率为6.9％，这与我国广东男性NAFLD的年发病率（7.3％）接近。
张薇、魏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在亚洲的流行情况，中华肝脏病杂志，2013(11)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hgzbzz201311001
12-2 中国、澳大利亚医学家2008年对中国非酒精性脂肪肝流行病学研究确认：“在中国较富裕的地区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NAFLD）的社区患病率约为15％。...在过去十年中，NAFLD的患病率大约增加了一倍”、“患NAFLD的患者发生代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可能远高于其肝硬化的风险”，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人中进行的前瞻性研究时间太短，无法排除晚期NAFLD肝脏并发症”！
证据13（2008年1月）：《肝病学杂志》（J of Hepatology）发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医学院堪培拉医院Jian-Gao Fan, Geoffrey C. Farrell《中国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流行病学》确认：
根据2004年在中国大陆进行的首次综合性全国健康调查，肥胖者有6000万（占人口的4.6％），超重者2亿（占15％），患2型糖尿病（T2DM）患者2000万（1.5％），还有1.6亿人（12％）有较高的血压[4,5]。
肥胖的患病率持续上升，再加上T2DM、血脂异常、高血压以及最终的代谢综合征（MetS），在未来几十年中，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处于发展NAFLD的危险之中[3,6]。因此，在传统上，临床医生已处理了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沉重负担[2,7]的国家，NAFLD正成为一个新的重大健康问题[3,6]。
在中国较富裕的地区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NAFLD）的社区患病率约为15％。随着肥胖大流行的增加，在过去十年中，NAFLD的患病率大约增加了一倍。
在中国患者中已经证实了NAFLD的所有组织学表现，但是迄今为止，肝的轻度一般是轻度的。与慢性丙型肝炎相反，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脂肪变性较少。它与代谢有关，与病毒无关，并且似乎不影响疾病的严重程度。
尽管中国人群NAFLD的长期结果尚不清楚，但它可能是代谢紊乱，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预测指标。因此，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被表明可以制止或扭转中国肥胖的全国趋势，从而改善肝脏和代谢健康。
据报道，广东省7至18岁儿童和青少年中NAFLD的点患病率为1.3％[19]。 在来自中国其他富裕工业区的流行病学调查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结果以中文发表，但未以英文发表）[14,15]。
此外，中国香港人中NAFLD的患病率为16％[21]，而台湾成年人口中NAFLD的患病率为12％[22]。
在过去的7-10年中，上海和武汉（中国中部湖北省的首府）的脂肪肝患病率大约增加了一倍[23,24]。 具体而言，武汉水果湖区例行健康检查的参加者从13％增加到25％[24]，上海宝钢集团员工脂肪肝患病率从4％增加到14％[23]。 在后者中，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水平升高（> 40 U / L）的参与者的脂肪肝患病率在1995年至2002年间从26％增加到51％[23]。
作为慢性肝病的一种缓慢发展形式，NAFLD在中国人中的重要性甚至不如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52]，但需要意识到的是，NAFLD患者直到生命晚期才有望发展为肝硬化并发症[8]。 迄今为止，在中国人中进行的前瞻性研究时间太短，无法排除晚期NAFLD肝脏并发症。
根据上海的一项早期研究，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呈血清反应阳性的参与者中，NAFLD的患病率甚至低于HBsAg阴性的参与者（8％相对于15％）[26,64]。 这可能部分是由于中国人中MetS的存在与血清HBsAg阳性状态之间存在逆关系[65,66]。 因此，患慢性乙肝（HBV）感染的人并非NAFLD的高危人群。
因此，毫不奇怪，患NAFLD的患者发生代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可能远高于其肝硬化的风险。
Jian-Gao Fan, Geoffrey C. Farrell, Epidemiology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China.
J of Hepatology, Dec 2008;50(1):204-10
Jian-Gao Fan, Geoffrey C. Farrell，中国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流行病学。
肝病学杂志，2008年1月；50(1):204-1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8827808007010
13、上海市2011年小学生NAFLD检出率为6.5%、从7岁开始即有NAFLD和各项慢性代谢性疾病异常因子的检出”；南宁市2012年超重、肥胖儿童的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发生率为36.7%；西安市2012年“肥胖男性强少年NAFLD检出率71.6%“、”NAFLD总患病率为8.1%“；北京市2012年超重与肥胖儿童NAFLD检出率44.5%"、"男孩发生NAFLD的风险是女孩的9.65倍”；浙江丽水市2015年肥胖儿童NAFLD患病率37.5%“。
13-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团队研究确认：“2011年9-10月调查上海市2所小学共1 532名在校学生...NAFLD、肥胖、中心型肥胖...的检出率分别为6.5%（99/1532）、26.7%（409/1532）、16.3%(249/1532) ... 中心城区小学中心型肥胖、NALFD检出率显著高于近郊城区小学...受调查人群从7岁开始即有NAFLD和各项慢性代谢性疾病异常因子的检出”.
