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过于彻底，反而让人遗忘了革命的必要性——当旧世界的腐朽被连根拔起，新世界的人便很难想象，这片土地几十年前还是一个人均寿命不过35岁的地狱。 如今的网络上，为国民政府涂脂抹粉、曲解历史的言论甚嚣尘上。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伤亡被包装成功勋，一个血腥的底层逻辑就这样被精心遮盖了：一支靠抓丁、买卖、酷刑和督战队机关枪维持的军队，其本质必然是人民的对立面，它的溃败不是什么“历史的遗憾”，而是道义与制度双重腐朽的必然结果。
很多人对国军的暴戾无能毫无概念，这里简单罗列一下数据和当事人的记录。结论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所谓的国民革命军，早已背弃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和信念，堕落成一支腐朽暴戾且反人类的封建法西斯军队。不能用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士们的忠勇，粉饰果党和国军整体上的无能和反人类。
革命为什么是人民的唯一出路？
“诉苦”为什么能唤醒沉睡的奴隶？
为什么那些被当成牲畜奴役了几千年的农民，一旦明白了“为谁扛枪”，就能迸发出改天换地的伟力？
历史的亲历者们已经给出了回答，一切答案就在其中。
第一章 消失的750万壮丁
据《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损失考察》的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国军伤亡总数450万人，但是壮丁伤亡人数却是650万人。准确的数字我们已经不可能知晓，因为国党压根不在乎壮丁，所以也就没统计壮丁的伤亡数字。
如果按照国民政府统计的各省拉壮丁数量和国军实际补充的数量分析，则有750万人的缺口。这么多同胞就在民国历史中消失于无形，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所以作者最后取了650万人作为自己的结论。
死于国党拉壮丁的同胞比死在鬼子手里的还多1.6倍，如果说日本鬼子是反人类法西斯，那么国民党也是反人类法西斯，有过之无不及。
第二章 征兵即死刑——系统性地吃人
一、有钱人免死，穷人填命
美国记者白修德记载了蒋介石的征兵政策和周恩来的评价。
1943年时，蒋介石制定了全国性的动员法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努力合作拟出可解决各自难题的新动员令。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军队兵力不足。周恩来说，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征兵必须是适用于上中下所有阶层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上战场——除了那些能够支付每年5500元法币（当时只价值250美元）免服役费用的人。 当时符合应征年龄的中国人不少于4000万，因此，两位内阁部长认为，至少有3000万人会支付免服役费用，这样就能为财政部长贡献每年数十亿元法币的预算经费；同时，军政部长那边还有1000万人可以用。 周恩来说话的过程中还是一如往常的表情丰富，然后突然大骂：“愚蠢，太愚蠢——都入内阁10年了，蠢都不足以形容他们；他们根本没有经验。”
二、铁索押解，光腚而睡——壮丁的非人待遇
据《湖南省志》记载，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子弟花一笔钱或者找找关系，就可以轻易地逃避兵役。最后被抓的壮丁，大多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全省各地征集的新兵，不论是集中在县的义勇壮丁常备队和师管区的补训团，还是交拨部队后的开拔途中，都处处受到虐待。
新兵的口粮、被服经过层层克扣，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各乡保送往县府或接收部队交拨的壮丁，一般都是绳索押解而行。为怕壮丁逃脱，有的将壮丁剃半边头，有的要光腚而睡。各地押解的新兵如果逃跑，不是遭毒打，就是遭枪杀，尸体也不给掩埋。
民国37年(1948)6月3日的长沙《中央日报》，接连披露了在邵阳发生的两起事件：一批从新化开来的新兵，在邵阳公共体育场受点验时，有个新兵未经请假自行往附近的僻静处小解，即被当作逃跑、把他捆绑、罚跪，用枪刺乱戳20多处，然后用绳子吊到第二天早晨；某接兵部队由邵阳东门外汽车站黎明开拔时，逃走了新兵数人，当经捕回1人，将其毒打致伤，用担架抬至城东6里许之兴隆坳后，接兵长官乃命班长数人、将这个新兵丢下土坑活埋。
三、国难当头，买卖壮丁却成了生财之道
在四川传教的传奇传教士，加拿大人文幼章记录到：
最根本的问题，是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的不满态度。他说，农民对于把家中男丁抽去当兵的作法愤怒到了极点。尽管国民参政会对征兵问题提出了批评，但是抓壮丁、卖新兵、公然施用酷刑等骇人听闻的事实继续流传开来，四川新征募的三万新兵中由于缺少食物、衣服和营房而不断进行大规模反抗。军官们则盗窃军粮，在黑市上出售，让士兵饥饿至死。 一位老农来看望文幼章的厨工，对他讲述了下面的征兵情况。这是几十件丑闻中的一件，也许是很典型的：我有四亩(约合一英亩)土地，应该缴三千元壮丁费。我们区应该抽十人，但却抽了十二 人。保长从两名壮丁那里收了一大笔钱就把他们放了，然后在路上随便抓了两人来顶缺。我们区没有人认识这两个人，在他们的亲友还没有发现以前他们已经被送到成都壮丁队去了。 壮丁队每天把壮丁卖给那些拉不够壮丁的地区。现在，一名“补缺”壮丁价值十万到十七万元不等。壮丁队的勤务兵有时到街上去现抓几个人，以高价卖掉。我们那里一个国民党当官的卖壮丁赚了大钱，当地人烧了他的房子，杀了他全家，抢走了他家的谷子。
而在湖南省会同县在民国27年(1938)的征兵报告中揭露,“某保长事先恐吓壮丁当兵必死，得知壮丁畏惧，乃要索80元包庇不征，后乡公所指名要人，保长一方面唆使壮丁潜逃，一方面报告乡公所请派兵捉拿。乡公所缉拿未获，责其家长，保长又从中说项、向壮丁家属要索巨金以寝其事。”
民国37年(1948)4月19日长沙《中央日报》刊文披露:邵阳县安平乡前任乡长彭某向中签壮丁朱某、申某分别勒索200多万元，允许抵额。俟新任乡长上任，因兵额难满，仍派警把两人抓走，弄得朱申两家人走财空，嘹啕大哭。
该报7月24日以《耒阳惊人贪污案，买卖壮丁大发横财》为题，揭露了耒阳县平陵乡张焕然买卖壮兵，竟获法币27亿元之多。同年12月25日，该报又刊文报道，衡山县府派赴岭泉乡督征的田、廖两位委员，竟于黑夜派兵擅捕滥捉，得款即放，一夜之间勒索银元30多块。
文幼章在中国住了二十年，曾经做过蒋介石的社会问题顾问和宋美龄的秘书。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使这个虔信上帝的传教士动摇了曾经的信念，他发现西方所谓的"自由中国"的核心是一小撮地主和投机商所构成的有闲阶级，他们得到武力和外贷的支持，他们靠广大的老百姓养肥自己，而这些老百姓很快就变成一无所有的农民、破产商人和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
冯玉祥将军在回忆录里写到：
文博士本来是拥蒋的，因为看见蒋用特务乱杀人，所以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他反蒋最烈，大学教授不当了，牧师也不当了。 文博士说：“真正的伟大，是与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分不开的。主持正义，认识真理，替中国老百姓打抱不平，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在分别接触了国共两党后，文幼章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的转变，起初，他相信教会的积极力量、相信个人的转变。但最终，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而中国人民最终也做出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 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曾对于农民势不可当的企求生活受到公平待遇的渴望，给以有力的领导。 ——《中国的惊雷》白修德
四、行军即送葬——死在路上的人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
当年身在现场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西奥多·怀特）记录到：
当某地的壮丁拉光之后，国党就绑走过路人，或从有组织的壮丁贩子里购买壮丁以充数。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他们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了。被拉壮丁进入军队，通常就是一种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死在路上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在缓慢的行军途中，总在山岭道上留下许多腐烂的尸首，倘若他们掉了队，就得在跌倒的地面上躺下，直至死去。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在回忆录里写道：
“韶关解来壮丁300，至筑只剩270人。江西来1800人，至筑只剩150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20%。龙潭区来1000人，至筑仅余100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25%。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
