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宋美龄的影响可谓不小。她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依靠帝国主义，阻挠人民革命和解放，做了无数伤害中国人民的事，她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人民已把她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非毛化”思潮的不断泛起，一些反动公知和别有用心者便趁机出来把水搅浑，否定、丑化党的领袖，美化人民公敌和战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其中，尤以对宋美龄的争议为较大，把一个本来就清晰、历史也早已给出了定论的人物重新换上包装，进行美化和评说，为其大唱赞歌，其险恶用意昭然若揭。如果不对这种恶意行为给予制止和反击，长期下去，党和国家的历史就会被搞的面目全非。
就中国人的传统来讲，宋美龄是既荣幸又风光的，因为她嫁给了蒋介石，单就她个人来说，她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去做，就可完全享受权力带给她无尽的荣华富贵和安逸的生活。但是，这个不守妇道不拘泥于传统伦理，且有着强烈权力欲的人，却夫唱妇随，走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出出反共反人民的双簧大戏。他们屠杀共产党人、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阻挠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他们与人民为敌，罪大恶极，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在充分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经毛泽东最后审定的43名战争罪犯名单。在这个名单中，蒋介石、宋美龄赫赫在列，夫妻两人被列为了头号和第23号战犯，这一“殊荣”在中外战争史上还没有先例，尤其是宋美龄成了43名战犯中的唯一一个女性，在中外战争史上更属“奇葩”，足见她的反动和对中国人民的罪孽之深重。
在中外战争史上，战犯大都是男性，基本上没有女性能成为战犯。把宋美龄定为“战犯”，许多善良好心的人们视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认为她还“不够格”，视乎“冤枉”了她，她不就是蒋介石的夫人，没有亲临战场指挥过打仗，能成为一个“战犯”吗?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这一传统思维和习惯认知，使她的这一特殊身份迷惑了许多正直善良的人，看不清她的本来面目，对她产生了同情心。要看清她的本来面目，只要我们拨开笼罩在她身上的这层面纱，看一下她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她女性“战犯”的原形就会清晰地显露出来。
宋美龄在国民党内素有半个军事家之称，这一称呼正是由于她参与了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而得。她之所以能够成为“战犯”，就是因为她对人民和国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这一公正又准确的历史定位，实至名归，没有丝毫的不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尽管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我们也已远离了那个年代，“战犯”这个词也的确很少听得到了，但历史不能忘记，我们不能因为时间的久远就遗忘了它。当我们在谈论这一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时，就必须要准确把握和遵循这一历史定位，否则，没有了边界谈守护，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就必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纠缠不休，越理越乱，颠覆国人尤其是我们的青年和后人对历史的认知，否定了共产党人革命的先进性，就会使国家陷入兴盛衰亡历史周期律的旋涡。
每一个战犯，双手都沾有中国人民的鲜血，宋美龄当然不能例外。她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却是在间接的杀人。尽管她在军中没有军阶，但她的蒋夫人桂冠，使她在军中的地位远在任何一个将领之上。她傲慢无礼，蔑视一切，蛮横霸道，常以一个反共女性特有的瞻观视角，发挥了他人不能发挥的作用，给共产党及其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她直接、间接地参与了军事指挥，为蒋介石制定许多重大军事计划出谋划策，有时还直接干预战场军事行动，不但在十年内战时期，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她极力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起到了国民党“将军们”起不到的作用。造成了我军人员的重大伤亡，给我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动，阻碍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犯，近些年来，我们的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却有意无意美化宋美龄，使其以各种和善、爱国等面目出现，一些人还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行为其翻案之实，搞历史虚无主义，颠覆了历史，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演艺界，一些演员缺乏历史知识，不懂真实的宋美龄，以饰演宋美龄为耀，以自己的认知来刻划这个人物，让人民看到了一个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舞台形象，这显然与真实的历史南辕北辙了。例如，近期就有一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片中宋美龄的扮演者竟说：“我在事业上是肯定宋美龄女士的，她是非常支持自己的丈夫的”。不错，宋美龄的确是支持自己的丈夫的，但要知道她支持丈夫不是为了拯救国家和人民，而是为了反共反人民、维护蒋家王朝的反动独裁统治。我们这些八零、九零后演员能说出了这样的话，足见其历史知识之贫乏和浮躁。如若这样来塑造宋美龄的形象，无疑与真实的宋美龄大相径庭。由此可见真实的历史已经在我们一些年轻一代的头脑中被颠覆到了何等地步。因此，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加强年轻人对中国革命史的学习不但非常必要，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本清源任重而道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们来看看宋美龄，她是怎样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 她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应该是从他与蒋介石结婚之后开始的。她出身于富足家庭，曾在美国留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不仅极力反对共产主义，更惧怕共产主义在中国落地，这一反共思想成了她之后和蒋介石能够结合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其次就宋氏家族来说，由于他们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在美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他们怕自己的家产被“共产”，所以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对他们的财产给以保护而不受侵犯，这样，蒋介石无疑就成了他们看好的人选，也成了之后蒋宋联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27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让宋氏家族不但看到了蒋介石反共的真正目的，也看出了只有使蒋介石成为了中国的领袖，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作为蒋介石来说，要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也迫切需要宋氏家族的支持，这样蒋、宋双方便不谋而合的想到了一块。