证据14（2013年9月）《临床儿科杂志》发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临床营养科、超声科张晓敏、万燕萍、张时君、周一泉、韩效艳、刘虹、陈之琦、陆丽萍、汪佳璐、蒋莹、谈韬获“世界健康基金会资助项目(No.AFINS-HOPE- 2011-03)；上海小儿消化营养重点实验室(No.11DZ2260500)；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学生健康促进工程重大决策咨询课题(No.HJTY-2010-A-09) ”资助《小学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关系》确认：
方法：2011年9-10月调查上海市2所小学共1 532名在校学生，测量体格指标、血压,筛查假性黑棘皮症，及行肝脏超声检查。
结果：NAFLD、肥胖、中心型肥胖、假性黑棘皮症、高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检出率分别为6.5%(99/1532)、26.7%(409/1532)、16.3%(249/1532)、5.1%(78/1532)、1.7%(26/1532)、1.9%(29/1532)。
中心城区小学中心型肥胖、NALFD检出率显著高于近郊城区小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年龄、肥胖、中心型肥胖、假性黑棘皮病、高舒张压是影响儿童NAFLD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论：儿童NAFLD与慢性代谢性疾病关系密切。NAFLD儿童已出现慢性代谢性疾病异常特征,应引起足够重视、加强干预和随访。
讨论：...本研究发现：
①在1532名上海在校小学生中NAFLD检出率为6.5%，高于东亚发达国家日本2001年儿童 NAFLD 检出率（2.6%）[14]。男女 NAFLD 检出比为3∶1，与日本在1994年[14]及2001年[15]两次 对在校学生调查结论一致。据此推测亚洲人群中，男生为NAFLD 相对易感人群，因此，需要更加关注对男性 儿童 NAFLD 的干预。
②中心型肥胖及肥胖的检出率分别高达16.3%，26.7%，约有1/4的上海小学生可能存在肥胖问题。且肥胖儿童中NAFLD检出率远高于体质量正常儿童。由于儿童NAFLD发病机制主要与肥 胖导致的系统低度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促使肝脏脂肪异常堆积有关，因此干预儿童NAFLD应首先从控制肥胖入手。
③受调查人群从7岁开始即有NAFLD和各项慢性代谢性疾病异常因子的检出。由于儿童NAFLD及慢性代谢性疾病发生需要一定时间的肥胖积累，该现象提示应重视低年龄儿童的肥胖问题，并尽早干预。
张晓敏et al.，小学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关系，临床儿科杂志，2013(9)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CAK201309011.htm
13-2 2012年“南宁市超重、肥胖儿童的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发生率为36.7%”、“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大多数学者认为NAFLD与胰岛素抵抗（IR）存在着共同的病因学基础”
证据15（2012年2月）：《中国儿童保健杂志》发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科范歆、陈少科、唐晴、罗静思、冯莹获“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9BAI80B00)；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832184)”资助《南宁市超重、肥胖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患病情况分析》确认：
随着儿童超重、肥胖在全球的快速流行，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已成为许多地区儿童青少年人群中最主要的慢性肝病[1-2]，不同地区报道患病率存在差异，普通儿童NAFLD的发生率为2.6% - 3.2%，肥胖儿童NAFLD的发生率可达22.5% -65.9%[3]。
方法：对本院小儿内分泌科门诊就诊的180例超重、肥胖患儿进行身高、体重、腰围等测量,同时进行肝肾功能、血糖、胰岛素、肝脏B超等相关检测。
结果：180例患儿中B超明确脂肪肝66例（男42例,女24例）,非脂肪肝114例（男64例,女50例），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检出率为36.7%（66/180），其中男童检出率为39.6%（42/106），女童检出率为32.4%（24/74），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394,P=0.319)；脂肪肝组体质指数、腰围、血压、血脂等指标均高于非脂肪肝组。
结论：南宁市超重、肥胖儿童的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发生率为36.7%，控制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是防治儿童青少年NAFLD的重要措施；谷丙转氨酶能否用于超重、肥胖儿童NAFLD早期识别的依据值得探讨。
讨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大多数学者认为胰岛素抵抗和肝脏脂肪累积起关键作用；NAFLD与胰岛素抵抗（IR）存在着共同的病因学基础[10]，两者的相关性独立于体质指数（BMI=体重/身高2）、脂肪分布和糖耐量异常之外[11]，并将NAFLD作为代谢综合征的组成部分。
本研究中，脂肪肝组及非脂肪肝组的体质指数（BMI）、腰围、臀围、血压、谷丙转氨酶（ALT）)、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及胰岛素抵抗（IR）指数、代谢综合症（MS）发生率都存在显著性差异，脂肪肝组明显高于非脂肪肝组，提示在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形成过程中，肥胖、脂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IR）起着重要作用。