史迪威曾经写道：“何应钦预计补充兵力有三分之一会死去或者在路上逃跑，而他对这种局面安之若素。”
在1943年中国军队的被征士兵中有44%由于死亡或者逃跑而损失掉，换句话说在总数为167万的部队中共失去75万名士兵——这是“对中国领袖们的无情控诉”。
据余戈的《松山战役笔记》记载，松山之战时，王光炜押送的壮丁本来有两千多人，他们从遵义徒步出发，到达第8军在滇南文山的驻地就只剩下了千三百人，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
可这一切只是开始，这些幸存的壮丁们马上就要面对新的地狱。
第三章 一百多种私刑和吃人的国军军官
据统计，国军的私刑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暂编五十二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该团某连长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扯出肠子，叫人往外拉，连长则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脸皮，一直把脸皮拉到嘴角，死都不给人一个痛快。该团还有一位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栓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不知哪个"有文化"的烂学究，给这种吊人方法起名叫"凤凰单展翅"。
还有更残忍的。
个别军官甚至将逃兵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煮熟，而后强迫士兵分食，军官则吃人脑。五十军的后人高戈里先生2001年10月在云南石林曾采访到一位叫刘益的起义士兵。抗战期间在云南屏边驻防时，他就被强迫喝过“人肉汤”。他说，那一次军官强调：“喝了人肉汤，就不会开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还得喝。
还有更更残忍的。
据《董其武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和《高克林回忆录》（内蒙古出版社1987年版），在某国民党军队，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杀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来后，还要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参加过控诉运动的起义官兵都说：类似的惨剧太多，太多，根本记不过来受害人的姓名和单位，也根本没想到，这不争的事实几十年后会有人质疑。
第五十五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士兵江源涛亲眼所见，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在云南路南时，连长曾逼迫他吃逃兵肉，刘家禄不肯，连长就威胁：“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第四章 国军士兵：督战队机枪下的炮灰
经常看到一个很有迷惑性的谬论，很多人声称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远远高于共党土八路，而以此推论，国民党军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但如果细看国军战史，我们就会发现，国军伤亡惨重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国军不把普通士兵当人看，他们在整个抗日战场上的打法大多都是派督战队架起机枪逼着强征的壮丁排队去被日寇枪毙。国军的伤亡数虽然惊人，但也只能说明国军军官的暴虐无能，不把国军士兵当人看，不能用来掩饰国军整体战术战略上的失败。
一、炮击国军战士的“抗日英雄”何绍周
据《松山战役笔记》记载：
1942年8月2日，中央队第246团突击队员迅猛突入敌方“已高地”，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刺刀肉搏，战况十分焦灼。
何应钦的侄子，第八军军长，“抗日英雄”，“松山战役全程指挥之首功”，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何绍周在用望远镜远远掠阵，当国军稍显颓势时，何军长果断下令，无差别炮击已高地。
参谋们看着正在和日寇拼刺刀的战士们面面相觑，不敢向炮兵传达命令。何军长大怒：“发命令——迟疑者杀！”
炮兵们接到命令后，深知阵地上还有数十名国军弟兄在和鬼子肉搏，但是军令如山不敢违抗，只好校正距离向高地发炮，顷刻间，战场上血肉横飞，国军战士和鬼子们都尸横遍野。
何绍周向身边的军官解释道：“日军拼刺刀比我军强，与其在白刃战中我单兵被敌兵刺死，不如双方同归于尽！”
纵观国军战史，其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向来都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以余戈先生自命的“民间意识”和“草根情怀”来评判国军将领，那么这群“抗日名将”们在不当人的方面，无疑是比日本鬼子都更胜一筹。
二、轰炸平民的飞虎英雄陈纳德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全线溃败，日军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兵锋直指西南抗战大后方。怒江西岸，溃退的中国军民与紧追不舍的日军兵力混杂而行。
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于5月6日致宋美龄的电报中明确陈述战局：“据5月5日15时最新报告，日军已进抵怒江西岸，过江桥梁已被炸毁。我方官兵与民众陷入极度恐慌，沿公路向东溃逃，日军所至之处未遭遇有效抵抗。局势万分危急，若不摧毁公路、桥梁并实施坚决阻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将长驱直入进犯昆明……特请最高统帅下令，对怒江至龙陵一线目标实施空中打击。”
蒋介石经由宋美龄回电下达明确指令：“最高统帅命你调动志愿队全部兵力，对怒江至龙陵一线日军车辆、船只实施打击，务必击沉怒江江面所有敌方运输船只。”
美国历史学家杜安·舒尔茨在相关史料中留下了更为直白的记述：陈纳德清晰知晓，公路上被日军裹挟、围困的大量中国平民，必将在此次打击中遭受无妄之灾。他需要做出一个违背人性本能的抉择——是否为了保全更大范围的民众与国土安全，主动牺牲一部分无辜者的生命。当日，他便收到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最终指令：全力歼灭敌军。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所谓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陈纳德也并非无力决断，而是刻意把决策权交给蒋介石。他明知无差别攻击将导致平民伤亡，他也知道蒋介石根本不在乎平民的伤亡。请示蒋介石，实则是为了甩锅，避免他个人承担"屠杀平民"的历史罪名。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为了所谓的正义和反法西斯而采取法西斯手段，那么陈纳德、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本质上和日本鬼子一样，都是漠视生命，践踏人权的法西斯主义者。
蒋介石下令轰炸怒江江面，而江面上混杂着大量中国平民。这和何绍周炮击自己士兵是同一逻辑，不过是规模更大的版本。在蒋介石眼里，人民从来不是目的，不过是些可以随时牺牲的数字罢了。
三、挺直身体去送死——美军眼中的国军战术
中国的士兵们无疑都是勇敢坚强的爱国者，即便是被国军强征来的壮丁也会凭着一腔血勇和保家卫国的信念冲上去和日寇拼命，但是他们在国党眼里，不过是些炮灰和耗材罢了。
在美国军官和记者的记录里，国军士兵根本不知道隐蔽自己，只知道在军官的命令下，挺直了身子一窝蜂地向日寇的阵地进攻，随后被日军的炮火碾成齑粉。
据美军顾问观察记载，第307团在战术上有一个致命弊病，攻击时总是"成群地沿着容易上山的路线向山头发起冲锋，日本人先用机关枪打得中国人一群群拥挤在山间的洼地躲避，而后向这些地方发射榴弹和迫击炮弹"，造成大量伤亡。
美国记者白修德记录到：
中国陆军是一支步兵队。训练班的美国军官天天教以美国本国的分散以及向敌军前进时须肚子贴在地上的理论。怒江之战开始时，这些美国军官站在了望哨里，看到中国军官们令兵士站得腰背笔直地去对付山上日军的据点，非常惊骇。从某些中国指挥官看起来，拿破仑式的冲锋还是很好的原则。 在战场上见到过中国兵士的人，谁也不会怀疑到他们的勇敢，但指挥官这样无益地浪费他们的勇敢，使旁观者为之伤心。
四、盲目硬拼——伤亡达日军五倍
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在报告中写道：
当我在钟彬的指挥部的时候，第71军的作战处长曾对我说，不要什么战术，只要有足够的兵力，松山就可以被拿下。 我通过电台告知卫立煌，钟彬的状态令人非常沮丧，他是在白白牺牲士兵的生命。我会尽快返回长官部，向他汇报当前情况。钟彬不具备担任指挥官的能力，他的行为对整个指挥体系都造成了影响。
另据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所写的《萧毅肃将军轶事》披露，因“松山工事坚固，士兵伤兵惨重，部队长滥用职权施以重压，盲目驱赶士兵冲锋送死，以致士兵被迫逃走，甚至有整排人一齐逃亡。”
台湾“国防部”也引用了郭汝瑰的看法，他们认为滇西反攻作战远征军伤亡过大，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失误造成的。