为使双方能够尽快的走到一起，宋家竟置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骂名于不顾而执意要与蒋介石尽快完婚。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实现了他们双方的“共赢”。蒋、宋的结合，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重大抉择，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与官僚买办势力的结合，是他们联手反共反人民的开始，也使蒋介石由此一步步走上亲英美的道路、宋美龄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
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是反共的，他们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看做洪水猛兽，必欲斩尽和杀绝。4·12大屠杀之后，共产党人开始觉醒，认识到了武装的重要，随之进行了南昌起义，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接着共产党人又举行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蒋介石感到了红军对自己实行一党专政独裁政权的威胁，随之便开始了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4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6月又坐镇南昌，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围剿都被红军打破。 蒋介石执着地“剿共”，让在一旁一直对我东北虎视眈眈的日本看透了其“攘外安内”国策的奥秘和玄机。它们在判定了蒋介石不会与日本开战之后，便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根据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撤至到关内，日军便很快就占领了全东北，实现了他们占领全中国的第一步。此时的蒋介石仍置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日寇铁蹄践踏和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于不顾，继续实行他的错误国策。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共”总司令，赴汉口策划对红军的军事围剿，6月，又在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部署围剿红军的事宜。1933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指挥五十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围剿失败之后，9月又在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帮助下，集中了百万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了与红军实际完全相反的战略战术，致使苏区失陷，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
为了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大业，宋美龄与蒋介石如影随行、形影不离，紧跟其后为其“出谋划策”，发挥了“夫(妇)人”独特的作用，助长了蒋介石打内战的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在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在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人员损失也已过半，仍要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让蒋介石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在红军要去湘西的途中设置了个大口袋，张网以待，此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一筹莫展，不得不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认为这正是他剿灭红军和削弱地方实力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为了将红军剿灭在贵州，蒋介石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的部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3月2日，蒋介石宋美龄亲赴重庆布置剿共，23日飞到贵阳前线进行督战，5月10日，又飞昆明督“剿”红军，5月26日，又飞回成都，整理川政和督“剿”红军，为此蒋、宋二人上演了一出恩威并举的双簧戏。为使云、贵、川地方军阀配合中央军行动，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一面严厉训斥各将领，并扬言如果“剿共”不力，将由中央军取代或撤销番号。而宋美龄则表现出了特别“关照”这些“剿共”将领们的另一半，私下会见并设宴款待她们，并且还暗示和封官许愿，只要“剿共”成功定给加官进爵，让她们为自己的丈夫打气。蒋、宋二人为剿灭红军真是煞费苦心，他们的这一番“苦心”操作，令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指挥中央红军的已经不是李德博古而是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了，正是由于蒋、宋二人四次飞行指挥国民党军“剿共”，也让毛泽东有了指挥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完成了他一生中军事生涯上的得意之作。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轻装上阵、行动自由、穿插迂回如行云流水，不但完全跳出了蒋军40万人的包围圈，还胜利的实现了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之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率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完成了向陕北的进发。
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云、贵、川的牛皮吹破了，不但没能消灭中央红军并阻挡其北上，还让红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到了甘肃，脸面丢尽已没有了底气的蒋介石，已降低了调门，不再大谈剿共，无可奈何于10月2日，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由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责全面负责“剿共”。