南宁市超重、肥胖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患病情况分析，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2(2)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ERTO201202010.htm
13-3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体检青少年：“NAFLD总患病率为8.1%（335/4141）,其中男生NAFLD患病率高于女生（13.4%vs 2.8%）...肥胖男生NAFLD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71.6%vs 29.0%）...结论：西安地区青少年肥胖、NAFLD发病情况不容乐观”。
证据16（2015年8月）：《临床肝胆病杂志》发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消化内科赵鸿馨、闫蓉、牛春燕、周永莉、王佳、曹瑞琪获“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 2013JK0788)”资助《西安地区青少年肥胖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现状调查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确认：
张晓敏等[4]在研究中发现，2009 年上海市 2 所高中的 459 名学生中，体质量超标及肥胖的患病率分别为16.3%及8.5%,而2001年这2所高中的483 名学生中，体质量超标及肥胖的患病率分别为13.7%和3.9%，NAFLD在肥胖个体中达到74%。
2009年常明等[5]随机整群抽取西安市城区7～18岁中小学生13 994人，进行体质量超标和肥胖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肥胖总发病率为4. 67%，其中男生和女生肥胖发病率分别为4.92%和4.40%[5]。
收集2012年3-4月高考前于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体检的青少年,对其进行体格测量、肝功能检测和腹部B超检查。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进一步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NAFLD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4141例青少年,其中男2080例,女2061例,平均（18.62±0.66）岁。男生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49.5、20.4,P值均〈0.01）;NAFLD总患病率为8.1%（335/4141）,其中男生NAFLD患病率高于女生（13.4%vs 2.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6.4,P〈0.01）;NAFLD检出率由高至低依次为肥胖者、体质量超标者、BMI正常者,肥胖男生NAFLD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71.6%vs 29.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6.5,P〈0.01）;男生及女生中NAFLD组BMI、体质量、ALT、AST均高于非NAFL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体质量和BMI可能是NAFLD的独立相关危险因素。
结论：西安地区青少年肥胖、NAFLD发病情况不容乐观，对于肥胖青少年而言，合理的生活方式、控制体质量以及降低BMI是预防NAFLD的重要措施。
赵鸿馨et al.，西安地区青少年肥胖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现状调查
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临床肝胆病杂志，2015(8)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CGD201508020.htm
13-4 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室2012年研究：“超重与肥胖儿童NAFLD检出率44.5%...肥胖儿童中男孩发生NAFLD的风险是女孩的9.65倍...肥胖儿童伴发NAFLD普遍，肥胖儿童中NAFLD的发生对肝功能造成危害。”
证据17（2012年9月）：《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论文集》收录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室周歆、侯冬青、赵小元、程红、刘军廷、杨平、米杰《北京市超重与肥胖儿童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检出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确认：
目的：探讨北京市超重与肥胖儿童中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检出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对北京市401名12-17岁的在校超重与肥胖儿童进行临床检查，包括身体测量，体质成分测量，黑棘皮症和腹部B超脂肪肝检查，及空腹血糖，血脂（血清TC，TG，HDL-C和LDL-C），肝功能（空腹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下）等血生化指标检测。
NAFLD依据2010年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公布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断标准进行；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方法包括t检验，卡方检验，多元Iogistic回归分析等。
结果：超重与肥胖儿童中有10名儿童血标本非空腹状态。391名超重与肥胖儿童，NAFLD检出174例，检出率44.5%（174/391)。
