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九一八事变95周年
“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夹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95年过去了，每次唱起这首《松花江上》，许多中国人都在扪心自问：九一八事变，除了豪赌成性、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外，还有谁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北大营失守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 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诬称中国军队破坏。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东北军北大营发动进攻，并于次日凌晨5时半，全部占领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进攻北大营时，北大营的最高长官旅长不在营地，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然后电话请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荣臻赶紧电话请示北平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正在戏园子里看戏的张学良却对荣臻下令：“不准抵抗，不能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荣臻照实传达，不准抵抗。
赵镇藩向各团传达这个命令时，官兵们狂呼若雷，群请一战，赵镇藩再次电话请示，荣臻再次强调这是命令。
日军冲进621团营地后，见人就杀。有的士兵，听命于不抵抗的命令，躺在床上等着日军“演习”结束，结果都被活活地刺死在床上；有的士兵从库房里取出枪弹，却顾忌不抵抗命令，犹犹豫豫地不敢擅自开枪还击，结果被日军追杀射死砍死。
620团营地，团长王铁汉举着电话对荣臻大声激辩：“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誓不能持枪待毙。”荣臻继续命令他们枪弹入库，王铁汉回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无法遵从命令。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结果是620团没有放下武器，而是武装抵抗，成功突围，伤亡很少。
是夜，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只有300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却有8000人。由于不抵抗，日军600多人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一日占领20座城池，不到2万人4个月18天就占领了整个东三省。而后来我们却用了整整14年牺牲了3500万军民才收回了东三省。
那么，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又在忙什么呢？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命令张学良：“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又连发11封密电命令不抵抗。
然而，1990年已获自由的张学良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明确表示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无关，并承认自己“判断错了”。1991年在纽约接受访谈时，张学良再次强调，不抵抗是东北军自己的选择，是他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199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在被问到蒋介石是否说过“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再次肯定回答“他没说这话，没有”。
那么，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真正在哪儿呢？在去江西“剿共”的军舰上。看看，一个东三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一个中国军事最高统帅，一个在戏园子里看戏，一个在“剿共”的路上，他们谁都不关注虎视眈眈的小日本。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用“特急”电报致电在广州的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也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层，一盘散沙，各怀鬼胎，根本无人用心抵抗。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东北军中缴获步枪约15万支、轻机枪2600余挺、重机枪300余挺、手枪6万支、冲锋枪超200支、子弹1.8亿发，迫击炮2303门、山野炮与榴弹炮600门、平射炮600门、炮弹100万发以上，坦克23辆、装甲运兵车24辆、各种汽车2300辆、火车及其他车辆5000辆、各种舰艇30余艘、飞机300余架，黄金56000两、银元10.62亿元。这些武器、金条和银元极大地装备了日军及后续扩编的伪军，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热河失陷
1933年3月4日，日军中佐西义一率领128名日军骑兵，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而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早在前一日带着3万部队逃之夭夭了。5万日军仅用了6天时间就占领了15万人拱卫的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全省。
热河失守后，蒋介石和张学良不是商讨重整旗鼓，收复失地，而是相互算计，彼此甩锅。
3月9日，张学良早早在保定火车站等候蒋介石，他天真地以为，从江西“剿共”前线匆匆北上的蒋介石，是来给自己增援补械，商讨反攻大计的。然而，先到一步的宋子文，却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但这小船风浪太大，必须有一人先下去，否则难免同遭灭顶。
两小时后，蒋介石专列抵达。两人在车厢里里密谈不三十分钟。张学良成了平息全国怒火的“替罪羊”，成了那个必须“先跳下船”的人。那么张学良到底冤不冤？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热河前线，会发现一幅更加荒诞和令人心寒的图景。时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横征暴敛，大种鸦片；麾下号称八万军队，实际拥兵力两万左右，大肆吃空饷；日军进攻在即，他却每天下午两点起床，三点才会客；前线将士缺粮少弹，他却忙着征集卡车，把搜刮来的800箱汽油、大量金银财宝和烟土运往天津租界。
蒋介石曾建议张学良解决汤玉麟，胡适也当面劝过张学良杀汤玉麟以振士气，但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养痈为患。直到日军打来，这颗毒疮终于溃烂，流脓的却是整个国家。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95年，但它留给中华民族的警示却是极其深刻的：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致侵略，妥协换不来和平，退让守不住河山，一盘散沙、内部分裂和内耗是最大的隐患，坚决抵抗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让侵略者付出惨痛代价，也能凝聚起和团结全民的抗争意志，唯有自强不息、众志成城、敢于亮剑，才能护佑家国安宁。
【文/jyk_123，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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