1935年10月19日，经过了一年的艰辛跋涉，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长征。蒋介石随之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在经过切尾巴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之后，陕北苏区得到了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也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随着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图谋终于失败。 但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在缓过了劲之后，又着手部署新的军事围剿。1936年10月，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坐镇洛阳，进行“剿共”军事部署，他将解决了“两广事变”的二百六十个团三十余万人马的中央军迅速北调，集结于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同时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机场，还派了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进驻洛阳，做好了随时进攻陕北苏区的准备。12月4日，蒋介石由于“剿共”心切，在没有宋美龄陪同的情况下，带了几名大员，便由洛阳飞到西安。他威逼张学良、杨虎城进剿陕北苏区，并扬言如不进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将移防到安徽和福建，由中央军来完成“剿共”。在蒋介石死心塌地要剿共不抗日，且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在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精神的感召下，为阻止内战，张学良杨虎城顺应民意依然决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实现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正如毛主席所说“西安事变”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蒋介石每一次离开南京，宋美龄都会随从，然而唯独这一次没有去，就发生了“西安事变”，宋美龄深感遗憾。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面子，宋美龄不是将事变的原因归于蒋介石实行的错误国策，而是归于她自己没有陪同去的原因，更是嫁祸于是共产党人的幕后所为，她在《宋美龄回忆录》中说：“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宋美龄到西安之后，有人告诉了她“西安事变”不是共产党人所为时，她写到：“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过去残酷之行为，今虽一时沉默，乃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硬把“西安事变”嫁祸于共产党。为了给蒋介石挽回面子，不让国人知道“西安事变”是蒋介石的部下所为，当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人与周恩来叶剑英谈判时，仍然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所为，足见宋美龄对共产党的敌意之深。 蒋介石有着固执、独裁和刚愎自用的性格，他发动的十年内战，始终有宋美龄的全力支持。只因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的错误国策才得以停止。
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高层曾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委座之病，唯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家之病，无人可医。”足见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之大。 宋美龄支持蒋介石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纵容并支持蒋介石不去抗日却有意在国共间制造摩擦，消耗有限的抗日力量，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以至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摩擦达到了顶点，之后国民政府便停止了对八路军的物资供应。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战线拉长了，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军队急需得到美国的援助，1942年11月宋美龄离开重庆赴美国访问，他在与美国总统和各界人士会谈后，的确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些抗战物资，但蒋介石除了将这些物质补充给躲在抗战后方的国民党军队之外，没有给在抗战前线抗击日军的八路军一枪一弹，却在做着为之后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作物资储备。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将全面进攻改为了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的25万人马进攻延安，党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蒋介石以为“赶走了”毛泽东及党中央，占领了共产党的首府延安，共产党就会群龙无首，他们就象征性的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兴奋之余，便偕宋美龄飞到了延安，向胡宗南及其他将领晋级嘉奖打气，但当胡宗南陪同蒋宋夫妇参观毛泽东住的窑洞，看到如此简陋的地方时，他们默不作声，不知此时心里作何感想。他们那里知道，将军占领了延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这是蒋介石集团由发生到灭亡的转折点，是他们走向灭亡的开始。当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际，1948年11月，宋美龄又造访美国，并且会见了总统杜鲁门，呼吁美国援助国民党，且要求美国对共产党解放区使用原子弹。美国不仅给了蒋介石以飞机大炮的援助，还用飞机把国民党军运送到前线抢占抗战胜利的果实，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蒋介石宋美龄用美国的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注定了他们都要灭亡的命运。
蒋介石宋美龄都是基督教徒，表面上高喊仁爱、平等、互爱，实际上却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这哪里是信教者的行为，分明是打着基督教徒名义的刽子手。宋美龄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道出了她两面人生的心态和想法。
上世纪四十年代，有许多国统区的记者到延安采访，在回到重庆，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牺牲精神告诉了宋美龄之后，她完全不相信。她对记者们说到：“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宋美龄用资产阶级的享乐观来解读共产党人的信仰，简直就是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亵渎。
宋美龄的一生都在帮助蒋介石反共打内战。她的一生就是反共反人民的一生，她给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历史将永远的记住她。
【文/邵建忠，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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