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悄然降下，曾经雄踞世界第二强国地位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在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部人民揭竿造反的情况下，于顷刻间坍塌解体。一个拥有九十多年党史、七十多年国史、二点八亿人口的超级大国，为何如此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国都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种种分析指向一个共识：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问题出在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部。苏共的蜕化变质，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这一蜕化变质的核心，正在于苏共将“一己私利”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从“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一党独大，从“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合法性幻觉，到“人民永远是被利用的对象”的统治逻辑，苏共的“一己私利”贯穿始终，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一、“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苏共心安理得执掌政权，拒绝民主
苏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未能完成从一个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向领导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封建王朝“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逐渐浸染了苏共的肌体。苏共心安理得地执掌政权，将执政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天下”，从根本上拒绝了政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
苏共在执政之初实行的本不是一党制。十月革命之初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由于政策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政府，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局面。到1922年底，苏联最终形成了一党独存的格局。这种没有其他党派监督、参政、议政的一党制，为最终走向僵化、专制埋下了隐患。
苏共长期忽视自身的民主化建设。列宁时期尚能区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反对以党代政；但斯大林当政后把党政合一，党领导和包办一切。到1934年党的十七大，在体制上进一步加强了以党代政。斯大林所建立的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国家的权力脱离人民，党的权力脱离广大党员，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机关的上层乃至总书记个人手中。这种情况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根本改变。赫鲁晓夫时期加强了以党代政，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党代政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党政机构重叠、管理人员膨胀。
苏共没有推进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不尊重文化思想的多元性，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了一个垄断一切、凌驾于社会之上、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没有党内民主的政党。“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使苏共将政权视为私有财产，心安理得地拒绝任何形式的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为日后的全面腐败与蜕变打开了制度之门。
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苏共一党独大，坚持长期执政
苏共不仅拒绝多党制和民主监督，而且将“一党独大”视为不可动摇的信条，秉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态，坚决排斥任何可能对其执政地位构成挑战的力量。
1990年以前，苏共领导人一直坚持苏共一党制条件下的民主化，第一、二次苏联人代会两次否决了个别代表要求修改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提案。苏共掌握着一切权力，却不受任何监督。在干部制度方面，实行的是终身制和任命制；在决策体制方面，实行的是高度集权制；在权力制约体制方面，缺乏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苏共始终没有产生最高领导人的程序与机制。
这种一党独大、拒绝任何权力分享的政治格局，表面上巩固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实则使其丧失了来自外部的监督与制衡。没有其他党派的监督、参政、议政，苏共逐渐走向僵化和专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政治体制缺少人民民主，长期拒绝、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苏共将“一党独大”等同于执政安全，却不知正是这种垄断一切的心态，使其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最终在体制僵化中走向崩溃。
苏共视多党制如洪水猛兽，殊不知多党制下的在野党或反对党，会对执政党形成持续的监督和竞争压力，这有助于限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不同政党代表社会不同阶层、族群和利益集团，多党制为社会多元声音提供了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它为选民提供了在多个治国方案中进行择优的机会，当民众对执政党不满时，可以通过选举实现和平的政权更迭。而一党独大如同一潭死水，泛不起一丝波澜，没有竞争就没有生机与活力，就没有发展与进步。
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苏共把历史功绩当作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然而，历史功勋只代表过去，不能成为新时期的执政资本。苏共却逐渐将这些历史功绩视为长期执政的“永久通行证”，心安理得地“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忽视了执政合法性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予以重建的根本要求。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绩效曾经是苏共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但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培育这两个合法性基础，反而使它们不断地衰落和瓦解，以致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从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到1991年苏联丧失政权，苏共执政的七十五年是它的执政合法性逐渐丧失的七十五年。
所谓执政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民众对政权的认同。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予以解决的问题。苏共多次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多次出现合法性危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试图以改革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时，非但没有巩固原有的合法性基础，反而构成了对原有合法性的否定。历史的功勋不能替代当下的责任，苏共“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思维定式，使其在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的过程中浑然不觉，直至丧失殆尽。
四、“人民永远是被利用的对象”，苏联人民推翻了旧统治又迎来新统治，苏共为“封建王朝”续命