即，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作战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火焰喷射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尤其是“对松山、龙陵、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5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
五、娃娃兵——抓孩子填线
土八路队伍里有红小鬼，这些红小鬼们都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所以自发地参加红军，甘愿为民族解放斗争献出自己的一切。
可是被国军拉壮丁的娃娃兵，则只是些可怜的孩子。国军让这些无助的孩子们上前线填线，这种行径和残忍暴虐的日本鬼子毫无区别。
日军士兵早见正则回忆：“炮声一停，敌人已经攻到眼前，友邻部队开始反击。冲过来的敌人中，有许多是连嗓音都还没有变的少年，他们呼喊着稚嫩的声音冲了上来。当时，我看到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孩子顺着机枪阵地爬了上来，他后面还跟着一个握手枪督战的军官。有的少年还站在那里哭，既不下去也不上来。于是，我们在上面用中国话喊：'来，过来！'后来有一个胆战心惊地爬了上来，看来他情愿当俘虏也不愿意死。”
余戈在《松山战役笔记》中坦承，这些娃娃兵是国党因兵源匮乏而强行抓壮丁充数的结果，但他得出的结论居然是：这“体现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绝不妥协的坚强意志：为了民族最终的独立自由，中国已经在预支下一代人的牺牲”。
那么，为什么地主士绅们可以轻易逃兵役，有钱人家的孩子们就不必被牺牲呢？
张晶麟烈士在山东英勇就义时年仅15岁，面对鬼子和伪军的屠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年仅14岁，被地主还乡团抓住后，慨然赴死。“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怕死不当共产党！”
人民英雄们可以为了理想和信念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这体现了他们在绝境之中的大无畏精神，是人类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光辉赞歌。
作为对比，国党国军肆无忌惮地抓孩子当炮灰送死，则是对人民生命的漠视，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法西斯行为。
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能用抗日大义和烈士们的牺牲当幌子，洗白国党国军的无能和反人类。
正确的结论，从来都是不直观的，是需要经过思考和推理才能得出的。而错误的论调，则大多是简单而具有煽动性的。
真正需要缅怀铭记的并不是国军和国党，而是那些伤亡惨重的国军士兵，其实他们也称不上是“士兵”，准确的讲，不过是些被强拉来的壮丁炮灰。
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壮丁炮灰们是怎样像牲口一样被牺牲掉的。他们死在日军的炮火下，死在国党督战队的枪下，死在国党不分敌我的炮火下，死在国党九死一生的拉壮丁路上，死在国党缺粮少药的兵营里，死在国党军官的反人类私刑里。
所谓的“国民革命军”，不过是一支腐朽到极致的封建军队，而他们的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是一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军队，这是一支誓要解放全人类的人民军队，是一支被理想和信念加持到极致的钢铁之师，解放战争，实际上是光明与黑暗的一场不死不休的战争。
第五章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囤积物资，准备内战
如果说前四章展示的是国军对自己士兵的暴虐，那么接下来要追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民革命军究竟是否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答案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极避战、偷偷媾和、囤积物资、整批投敌、杂牌非嫡系部队缺乏物资白白送命，精锐国军不在前线反而在封锁延安，蒋介石的心思从来不在抗日上，他真正惦记的是如何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一、消极避战，保存实力
1942年3月，东吁战役期间，英军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问杜聿明，他前一天还看到的那些经过伪装并很好地放置于炮位的野战炮到哪里去了。杜聿明说已经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带去了。
“你的意思是它们不会参加战斗了？”
“完全正确。”
“那它们有什么用？”
“将军，第五军是我们最好的部队，因为它是唯一有野战炮的部队，所以我不能冒险使用这些炮。如果失去了这些炮，第五军就不再是最好的了。”
——《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44年11月25日，滇西龙陵会战刚刚结束，时任美军"Y"部队昆明总部部队长的多恩准将致信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投诉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您或许有兴趣知晓第二〇〇师，一个战力高于其它任何滇西作战的普通师三倍的精锐师，却在战斗中表现甚差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个先于其它饱受战损和连续作战疲劳的师而投入战场的师，作为一个先例，令人遗憾甚至是十分糟糕的。 部署的作战任务，第二〇〇师以及其附属的部队既没有执行，或者消极怠战，简直就是畏缩不前。 就此进行的调查显示，邱清泉将军在出发赴滇西前，给二〇〇师指挥官们发出了指示：部队用兵不要傻往前调动，要悠着点儿，尽量靠后，主要依赖炮兵火力和空中打击力量来达成目标。一个军长，做出这种宣布，表明了其悍然不顾战争战术之基本原则，使得本来可以用战力强大的二〇〇师轻易获取的绝胜战果，却要迫使调动那些个已经损兵折将、饱受战损的师去冲锋陷阵换来。 我向您反映这些事实，是因为我相信您将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这意味着，在战斗中，要想依靠邱清泉这样的指挥官来执行战斗任务，是严重不靠谱的。
1942年4月的第一次缅甸战役，远征军全线崩溃，5月1日史迪威醒来后发现，国军名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去了。罗将军拿着枪征用了一辆有17节车厢的机车，在走了25英里之后，这辆未编入行车计划的列车跟另一辆车撞到了一起，结果铁路中断了两天。
“不幸的是，他没被撞死。”
——
第五十五师全部逃往山区，史迪威要求处决师长陈勉吾或交由军事法庭审判。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说到第五十五师，史迪威有些心寒地对记者贝尔登说：“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是我看到的最糟的事。昨晚上我还有一个师，可是今天全都消失了。”
——《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二、囤积天量物资，坐视前线战士如草一般被收割
豫湘桂战役时，薛岳部的中国士兵在寒冬中却只穿平常的棉布制服、拿中国制造的旧步枪应战。为了对抗毒气瓦斯，只能找一块破布朝它撒尿，掩着脸，凑合凑合。这些部队没什么机械化运输工具，只能靠扁担挑运装备，步行上阵杀敌。
——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美国海军上尉S.A.麦卡弗里，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和薛岳的两支部队一起在衡阳以东战斗。他在报告中写道：
两支部队的装备都是再糟糕不过的。士兵平均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当兵打仗3到7年，身体很差，生活极其艰苦。所有士兵都已经连续作战数月。 他们的军服包括：一件粗糙破旧的棉服，一件衬衣和一条长短不齐的裤子；有的腿上打着绑腿，大多数没有绑腿布；运气好的脚上有双草鞋，其余的打赤脚。他们的武器是老式拉栓来复枪，自己背着有限的几颗子弹。重型武器极其匮乏，仅有几挺机枪，几乎没有迫击炮或重机枪。他们的武器大多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队仅有的一点供给都在手里拎着。食物有限，一个士兵如果能一天吃上两碗米饭就算运气不错了，没有肉和蔬菜。部队健康状况很差，而且伤员很多，但是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大多数人都患有疟疾，疾病和战争伤亡使部队严重减员。第20军原先有两万士兵，现在已不足5000。军官伤亡也很严重，尉官、校官严重缺员。虽然中国军队物质装备糟糕的状况骇人听闻，但他们的勇气和斗志却也令人震惊。武器落后、伤病严重、面对数量和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敌人，这些中国人勇敢地战斗着，没有退却，也没有怨言。
——陈纳德自传
