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了《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和邓颖超的《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以及高振普《〈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读后》等著作和文章，从而知道了周恩来与邓颖超为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六大途中遇险与脱险的真相，深感他们大勇不畏险、大智巧化险的对敌斗争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以正视听的亲历史实
邓颖超的《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文章，首发在1985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当年81岁高龄的邓颖超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担任周恩来与邓颖超警卫工作多年的高振普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读后》一文中介绍了邓颖超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
那是在1985年夏天，高振普和赵炜陪同邓颖超在大连休息，住在棒棰岛五号楼。一天，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郑淑云寄来《黑龙江日报》登载的一篇《周总理三到哈尔滨》的文章，请邓颖超看看，是否属实。文章是赵炜读给邓颖超听的，她听后问高振普和赵炜，周总理到过几次哈尔滨，高振普说记不清楚了，反正不止三次。邓颖超说：“文章中所说的三次到哈尔滨的过程，有两次我不清楚。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这一次，我是作为列席代表与恩来一道去的。写这一段经过的人我是没听说过，更不相识。他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传奇小说，与事实相差太多。”接着她又说：“在这之先我也看到过一篇《机智的周恩来》，也是说这件事的，那里面也有好多是作者推测的。”邓颖超问他们两人看过没有？他们两人都回答说看到过。邓颖超思考一下说：“我应该说话了，把真实情况写出来，以正视听。”他们两人都说，大姐应该写，你和总理是当事人，只有你的回忆才是最真实，最准确的。同时又劝她不要着急，慢慢写。邓颖超把手一挥说：“只争朝夕。”马上叫赵炜拿出纸和笔，她说，赵炜记，大姐一口气把怎样从上海上船，到大连后怎样等总理被放回，又由大连去哈尔滨的经过很详细地讲完，赵炜整理抄清后，又经过大姐一字一句的修改，最后才发表的。
邓颖超
邓颖超回忆的一开始就说明她对此事的考虑由来已久。她说：“1982年夏，我翻阅一本《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有一段以《机智的周恩来》为题的文章，内容是描述1928年恩来同志和我在大连遇险事件。嗣后，我又看到几份资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并非当事人，都是别人对他们说的，内容并不完全。1980年《八小时以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情节是作者推测的；总之，他们所写的情节不很准确和完全。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虽然恩来同志于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简要地讲过此事，但听到的人并不多。现在，既然有几个刊物先后发表过，我想将它的整个经过和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是必要的。”
邓颖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81岁高龄的老人，但她不顾身体有病，天气炎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写下了这篇纪实文章，体现了她对革命、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表现了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邓颖超说得好：“这不是为周恩来，也不是为自己，是对人民负责，对后人负责。”她还风趣地说：“我这也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嘛！”
遇险脱险的惊险过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呢？据《周恩来传》记载，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了，而党又迫切需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
据邓颖超回忆，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代表，从各地分批出发，多数是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的。
192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汕头合影。
周恩来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邓颖超列席大会。他们是1928年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这个月的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由于周恩来与邓颖超都特别重视这一惨案的事态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他们坐头等舱，这同他们当时的衣着等条件是不符合的。他们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旅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他们夫妇两人。那两个人的口音是天津腔，身份是大商人。周恩来和邓颖超事后回想，那两个人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们的。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对他们的注意，当轮船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两人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日本水上警察又问到哪里去? 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水警当即叫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 周恩来回答说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是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周恩来的手，然后拉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周恩来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据邓颖超分析：“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大连港码头。
一开始，日本水上警察带周恩来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邓颖超，她觉得周恩来一个人去不好，当时她即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察厅负责人，让警察帮邓颖超找旅馆，并把她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邓颖超就与周恩来分开了。邓颖超住进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这时候周恩来是凶是吉很难预测。邓颖超十分着急，但她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的，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从日本水上警察厅出来，找到邓颖超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把证件找了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放水冲掉。后来，她们夫妇二人还是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为了麻痹日本水上警察，周恩来被盘问完以后，让警察厅为他们夫妇二人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就将计就计地同日本人聊天。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聊天中识破日本人是跟踪他们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长春站准备下车时，那个日本人忽然拿出名片给周恩来。曾经留学日本的周恩来知道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习惯，这种场合，周恩来应立即回名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周恩来走的匆忙没有准备名片，但他仍然装着找名片的样子，说：“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并且又装着做出要去开箱子取名片的手势，对方看着周恩来真诚的样子说：“不必，不必了。”就这样周恩来与邓颖超终于对付过去了，平安地走出了火车站。
依靠亲属的掩护赴苏
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周恩来与邓颖超了，但是他们仍然高度警惕，处处提防，力求万无一失。住进旅馆后，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周曼青家去，而是先住进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他伯父家，正好周恩来三弟周恩寿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一看信就认出是大哥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周恩来与邓颖超回家了。
他们夫妇两人为什么不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一方面是周恩来对伯父与弟弟的了解与信任。据周恩来大侄女周秉德记录，1964年8月2日午餐后的家庭会上，周恩来曾经谈到他和四伯父周曼青（名贻赓）的亲情与信任，他说：“四伯接我出来念书，念中学时，先供我一年，后来我成绩好，就公费了。”“所以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的，没有说伯父。”“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他们为什么先去投亲、依靠亲属的掩护呢？这是因为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仍然处于侵华日军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华北、东北，咄咄逼近，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军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共产党有所放松，这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脱险虽然是有利的，但是情况复杂，难以预测，所以仍然不能麻痹，于是他们就先在伯父家停留两天，观察动静。两天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周家两代人却得以共同享受了亲人相聚的天伦之乐。邓颖超高兴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在没有发现有人跟踪盯梢的情况下，周恩来与邓颖超仔细研究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周恩溥家住，时隔一天，由三弟周恩寿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与周恩来会合。
周恩来与邓颖超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遇到的险境，由于周恩来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地应对敌人的盘问，终于摆脱了危险，但是，仍然不能马上赴苏，因为在哈尔滨他们把两人与接头人见面的证件已经毁掉了，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他们考虑到邓颖超第一次到东北，没有人认识她，于是就由她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她一连数日到火车站都没有接到李立三，她虽然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每天去车站，最后终于等到了。通过李立三的联系，他们同在哈尔滨的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他们才安全地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去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57年后的1985年8月1日，邓颖超满怀愉悦的心情，在大连回忆这段往事，笑着说：“我感到无比的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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