苏共在夺取政权时，曾以“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吸引群众跟随，在当时具有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在掌握政权之后，苏共逐渐将人民视为可以被反复动员、利用的工具，而非国家的主人。后来的苏共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唯一的执政党，在没有全民选举的情况下，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靠方针政策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取得。当苏共的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便日益动摇。
反对旧政权的斗争绝不等于自动支持新政权。苏联人民推翻了沙皇的旧统治，却在苏共的统治下迎来了新的官僚特权阶层。苏共的执政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复制了封建王朝的逻辑——统治者高高在上，人民只是被统治、被利用的对象。苏共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未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而是以新的统治代替了旧的统治，以新的官僚阶层代替了旧的贵族阶层。这种“为封建王朝续命”的本质，使苏共最终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如果沙俄专制统治可被称为“前封建时代”，那么苏共“党治”时代本质上属于“后封建时代”，其政治体制的“人治”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同构性的最典型证据是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倾向”。勃列日涅夫时代，各级领导干部的职位几乎固化，子女进入特权阶层成为常态，这与封建王朝的爵位传承在功能上如出一辙。
五、“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政治口号，实则苏共“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缺乏真心为民的诚意
苏共虽然在党章和宪法中写着“党为人民而生存，党为人民服务”，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才是真正的信条。苏共内部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权力——特供权、特教权、特卫权、特继权等。这些特权阶层把持着权力，一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能不能改革、改多少，都要视其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连自己都吃不饱，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饿得昏倒了。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方面强调“稳定”干部，使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五十至七十万人，加上家属共三百万人之多。
“为人民服务”逐渐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在苏共解散前，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竟高达85%。苏共的口号与行动之间的巨大鸿沟，彻底暴露了其“一己私利”的本质——党的利益、官僚的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六、民主法治缺位，苏共政权长期缺乏监督，腐败泛滥成灾
民主与法治的长期缺位，是苏共走向腐败变质的关键制度原因。苏共没有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没有真正确立起依法治国的制度，滥用权力，严重腐败。
苏共党内监督经历了一个由早期注重加强党内权力监督，到后来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弱化乃至于形同虚设的嬗变过程。党内监督机制缺失的后果十分严重：干部任用失去了监察，领袖专断司空见惯，个人崇拜蔚然成风，官僚特权阶层逐步形成。干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渐成了特权阶层，监督机构本身也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特权腐败之所以能滋生蔓延并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一个主要动因就是苏共出于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将特权作为政治斗争和维护执政的工具。特权一旦被作为巩固执政的手段，便迅速蔓延开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牵涉到了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三百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贪污受贿六十五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据档案资料显示，1945年7月1日到1947年7月1日，因渎职罪、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等原因被开除出党的党员，占这一时期被开除党籍者总数的37.8%。
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是腐败的根源。没有民主法治的约束，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而腐败又进一步腐蚀了苏共的执政根基。苏共政权的长期缺乏监督，使其“一己私利”得以无限膨胀，最终将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苏联人民不傻，背叛人民终将被人民抛弃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苏共的蜕化变质与背叛人民，最终换来了人民的抛弃。
苏共的垮台适应了既得利益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在这一场“自我蜕变”中，他们充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亲手埋葬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大卫·科茨在其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介绍，1990年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在民众中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至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然而，在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
这一对比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苏共的垮台并非人民的意愿，而是官僚特权阶层出于“一己私利”的集体背叛。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痛心指出：“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苏共支持率在解体前仅有14%。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时“民众反映平静”——不是人民赞同解体，而是人民早已对背叛他们的党失去了信任。苏联先有苏共丧权，后有国家解体。苏共拥有庞大的资源和财富，但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应有的支持和权威，最后丧失政权，关键在于苏共不重视自身建设，忘记了初心。
回顾苏共党员“二十万人时建国、二百万人时卫国、两千万人时却亡国”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执政后期党风的持续败坏与民心的不断丧失，是导致苏共最终走向败亡的根本原因。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隔断了党同民众的联系，人民不会欢迎这种不代表他们利益的体制。苏共一旦背叛了人民，人民便不再把苏共视为自己的党。当苏共在风雨飘摇中倒下时，没有人民伸手扶它一把——这，就是一个政党把“一己私利”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最终代价。
结语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苏共的“一己私利”。从封建思想的浸染到一党独大的垄断，从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到将人民视为利用工具，从口号式的“为人民服务”到民主法治的全面缺位，苏共在七十四年的执政历程中逐渐背离了自己的初心，背叛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苏共从人民的代表蜕变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代表，当“党的利益”取代了人民的利益，当“一己私利”压倒了公义良心，苏共的丧权、苏联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苏联的悲剧深刻昭示：一个政党，无论历史功绩多么辉煌，无论党员数量多么庞大，一旦脱离人民、背叛人民，终将被人民所抛弃。苏共的教训是所有执政党都必须铭刻在心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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