可难道国军物资真的如此匮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二战期间，美苏两国都给了国民政府天量的援助，但这些物资在四大家族的银行账户里，在深山里的军火库里，唯独不在英勇抗日的前线将士身上。
"蒋介石和蒋夫人以及她的宋氏家族、孔氏家族全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5亿美元中偷走了7.5亿。他们将这笔钱用于投资圣保罗（巴西）和纽约。" ——《直白的演讲，哈里·杜鲁门口述自传》
中华民国第四任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回忆录和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都有提及，在撤退时发现了蒋介石囤积的大量军火，物资琳琅满目，为了不留给日本人，只好忍痛炸毁。这都证明了蒋光头像仓鼠一样精心囤积物资，不去抗日，反而准备内战。
7月，白修德忍受高温，徒步奔赴前线，奔赴衡阳之上的山区，亲眼观察中国第62军的反击战。为了这次“大反攻”，第62军调来了大批口径75毫米的老式火炮，每尊大炮有20枚炮弹。白修德看着他们开火，当所有火炮的20枚炮弹均发射完毕，尽管徒劳无果，未有成效，反攻还是结束了。 当时，华东地区只有一条铁路线还在蒋介石手里，白修德后来才发现，蒋介石在这条铁路线的独山段储备了4万吨武器弹药。蒋介石囤积这些是为了应对“紧急状况”。后来，为防止该军需堆集处落入日本人手里，美国将其炸毁了。 ——白修德《追寻历史》 1944年11月底，一支美国战略情报局部队发现有些军火藏在了距离桂林以东200英里的贵州境内的独山里。在二十多个每个长达200英尺的军火库中储藏了五万吨的武器弹药，其中包括50门新的野战炮以及炮弹，这些东西都是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应付华东危机而储存的。此时，桂林和柳州已经沦陷，日本已经在贵州四处搜索，而重庆已经在颤抖——可是这些军火还藏在那里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呢！ ——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在离重镇贵阳一百四十英里的独山，格里逊听到了中国战区内一再传说着的一个故事。有人说，华军曾在独山附近的山里埋藏着大批军火。日军进占离独山二十英里之处时，格里逊决定去视察一下。他初步视察的结果是惊人的。他发现了三个大军火库，各有二十至三十间库房，每间长二百英尺。中国人在此堆积军火已有数年之久；日军逼近时，军火依然囤积着。公路上军需不足的部队已经放弃了一切可以一守的阵地，但中国的参谋本部还是以显著的腐败，紧握着囤积品。五千吨军火堆在独山毫无用处。法国的、捷克的、美国的、中国的、德国的、苏联的——各式军火都有。库里存着迫击炮和许多迫击炮弹，还有五尊全新的大炮，大量的炮弹。从格里逊的观点上看来，最有用的东西是二十吨炸药，这可以把军火库统统炸掉。格里逊在最后一天的上午开始他的工作。日军可能在午饭后不久进城。他的部下在下午四点钟做完了工作，离开独山时炸毁了后面的几座桥梁。 ——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1944年11月宜山失守时，张发奎奉中央命令炸毁了怀远以东十几列货车，其中包括空运来华的美援装备——武器、弹药、医药以及通讯器材。 “我从未知悉那儿贮存了那么大量的装备，诧异为什么中央不把它们分发给我的部队。把这么多装备移走是不可能的了。我身边只有卫队与特务团。我让他们随意选择，拿得动多少拿多少——卡宾枪、冲锋枪等等。然后下令工兵部队将这十几列货车全部炸毁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张发奎口述自传》
而面对“囤积美援准备内战”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指控，陈纳德极力洗白他的盟友蒋介石。他声称蒋介石在距离桂林921公里的独山军火库不是之前囤积物资，而是为了支援桂林刚刚送到的。
4天之后，史迪威已经确信华东失陷势不可当，这才批准向坚守桂林的中国军队空运500吨美制枪支弹药。不过这倒也是继第14航空队空投到衡阳的几颗75毫米炮弹和若干50口径机关枪之后，第一次向中国军队提供的美国援助。史迪威的决定太迟了，桂林机场被炸毁之前只来得及运了几吨军火，其余的只能运到柳州。货到之时，一切都结束了，只好又沿铁路将其运到独山。后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爆炸专家在独山发现了这批弹药，于是它们又变成了中国人"囤积"弹药的证据，最后撤退时，为执行"焦土"政策而全部引爆。 ——陈纳德自传
可是美国情报局格里逊少校在独山军火库里发现的物资无疑已经被国民党囤积了数年，五千吨军火里有法国的、捷克的、美国的、中国的、德国的、苏联的——各式军火都有。而无独有偶，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则是，远在安徽省的张发奎将军也发现了蒋介石藏起来的军火库。
豫湘桂战役时，薛岳部的中国士兵在寒冬中却只穿平常的棉布制服、拿中国制造的旧步枪应战。为了对抗毒气瓦斯，只能找一块破布朝它撒尿，掩着脸，凑合凑合。这些部队没什么机械化运输工具，只能靠扁担挑运装备，步行上阵杀敌。天量的物资却被囤积在秘密军火库里等待着国民党发动内战。
陈纳德又作何解释呢？
陈纳德和薛岳号称“大虎小虎”，亲如手足。陈将军一边大骂史迪威不发物资，一边把自己那点家当空投给薛岳。但陈纳德自己也知道国民党军贪腐成性，所以不敢通过国军系统给薛岳送补给。另外他也知道蒋介石和薛岳不睦，所以大肆克扣薛部的补给。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陈纳德把一切黑锅都扣到史迪威头上。
三、对日媾和，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后，才对日宣战。在宣战前一直在和日本接触，试图媾和。宣战后，国民政府也不停地以对日媾和为要挟，逼迫美国提供各种援助。
从其实际表现来看，国民政府一直在首鼠两端，骑墙望风。光头心里真正惦记的，还是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所谓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
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
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金一南
1943年，蒋介石向美国提出的要求，要么提供10亿美元贷款，要么设置法币和美金20∶1的官方汇率，假如美国觉得它无法这样做，那么中国政府很遗憾，“无法满足驻华美军的需要……也不可能再在物资和财政上给予支持，包括军用设施的建设”。
孔祥熙跟高思大使会晤时谈到了中国可能崩溃，并说日本提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建议”。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四、整建制投敌的国民革命军
如果消极避战和偷偷媾和还不够说明问题，那整批投敌就是最后的铁证。
抗战后期的特征是正面战线上的僵持，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次又一次地安排整批军队向日本人携械投降。一九四一年，有十二个少将级以上的国民党军官把自己的部队交给日军指挥。一九四二年有十五个。最多的是一九四三年，共有四十二个。到一九四四年初，在为数四十二万五千的伪军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三年五月，太行山区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带着他的全部军队投降了日本军队，接着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正当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即将到来时，这种惊人的叛卖行为却与日俱增。这就是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策划的“特洛伊木马计”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这是抗战结束以后从抗日力量手中夺取对华北和长江流域控制权的唯一手段。蒋介石集团断定盟军、特别是美国将通过苦战和牺牲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就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战后控制中国的问题上。许多国民党部队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之后，纷纷投敌，并驻守一些战略要地。这样，当日本最终被迫向盟军投降时，他们就可以进而控制所有沦陷区。这种做法被他们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翻身》
消极避战、囤积物资、偷偷媾和、整批投敌——这一切都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认真抗日过。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准备内战。
第六章 谁在抗日：人民用脚投票
共军打的日本鬼子苦不堪言，而国军在整建制地向日本鬼子投降去做伪军。史迪威一心和日本鬼子碰一碰，但是蒋光头只等着美国和苏联的天兵直接下场。他安排胡宗南带着50万精锐国军盯着解放区，却不派他们去打日本鬼子。
一切谎言都是苍白无力的，不如看看当年历史的亲历者如何评说。
一、五十万精锐不打日寇，专盯解放区