单因素分析结果：NAFLD组儿童年龄大于非NAFLD组（14.19士1.51比13.62士1.26，P<0.001），黑棘皮症检出率高（28.5%比7.0%，P<0.001），体脂百分比高（36.34士8.17比30.30士7.51，P<0.001），NAFLD组儿童TG，TC，LDL-C水平明显高于非NAFLD组（P<0.001）。NAFLD组患儿ALT异常检出率为17.8%高于非NAFLD组1.4%（P<0.001），AST异常检出率也高于非NAFLO组（5.2%比0.9%，p<0.05）。
进一步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体脂百分比，黑棘皮症的存在，血清TG水平高者均是肥胖儿童NAFLD 的独立危险因素，控制了年龄等其他混杂因素后，肥胖儿童中男孩发生NAFLD的风险是女孩的9.65倍（OR=9.64，95%CI:4.66-19.99），黑棘皮症存在儿童患NAFLD的风险是无黑棘皮症儿童高2.8倍（OR=2.81，95%lC:1.38-5.70）。
结论：肥胖儿童伴发NAFLD普遍，肥胖儿童中NAFLD的发生对肝功能造成危害。肥胖儿童的年龄，血脂异常等与其发生NAFLD有着密切关系。黑棘皮症的存在，血清TG水平高，体脂百分比等均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超重和肥胖儿童，尤其是男孩，建议行常规腹部日超检查，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
周歆et al.，北京市超重与肥胖儿童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检出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论文集，2012-09-13
https://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8580229
13-5 浙江省丽水市“全市中小学校筛查以及2015年10月-2018年10月在丽水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和肥胖专科门诊就诊的肥胖儿童，共160例：...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组60例（37.5%）。”
证据18（2020年10月）：《中国妇幼保健》发表丽水市中心医院儿科何春霞、蔡海芳、刘晟、孙增贤、黄晓红获“丽水市科技计划项目 ( 2015ＲC32)”资助《浙西南地区肥胖儿童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特点 危险因素及针对性预防措施研究》确认：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餐文化与信息网络的普及与流行，儿童能量摄入增加以及更多的多坐少动的生活方式，我国儿童的肥胖发病率正逐年升高，为随之而来的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培养了充足的 “后备军”。
NAFLD 和代谢综合征 ( MS) 关系密切，不仅可以累及血脂、血糖代谢，也危及心脑血管等其他脏器。儿童NAFLD 目前已是儿童最常见的肝病之一。
在全市中小学校筛查以及2015年10月-2018年10月在丽水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和肥胖专科门诊就诊的肥胖儿童,共160例。根据B超及血生化分为两组：无肝脏损害的肥胖儿童（OCWLD组）100例；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组60例（37.5%）。
何春霞et al.，浙西南地区肥胖儿童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特点危险因素
及针对性预防措施研究，中国妇幼保健，2020(2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FYB202020036.htm
13-6 2013年1月~2015年1月在广东佛山市体检的青少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病率12.59%：青少年NAFLD 发病率呈现出迅速增长、居高不下的趋势，给NAFLD 防治带来严峻的挑战！
证据19（2016年3月）：《现代医院》发表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附属杏坛医院卢丹、龚大范《青少年非酒精性脂肪肝危险因素分析》确认：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又称为非酒精性脂肪肝，包括单纯性脂肪 肝、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NASH相关性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是一种与遗传－环境－代谢应激相关的疾病，患者无过量饮酒史，其临床病理特征为肝细胞脂肪变性和脂质贮积[1]。
目前，青少年NAFLD 发病率呈现出迅速增长、居高不下的趋势，成人及迅速增长的青少年发病率给NAFLD 防治带来严峻的挑战[2-4]。
目的：通过比较青少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组与非NAFLD组的临床特点，探讨青少年NAFLD的发病率及危险因素。
方法：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月在我院体检的青少年,进行血液及肝脏超声检查后分为NAFLD和非NAFLD组。
结果：在1 605名调查者中,患NAFLD者共有202名,患病率12.59%。NAFLD组中肥胖及中心性肥胖、2型糖尿病、高尿酸、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血症均高于非NAFLD组(P0.05)。NAFLD组中BMI、腰臀比（WHR）、空腹血糖、UA、TC、TG及LDL-C均高于非NAFLD组(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G、BMI、2型糖尿病、高尿酸、WHR是青少年NAFLD的危险因素。
结论：高血脂、2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肥胖及中心性肥胖可能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的危险因素。
卢丹、龚大范，青少年非酒精性脂肪肝危险因素分析，现代医院，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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