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长征，怎样弘扬长征精神，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今天纪念长征的文章里，有讲长征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突围，有讲红军的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的，还有讲毛主席的高超战争指挥艺术的，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似乎还缺点什么。缺什么?缺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不提王明路线，就不清楚为什么要战略突围，要去长征。正如毛主席所说：“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王明这条错误路线如何危害革命的历史弄明白，我们今后的革命工作，就无法办好。”
《长征组歌》里《告别》一场有一段歌词：“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这段唱词，简要清晰地告诉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有长征，有爬雪山、过草地，就是源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子就在于王明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王明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同年9月，王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开始遥控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在国内具体执行王明路线。1933年1月，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直接接管红军和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全部指挥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结束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间不算长，但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极大。
什么是王明路线?王明路线的全称为“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们机械照搬马列书本条文，苏联革命模式、共产国际指示，脱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际，在政治上，夸大革命形势，断定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如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脱离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就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道路，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预言“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强固基础”。
这一《决议》全盘肯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全党集中开展了“反右倾”的宗派斗争，要求全党“必须最坚决开展反右倾斗争，无情打击一切对进攻路线怀疑、退却、保守的倾向，保障党的进攻路线百分之百执行”，把毛主席等主张运动战的统统扣上“右倾”帽子。《决议》推行了王明的“关门主义”，“一切中间派别、改良主义团体，是反革命最危险的同盟者”，党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直接导致拒绝联合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错失打破第五次围剿最关键的战略机会。王明路线还在白区推行盲动主义，要求“必须立刻组织大规模总罢工、群众武装暴动，发动农民游击战争，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迎接全国革命高潮，”造成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几乎全盘覆灭。
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推行“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在进攻阶段，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面对敌人的堡垒，要求红军进行硬拼;防御阶段，实行堡垒对堡垒，分兵全线死守，和强敌拼消耗;撤退阶段推行“逃跑主义”，毫无规划，大搬家式地转移。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时总结指出：“‘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会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不问地形山地平原，只在地图上一划就下令作战，焉能不败”。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数年，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中央苏区丧失，红军被迫长征，革命一度濒临绝境。”那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是什么，又为什么会产生，怎样才能避免呢?
王明路线的本质，就是“教条主义”。对此，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曾说：“王明这般教条主义者，指挥打仗只看地图，愚蠢到忘记：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一步一步去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主席从理论高度对此做了总结，他说：“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他们熟读马列书本，但是拒绝对中国具体情况做任何调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此举搬运到 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此举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
这种教条主义的产生，与党的历史 、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的政策、策略、路线，包括干部的选拔和使用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很多时候直接变成了党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没有人去思考和反对。党的干部中，很多是苏联回来的，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和批准的，我们就要无条件执行。这就为教条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毛主席说：“我们批判王明错误路线，是批判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 、政治、军事路线，不是全盘否定王明个人。” 教条主义，就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和方法，不仅王明会犯，只要脱离中国实际，谁都会犯;不仅战争年代会犯，今天的和平年代，同样会犯，只不过有的犯“左”倾，有的犯右倾罢了。我们绝对不要以为，今天没有路线之争的问题，恰恰相反，越是想掩盖这种路线之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
今天有没有王明那样的教条主义?大量事实说明，教条主义不仅严重存在，而且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和平时期，“教条主义”的后果，不像长征时期的“五次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那样来的剧烈和明显。今天，“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后果，是通过长期的积累显现出来的。如农村的凋敝、人口的剧烈下降、贫富悬殊的日益突出，新“三座大山”的重新出现，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腐败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大，以及人们思想文化方面的极度混乱、党群关系紧张等，这都是新教条主义在当代中国所酿成的恶果。
今天的教条主义，可谓名目繁多。有“市场”教条，推崇“市场万能”论;有“接轨”教条，按照国际上固定的所谓标准，照抄照搬到中国来，“削足适履”迎合西方，而不考虑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宪法以及中国老百姓的感受。比如在城市化问题上，完全不顾中国人口多、幅员广阔的现实，生硬照搬国际城市化率标准，在中国城乡推行大规模的城市化，而不考虑城市的无限扩张会埋下什么隐患，更不考虑把人口赶到城市的就业问题。即便出现了新冠病毒这样的超大疫情，给武汉带来的深重影响，然而这并没有让他们反思城市化政策。
今天教条主义的产生，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后，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抬头，在党内鼓吹“拿来主义”，而不是自立更生、艰苦奋斗，著名的“造不如买”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产物。八十年代，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市场换技术”，其基本逻辑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必须用外国的东西，改造中国的东西，而不是立足总结自身经验，借鉴西方先进东西。到九十年代，基本上是投降主义，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基本如此。政治上不再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经济上全面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文化上意识形态阵地不断丧失，主流价值观不断遭到侵蚀。特别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很多共产党的干部被送到西方学习，回来后许多走上领导岗位，如同王明时期大量干部从苏联回来一样。他们学到了西方书本上的词语，但是不善于、也不愿意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这些东西，他们更愿意抛弃中国的东西，与西方“对标对表”，一股脑照搬西方的东西。最近三十多年来，这种教条主义越演越烈，已经固化为一种模式，不管谁上来，都是这样一个思维，这样一个套路。
正确思想，是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就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这是全党用血的教训的换来一条真理。当王明错误路线在苏区推行的时候，除毛主席等少数人外，多数人是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反思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尤其是湘江战役造成红军重大损失之后。通过对比，红军将士才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和王明路线的错误，最终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如果没有这种教训，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恐怕摆脱不了王明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的统治。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共同期盼，今天，在经历了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对比后，大多数老百姓发出了同样的呼唤。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仅要记住，“他们经受了无数次战斗、封锁、缺盐、饥饿，疾病和瘟疫，最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跨越了中国12个省份，一路粉碎了无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胜利抵达西北地区新的根据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更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做斗争，不忘当年红军怀揣的希望、目标和理想，牢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本色，坚持为穷人打天下，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这是对长征的最好纪念，这是对长征的最纯真、最正确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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