1943年，当中国大部分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时，蒋介石却将胡宗南的五十万精锐部队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监视、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五十万人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盯着共产党。
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提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史迪威将军是个纯粹的军人，其目的和职责是组织中国战区的一切力量，击败日寇，他曾多次要求蒋介石把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日前线，但蒋介石一概拒绝。在蒋介石看来，日本人是“癣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五十万精锐，不打鬼子，专盯自己人——这就是蒋介石的“抗日”战略。
二、国军比日军更可恨——农民欢迎侵略者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情况。当时豫北的农民被蒋介石的军队和官府横征暴敛，残酷压迫，逼得走投无路，竟然群起欢迎日本侵略者。贝尔登记载到：
我常常感到纳闷，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冲进城去，打开粮仓，把军人用枪、税吏用秤从他们那里抢走的粮食拿回来呢！他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并不想死；既然横竖是死，为什么不起来斗争，反抗那些封建统治者呢？事实上他们还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皮定均将军在回忆录里写到：
“淪陷以前，豫西就无异是一个油煎火烙的人間地狱。水、旱、蝗、湯（恩伯）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四大灾难；黄河水患几乎连年不断：一九四二年一場大旱，赤地千 里；接 着又是两年蝗灾，蝗虫蔽天遮日，落地达一尺厚，庄稼霎眼間被啃得一无所有，甚至連碗口粗的树枝都被蝗虫压断。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已經掙扎在死亡綫上，大批大批地出外逃荒射飯，卖兒卖女；
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湯恩伯匪軍的横征暴斂、抽丁拉夫、奸淫掳掠，更是变本加厉，苛捐杂稅名目繁多到三十七八种。豫西有首民謠說："不怕日本軍队燒杀，只怕湯恩伯的部队駐扎；不怕湯恩伯的部队駐扎，只怕湯恩伯出来巡察。”豫西人民的性格强悍剛烈，饒勇善战，蘊藏着无穷无尽的战 斗潜力，这本来是發动他們抗日的最有利的条件。可是反动的国民党只知鱼肉人民，哪知發动人民进行抗日！这里的人民，为了争取生存，曾被迫拿起武器和国民党軍队作战。尤其是湯恩伯的十三軍，更加无恶不作，使人民恨入骨髓，一見十三軍就打。后来，十三軍的强盜們不敢再打出十三軍的招牌，每到一村就詐称是“八十五軍”。豫西老乡們一想：“不对！八五一十三，还是这帮家伙，打！”十三軍就是这样被豫西人民打垮了的。
国民党軍队逃跑时，豫西人民群起而攻之。他們說：“你們沒种打'老日子'（指日寇），我們自己来打”他們从国民党軍队手中夺获的槍械，少說也在十万支以上。
拉铁摩尔也能记得，一九三三年在热河省发生的类似情况。当时，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
“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说，"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省长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
三、日方承认：主要敌人是共产党
日本人对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东京的大报《朝日新闻》的军事评论曾在河南、湖南战役前夕写道：
“我们的主要敌人目前是共产党部队。我们在华北的交战中有70%的仗是同他们打的。重庆的军队已丧失斗志。我们的华北驻屯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煽动民族觉悟和寻机决战的共产党人。”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中国自己的政府继续否认解放区的存在。重庆的新闻检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盟国世界的公众知道敌后斗争的消息。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敌人的嘴，往往比盟友的话更可信。日本人说得很清楚：华北70%的仗是跟共产党打的，重庆的军队"已丧失斗志"。而蒋介石的新闻检查机关拼命封锁这个事实，不让中国人民知道，也不让盟国知道。
四、真正在打日本的是谁
整个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不断扩大，从"优秀的"民兵中吸收新兵。这些民兵由于以前有良好的基础，这时成了极其重要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那年的3月，各解放区正规部队的总人数达47万人，到夏末时达60万，秋末达80万。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有一位离开国军参加八路军的迫击炮班长说得非常朴素简单：
“多年来，”他说，“我们一直被告知我们的任务是把日本鬼子赶走，为了这个任务，我们心甘情愿地吃苦。我们也打共产党，因为政府说他们反对蒋委员长和破坏抗战。 可是有一天我们醒来后却发现鬼子在指挥我们。在他们下令我们进攻共产党时，我们确信自己被愚弄了，并且断定我们应该同我们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不管他们是不是赤党。这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们是真正在打日本人，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打以及为了什么目的。”
国民党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把士兵送给日本人当伪军，把天量物资囤在山里等内战。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究竟谁是中流砥柱，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第七章 人民血债：对百姓的屠杀和蹂躏
一、血海深仇——还乡团屠刀下的人民
当胶济西线胜利的消息传到潍县的时候，潍县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向华东野战军写了一封血泪信：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尽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 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作'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子孙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军属尉传姊之母被敌人用钳子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再加上盐，活活地被折磨死了。东提区东小官庄一个贫农全家三口被杀死，其妻怀孕六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 这是潍北县人民的血海深仇，永世难忘！死难的穷哥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报仇，杀尽蒋贼。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这一封潍北县父老兄弟姐妹们的血泪信，在潍县战斗中，成为对部队一份最现实、最有力的战斗动员令！指战员们吼一般地喊出了战斗的誓言：“誓为潍县父老兄弟姐妹报仇雪恨！” “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还乡团！” “打到潍县城，活捉陈金城！”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样的惨剧也在五龙县上演。五龙县二十八万人民在血泪控诉书中写道：
“自从蒋匪军进占五龙县，我们便处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中……光是六个区就被杀了八百多人，有的被铡刀一铡三截，有的一口井活埋七、八个，小孩被一劈两半，妇女被轮奸至死。骑马埠一军人媳妇被强奸又被打断手臂。每逢一个沟，就能看见血淋淋的人头、断腿、被折断的骨头……血海深仇，永不能忘，永不能灭！我们知道：有蒋贼，无人民，只有打倒蒋介石，只有消灭蒋匪军，才有我们的活命！”
敌人惨绝人寰的暴行并没有吓倒胶东人民，反而燃烧起他们的复仇烈火。胶东人民勇敢地挺起胸膛，拿起武器，村村布雷，山山阻击，到处兴起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广大妇女、儿童也都同仇敌忾，投入斗争。莱西县三个儿童团员活捉了一个被打断一条腿的还乡团骨干——这家伙还乡一日，杀人上百，血债累累。三个儿童团员一边控诉，一边抡起砖头、瓦块朝这个坏蛋头上砸去，结果了他的狗命。
——许世友回忆录
梁志香（1929—1947），女，高密县于庄人。1947年春被选为村青妇队长，带领青妇队斗争地主、恶霸，查岗放哨，反奸防特，支援前线。同年7月中旬，还乡团窜回高密，志香被叛徒出卖，于26日被捕。在押送途中，她高唱：“穷人要翻身，恶霸要低头，打不倒恶霸誓不休，坚决与它斗！”至大屯后，还乡团对其进行百般侮辱，并施以各种酷刑，但她坚不屈服。次日，她被带到一个土坑旁，面无惧色，昂首挺胸，怒斥敌人，在高呼"共产党万岁"声中英勇就义。1950年，中共高密县委追认梁志香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高密县志》
二、张灵甫——“有何大惊小怪？”
据《临朐县志》所载，仅1947年上半年，还乡团在全县杀害的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便达1993人，其中96人被填入县城文庙井中，酿成骇人听闻的文庙惨案。孟良崮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集结45万大军进击华野所在的山东根据地，随整编74师同行的是鲁南还乡团。因国民党军人多势众，部分群众未能及时撤离，惨遭残害。还乡团在当地大肆杀戮，手段极为残忍，连中央社的随军记者翁鲜豪都看不下去了。翁鲜豪规劝几个还乡团团长无果后，拍摄了虐杀现场的照片，并向张灵甫告状。翁鲜豪期望这位北大毕业、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将军，能够对这些还乡团加以约束，毕竟不能效仿当年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否则会丧失民心，地方也无法实现长治久安。然而，令记者始料未及的是，张灵甫却不以为意，还嘲讽他道：“有何大惊小怪？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
实则不光是还乡团，张灵甫的部队亦是如此。在临沂张官村（今属山东莒南），74师官兵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整74师便将制作鞋垫的9名妇女尽数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他们不仅将附近诸多村庄烧毁焚平，连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枪杀。尤为令人发指的是，张灵甫为解决粮食困境，下令"就地补给"，纵容士兵抢掠百姓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一律枪杀。
三、邱清泉部——“比日本鬼子八年的苦还多”
1948年6月27日新华社苏鲁豫皖的消息《鲁西南人民的血债》则记录了邱清泉部的暴行：
美械蒋匪整编第五军邱清泉部，自窜扰鲁西南地区后，三个月来，大肆奸淫、虐杀、抓丁、抢掠。其灭绝人性的罪行，据当地人民说："整五军在这里三个月，咱老百姓受的苦比受日本鬼子八年的苦还多。"以下就是这笔血债的记录。
（一）奸淫。郓北（新设县，在郓城北部）县六区二十一个庄子，从十七八岁到四十多岁的妇女，几乎全被匪军奸污过。史庄敌军一个营轮奸了十九个妇女，连十五岁的小闺女也未得免。房子庄二个妇女因拒绝匪军奸污至跳井自杀。郓城县一区任怀庄及五区某庄，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均被奸污；甚至匪军在站岗时也抱着妇女调戏。鄄城县凤凰店匪军将妇女强奸后，还把他们的头发捆结在一起，以防止逃脱。在鲁集三个敌人白天在街上轮奸一个地主的闺女。定陶县孟型区两个敌人强奸一个闺女时，她父母曾前去拦阻，结果父被枪杀，母被戳了一刺刀。她母亲到营部去报告，营长骂道：“当兵的还能带老婆来吗？国军到那里那里的女人就是国军的老婆。”崐山（新设县。东平湖西、原东平、东阿、寿张、郓城各一部）县张博士集一妇女坚拒被辱，被迫跳窗投井而死。郓城之敌抓了四千妇女带走了两千多个，迄今生死不明。
（二）抓丁。郓北县第一、第四、第六三个区，被整五军拉走的青壮年达一万人以上。第十区也被拉走了两三千人。蒋匪第五军每至一地，即借开会为名，把男女老少分开，女的带去强奸，男的青壮年拉走。该县第八区八留湾、沙壤等五个庄子被拉走了二百三十多人。郓城某村壮丁被抓后只剩了一个瞎子和一个哑子。敌人抓丁常采取突然包围集市的办法，捕捉赶集的青壮年，有不少被抓去的青壮年跳火车逃回来，但也有不少在跳车逃命时惨遭跌死和跌伤。
（三）搜刮。蒋匪第五军每到一地即抢劫搜刮，向人民要粮、要草、要银元、要衣物、要鞋子，除了他们自己的那形同废纸的蒋币不要以外，其他无所不要。把老百姓的东西从这村抢来，到那村去变卖，强迫老百姓买，不买也得买，而且一定要银元，没有银元也得设法找来。匪军搜刮的方法真是千奇百怪：郓北县第四区之敌，向老百姓要十头“黑毛”牛，否则“一个耳朵”的牛也行，老百姓那有这样的牛，只好给三十二个银元了事。匪军到另外一个庄里又向人民要十辆“三轮大车”，到钜野县同老庄又要“三个耳朵”的牛，又要四头牛套的大车，四头还不行又要八头套的。匪军向老百姓出了许多难题，目的是为了勒索，结果都是要了银元才算了事。黄河以南许多村庄鸡子和猪几乎都绝迹了。郓钜县（新设县，辖郓城钜野各一部）赵楼一个庄上，匪军住了一晚，就吃掉了十八个猪，二百七十只鸡，拉走了三头牛、二头驴，抢去了一万斤粮食。郓北县九个区共抢去牛六六二头，大车二〇三辆，银洋三八二一元，鞋子六五〇〇〇双，鸡、猪、粮食无数。匪军不烧柴草，专劈门板、床架等木器当柴火。郓城县南北大街因此没有剩下一扇门板。该地在匪军蹂躏下到处青草蔓生，已成一座死城。
（四）屠杀。蒋匪鲁南第四（辖濮阳等八个县）、第五（辖曹县、菏泽、定陶、东明等十一个县）两分区，共害死了两千多人。郓城一县被害死者即达三百多人，郓北县第八区被杀者三十多人，钜南（新设县，在钜野南部）县第五区被活埋了四十二个人。匪军并仿效其法西斯祖宗希特勒的办法，在郓北县李庄等地，每村要两个村民作"人质"，要他们在村上打更，解放军来了放火报告，否则就杀。
但是鲁西南的人民并没有向野兽们低头：郓钜县赵楼赵候章被捕后，敌人把他两手反吊在树上，颈上架以板凳，用力向下拉，一面用柳条抽打，向头上浇滚油，逼他说出革命干部的姓名，但他只字不吐，至死不屈。韩石桥曹继标之妻被敌活埋，同样至死没有说出干部姓名。当解放大军重来鲁西南后，受尽敌人摧残的鲁西南人民，激动而兴奋的欢迎自己的亲人——人民解放军，向解放军控诉蒋匪的兽行，要求替他们报仇，一次当解放军在某地集合出发时，一位年已八十二岁的老人，一颠一蹶的走到队伍前面喊道："同志，替咱报仇呀！"边说就边跪下去，战士们拉也拉不起来，他哭诉整五军在鲁西南的种种罪行；这老人同时又把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小孩拉住说："快跪下来，要求同志替你那被蒋匪活埋的爹报仇呀！"定陶县孟型区民主政府区长对解放军战士们说：“这里白日黑夜的盼望着同志们来呀！老百姓都说：咱宁愿在阵前牺牲，也不甘心叫匪五军逼死。咱们保证全力支援自己部队打胜仗。老百姓对同志们只有一个要求：消灭整五军，替咱报仇！”
四、活埋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记录到：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 我无从核实这些数字。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是言过其实的。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 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给活埋或枪杀了。 日本人从山区撤走时，李庆章和其他地主跟日本人一道逃跑了。村里人分了李家的土地。当国民党退回这个地区时，李庆章带着十五个武装人员回来了。就在他进村前，村里的男人都跑光了。 李庆章见剩下的妇女和儿童都很害怕，就骗他们说：“不要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打手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他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惨的例子，但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个管辖十八个村的区里，地方干部告诉我说，国民党第四十军杀害了四十六个民兵和地方干部，其中七人被枪杀，三十五人被活埋，四人被吊死。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农民们亲自讲述许许多多这类事件。在讲述时，他们的声音很悲切，眼皮下垂、嘴唇紧咬，表现了极大的痛楚。我所听到的这类事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一个三十三岁妇女的遭遇。这位妇女嫁给府城附近东大洲村的一个农民。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抓起来。她的丈夫当时就被带走枪决了。 地主把她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路。”“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 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
第八章 把鬼变成人——诉苦与新生
国民革命军把人变成鬼，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把鬼变成人。抗战胜利后，战士们普遍出现了厌战思想，不愿意打内战，同室操戈，认为打跑了小鬼子就算成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和新式整军运动，却让千千万万曾经的奴隶们，明白了自己究竟应该为何而战。
一、路新理——“现在我明白了，我扛着这杆枪是打谁的！”
358旅714团2营4连的路新理是山东人，被俘后成为解放战士，终日沉默寡言，找他谈话，他老是一句话：“吃谁的粮，就给谁干呗！”
榆林战斗，他畏缩不前，朝天放枪，是4连出了名的后进战士，一直在寻找机会逃回国民党军队，好吃白面。
宜川战役前，4连指导员发现路新理把自己被地主逼死的母亲的牌位供在桌上，跪在地下痛哭。于是他们召开全连军人大会，举行公祭，连队把那些被地主恶霸迫害致死的战士亲属的牌位供在灵堂进行控诉，路新理这才讲出了自己的苦难。
原来他老家在山东曹县，之前给地主种田度日，繁重的田赋和饥寒陆续逼死了他的父亲母亲，只好带着妹妹逃荒到山西相依为命。却又碰上国民党军队抓丁，从此与9岁的妹妹再无音讯。
在公祭大会上，他控诉地主残酷逼死母亲的经过，话还没说完，战士们就喊起口号来：“打倒蒋介石，为路新理的母亲报仇！”路新理又哭着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举起枪说：“现在我明白了，我扛着这杆枪是打谁的！”
二、张荣新——从被抓壮丁到战斗英雄
一个名叫张荣新的解放战士补入5连后，当日即在老战士的引导下，哭诉了1942年他全家在“水、旱、蝗、汤（指汤恩伯）”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离乡乞讨，卖儿卖女，自己被抓壮丁的悲惨境遇。他撕下蒋军的帽徽，踩在脚下，立誓要报仇雪恨，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战斗。
不久在攻打杨文学村时，5连进攻中被敌碉堡火力所阻。张荣新所在的班伤亡很多，班长负伤，副班长阵亡。张荣新主动指挥本班坚持战斗。他带领两名战士，用手榴弹炸毁敌堡，扫清了障碍，使本连完成了进攻任务。战斗结束后，他被评为战斗英雄，并当了副班长。
三、刘四虎——“这就是老板给我的工钱！”
358旅714团2营6连2班班长刘四虎是内蒙汉子，他在全连诉苦大会上控诉了旧社会地主老财给他一家造成的苦难：
他家原有12亩地，父亲是泥瓦匠，农忙时下地劳动，农闲时帮人家修房子，一家人还能勉强生活下去。在他11岁那年，一个姓马的地主为了夺占他家的地，设下了圈套。
一天，姓马的地主雇他爹打一道土墙，说好工钱八块七毛，墙刚打好，遇上连绵秋雨，地主乘墙基松软，派人暗中把墙推倒，诬赖说墙打得不牢，砸伤了他家的人，不但不给工钱，还逼着他父亲重新打墙，出钱治病。他爹气不过，和地主争吵起来。地主依仗权势，告状并贿赂了国民党官府。官府判处他爹赔给马家8亩好地，并设宴赔礼。他爹咽不下这口气，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撤下妻子儿女，吊死在村头大榆树上。爹死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说：“四虎啊，你要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咱们吃不上喝不上，是谁害的。”
为了找一条活路，刘四虎到一家银匠铺当学徒，名为学徒，实际上是奴隶，扫地、打水、做饭、抱孩子、洗尿布，什么都干。他每天从天明干到半夜，动不动还要挨打受骂，在那里整整干了6年，没挣到一个钱。第6年腊月，他提出要几个钱给母亲过年，狠心的老板不但不给钱，反而打了他一顿，还说吃了他家的饭，要算饭钱。说到这里，刘四虎哭着将帽子脱下，指着头上的一块伤疤说：“这就是老板给我的工钱！”
四、刘士通——“你们看，这就是被国民党连长用枪条打的伤痕！”
解放战士刘士通紧握拳头，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我的老家在河南，父亲给地主种地，因天灾收不到粮食，交不了租子，全家被迫逃荒。那年冬天逃荒到宿县，全家被国民党军队冲散，我被他们抓去给连长当勤务兵，天天挨打受骂……"说到这里，他气得浑身发抖，双手猛地解开衣扣，挺起胸愤怒地说："你们看，这就是被国民党连长用枪条打的伤痕！"
全班听了他的控诉，看了他身上的条条伤疤，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深深感到天下穷人是一家。
刘士通说着抱起炸药包对班长说：“班长，让我去送炸药吧！”
另一个解放战士赵启明同志，也坚定地表示：“不打下济南府、活抓王耀武，我决不下战场！”全班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担任最艰巨的任务。
五、张云青——“指导员……我有苦，我有苦呀……”
国军战士张云青被解放军俘虏后，作为“解放战士”被编入了部队。
老战士曲传海和张云青说道：咱们连要进行诉苦了，诉苦能提高阶级觉悟，你有什么苦也可以诉一诉。
我……我没有苦！ 那你哥哥姐姐没有苦？ 我没有哥哥姐姐，我只有一个妹妹。 那你爹娘总有苦吧？
张云青颤栗了，他眼泪汪汪地说：他……他……他们都挺好……
我就不信，在旧社会除了蒋介石、大地主没有苦外，谁还没有苦？
张云青不讲话了，再问什么也不吭声，这次谈话就这样没有结果地结束了。
为了配合诉苦教育，纵政文工团演出了《血泪仇》。晚上回来，其他同志议论纷纷，可是张云青倒头就睡。到了半夜，小曲好像听见谁在哭，伸手一摸，张云青的枕头都湿了……
诉苦大会选择在一个密林里。这里太阳晒不到，周围很安静。树林里潮湿而阴凉，凉风一阵阵吹来，减退了夏日的炎热。
会场周围竖着许多门板，上面贴着标语：
你诉苦情伤心流泪恨地主，我申仇愤怒挥刀杀蒋贼！ 过去有苦腹中留，今日把苦向党诉！ 谁逼死你的爹娘兄妹妻儿？谁害得你押地卖房家破人亡？ 百年冤仇倒苦水，三代灾难挖穷根！
战士们肃静地坐在草地上，会场上的气氛异常肃穆。彭超从会场中央的小桌子旁边站起来说：同志们，现在诉苦大会开始了。过去我们有苦不敢诉，无处诉，今天我们翻身了，把积压多年的伤心事都诉出来吧，把肚子里的苦水都倒出来吧！
报告！报告！会场上暴发出一片吼声。
彭超指着站起来的小曲说：曲传海同志发言。
曲传海说：同志们，过去我象许多同志一样，有苦不愿诉，怕说出来丢人。可是我们愿意受苦吗？不是，这都是大地主、大恶霸、蒋介石、王耀武这些人逼的。我从小给地主放牛，挨打受气的事我不说了。我来说一说俺爹。
俺家本来有二亩地，是老辈留下的祖坟，可是叫大地主张扒皮看中了。有一天张扒皮的一条狗死了，他硬赖是俺爹给毒死的，把俺爹吊起来打了一顿还不算，还要俺爹披麻戴孝给狗出殡。后来经过别人说和着，把地押给他才算完事。俺爹这一气，连病带伤，再也不能下炕……
他父亲的遭遇有血有泪。讲完后，许多同志也都流着泪流满面。然而这水是苦涩的，是人们用血泪汇成的激流……
正在大家争先恐后争着发言时，张云青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他脸色苍白，好像掉在大海中发现有人来救他似地嘶叫着：指导员……我有苦，我有苦呀……
彭超安慰他说：张云青同志，你慢慢诉吧，我们大家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会场上安静了，张云青的悲痛控诉，在大家面前出现了一幕悲惨的景象……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时值年关，欠债的人都回家了。就在这时，张云青家的门被打开了，走进来的是地主的狗腿子。
老张头，你欠的地租今天到期了，你打算给粮还是给人，嗯？ 大掌柜的，再求你和三爷讲讲情面吧，家里连一粒粮都没有，一家四口，正愁挨饿哩！ 这不正好，叫云花过去，也少一口吃死食的。再说三爷早就看上你家的云花了。 不！不！这不能！我再穷也不能卖儿卖女呀！我不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老张头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老实告诉你吧，那几颗粮食，三爷倒不稀罕，这人嘛……是非给不可了！
老张头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地主家哀求。最后地主答应宽限三天，交不出租子便要交人。老张头走投无路，心一横便吊死在地主家的大门口。
第二天，张云青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决意要和地主讲理。不料刚跨进地主家的大门，就被地主放出来的恶狗咬伤了。等张云青把母亲背回来时，母亲已奄奄一息了。母亲临死前含着泪说：孩子，这个仇你要报呀……
地主逼死了两条人命还不算，又来要人。张云青气得拿着一把斧头去和地主拼命，可是没有杀死地主，只好领着妹妹云花连夜逃走了。兄妹二人流落在外乡，一无亲，二无故，白天向人家乞讨一点残汤冷饭，晚上寄人门下，到处飘流。
有一天，兄妹在铁路边上讨饭，忽然来了一群中央军，他们指着张云青说：这小鬼长得挺不错，咱连长少个勤务兵，这不正好吗？说着就七手八脚地把张云青绑了起来。
云花一见哥哥被绑，哭着扑了过来：哥哥……哥哥……
匪兵一看见云花长得比云青还漂亮，像群恶狗似的扑过来，把云花按倒在地上……
张云青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会场上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谁也说不出话来，只有那飒飒的风声，伴着一片抽抽哒哒的哭泣声。风也在哭诉这人间的不平啊！
这时，机枪兵王会伤心地流着泪说：指导员，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同志们，我错误地认为打下济南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有多少人民还在受苦受罪！我决心要革命到底，为张云青同志报仇！为千千万万受压迫的人民报仇！……
对！我们要报仇！
旧社会是煮人锅，不革命不能活！
化悲痛为力量，消灭蒋匪军，为千百万人民报仇雪恨！
像上述这样由战俘变为人民英雄的解放战士，还有许多。有不少解放战士，姓名还未被本连同志记牢，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有位新同志在临终时，对一起解放的战友说：“被解放了，刚懂得人为什么活着，就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战斗了。你们要好好干。”
在解放军队伍里的控诉会上，更多的战士们控诉着几代人所受的恶霸地主的盘剥，保甲长的欺凌，挨门乞讨的辛酸，和在反动军队中受过的毒打。说到伤心处，有的放声大哭，有的昏厥倒地。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不过是一个个偶然的悲剧。但如果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山东曹县的地主逼死了路新理的爹娘，内蒙的地主设圈套害死了刘四虎的父亲，河南的地主把张云青一家逼得家破人亡。天南海北，相隔千里，风俗不同，口音不同，可这些地主的手段却如出一辙——夺地、逼债、卖人、杀人。
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河南的连长用枪条打到刘士通浑身是疤，山东的军官把逃兵杀了37刀还逼迫其父食子，四川的保长把壮丁当牲口一样买卖——这些施暴者互不相识，可他们的罪行却一模一样。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同一套制度，同一个阶级。地主乡绅垄断了土地和话语权，保甲长充当了基层的爪牙，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和他的国民革命军，则是维护这套体系的战争机器。
第九章 丧钟为谁而鸣，我们又为何而战？
诉苦诉到最后，每一个解放战士都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东北和四川的穷人，遭遇都是一样苦？
为什么旧社会穷人有苦没处诉？
为什么旧社会穷人多，地主少？
为什么地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为什么知识分子们要骂穷人是乌合之众，反而夸地主们是宅心仁厚的绅士？
蒋介石为什么发动内战打共产党、打解放军？
穷人怎样才能报仇雪恨？
他们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答案很简单。他们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要当人上人，而是要为了让苦难中的老百姓能够挺直身子，堂堂正正地像个人一样活下去。
一、阶级分析：蒋介石是谁的代理人？
为什么山东和安徽的地主，心都是一样黑？为什么东北和四川的穷人，遭遇都是一样苦？
答案要从阶级本质中寻找。
农民无力承担教育成本，也就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心声"必须由读书认字的地主乡绅代言。所谓的"与民休息"、"不与民争利"等等，保障的实则是各地地主阶级的利益。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实际意思是，想要得天下，那就必须争取地方大族和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强如洪武大帝，农民起义出身，但也要和宋濂、刘基等代表的地主阶级结盟，最后背叛农民，自己成为新的地主。
蒋介石完美地实践了以上原则，接受江浙财团的资助，保护地主的利益，与美苏德意日等列强交好，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列强的支持。他是三座大山共同选出的最优秀的代理人，代表着"旧中国"的正统。他的所有决策，都代表着地主阶级、买办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局部最优解。
所以蒋介石消极抗日，不是因为他蠢，而是因为他不需要抗日——日本人和他不过是同一阶级的不同代理人。他囤积物资不打日本，是因为物资要留着打共产党；他整批投敌，是因为投敌的部队战后可以帮他抢沦陷区；他偷偷媾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日本死磕。所以他才要将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并聘请侵华日军做教官，培训国民革命军。所有看似矛盾的行为，通过阶级分析后全部逻辑自洽。
二、局部最优陷阱：为什么局部理性不等于全局理性
这里我要引入一个数学概念，“局部最优陷阱”（Local Optimum Trap）。
当某个系统（如个人、组织或社会）在当前环境中找到了一个看似最优的解决方案，但局部理性的简单叠加，不等于全局的理性最优。这个局部最优的方案可能阻碍其无法实现对全局更优的解决方案，最终导致长期发展的停滞或失败。
这也即是封建时代甚至资本主义周期崩溃的原因之一。
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可以同时满足所有人的短期利益，也即是说，为了满足全阶层的长期利益，必然会有部分圈层的利益受损。
资本家追求的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地主士绅需要用高利贷和土地兼并对农民们抽骨吸髓，以此满足自己不事生产的寄生虫式的生活。至于说农民卖儿鬻女，易子而食都仍然无法生存，又有谁会在乎呢。在国党眼里，穷人的命是无穷无尽的可再生资源，根本无需在意。
全国各地的地方志里都记录了一个可怕的数据，那就是民国时期，人口一直呈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人口平均寿命均为35岁上下。如今我们在三伏天里吹着空调嘲讽大洋彼岸的短生种们，可曾想过，仅仅几十年前，我们也是只有30年寿命的短生种？！
在封建王朝的末期，被压迫剥削得无法忍受的农民们只能揭竿而起，推翻旧王朝以求一条生路。
但是，农民起义军在斗争过程中，又必须和地主阶级媾和结盟，即使成功推翻旧王朝，也会迅速被腐化成新的地主士绅，继续开启下一个循环。这才是真正的王朝周期率，即使红色先锋队也不能幸免，时时刻刻也在凝视着深渊，面临着腐化堕落的风险。
而蒋介石就是这套稳定运行了千年的封建体制所培养出的最杰出的雄主，他的国民党和他的国民革命军，就是这架周期运转的绞肉机中最精密的一个齿轮。他们维护三座大山的利益，在局部最优的框架里运转得滴水不漏。
直到那一天，长夜漫漫，星火渐明，一面红色的旗帜横空出世。那面鲜艳的红旗体现着中国人民的抱负、要求和愿望，体现了他们奋起造反、结束剥削、苦难和不义的意志，体现了他们使自己得到解放并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志。诚如教员同志所言，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改变大地的面貌。
而教员同志则是革命的艺术家，在别人只看见弱点、愚昧和奴役的场合里，他看出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勇气、希望和伟力，他对人民的力量和才能有着坚定信赖，对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勇气也充满了坚定信赖，而这种信赖，让他向全人类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三、教员的新路：唤起民众，人人皆是教员
“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上说过，革命虽然奋斗了四十年，但是还没有成功；这原因就是全国的民众还没有觉醒起来。'唤起民众'，这正是孙中山主义的真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一切革命政党的真精神。
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必需保持这样的中心原则：第一，集中我们的军队最有效的打击敌人；第二，传播我们在群众里的政治活动，彻底的唤起民众，为祖国的自由解放和民主革命而斗争。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教员同志
和常规战争不同，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革命战争，从开始就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立场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重点在于转变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让人民获得精神上的翻身和觉醒。
当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可以依靠并信任别人时，便逐渐明白了共产党人试图教给中国人民的真理，那便是：
只有参加共同的斗争，个人才能获得解放；
只有在所有人的翻身中才能获得个人的翻身；
只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翻身，才能实现个人的解放和翻身。
他让我们相信，局部最优解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人类可以不再互相吞噬，而是互相扶持帮助，共同选择全局最优解，把自己淬炼成历史必然性的利剑，从而实现个体的真正解放，实现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这就是教员教给人民的信念、理想和武器——功成不必在我，从此之后人人皆是教员。
四、丧钟为谁而鸣
综上所述，我始终反对把国民革命军和人民军队混为一谈，因为国民党军实际只是一支封建的法西斯军队，他们只是为了维护三座大山的统治而战；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是一支亘古未有过的人民军队，伟大的人民英雄们不仅是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战，更是为了解放全天下所有受苦受难、被剥削奴役的工农大众而战。
我们必须铭记国军战士们和一部分爱国将领们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但是不能用他们的忠勇来掩饰国党国军整体上的无能和反人类。所谓国民革命军，只是一支烂到根子里的封建军队，注定要和国党一样，被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彻底埋葬。
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 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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