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红军飞夺泸定桥与运十飞机研制，这都是人间奇迹，都是革命战士为了崇高理想，拿出干事业的劲头，由器而道，由道而器，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的实践——想法想得通，说法说得通，做法行得通——三法三通——道器变通。
运十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谈到他们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如何设计飞机防噪声装置?这首先要对运十飞机发动机产生的噪音进行测试。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自力更生搞研制，不能等靠要，只能土法上马，靠人工拿着拾音器，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在发动机运转时来测试。
用程不时原话说，那“简直是过泸定桥的办法”，这讲出了红军飞夺泸定桥与运十飞机研制，二者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从道层面讲，精神在物质还没有的时候，精神可以变物质。这种精神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此前的社会实践中得来的。
精神变物质，是由器而道，从实践中来的认识使得人们产生某种精神，然后由器而道，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人们通过实践，创造出新物质来。
这样的精神变物质——道器变通之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能够显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从事“举而措之天下之明谓之事业”时，往往就能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这也就是说，在革命事业里，从器层面讲，很多事情，时间地点人物不同，但在道层面，道器变通之根是相通相同的，那么干事业的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精神无孔不入，无时不在，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奇迹发生。
01
道生一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那种实践，启发激励了运十飞机的研制者。这两个实践背后道层面的精神，却是一个东西，一种精神。
解释这样的现象，可以用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九九归一，用各种实践总结感悟出规律以及规律背后的道，这叫从实践中来，由器而道。
认识规律，悟道之后，就能产生这样的奇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02
为何毛主席总能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小我就听惯了一个说法——毛主席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后来长大了，我想探究其中的奥妙。经过研究毛泽东文化，我归纳了六个维度——优善易强圆应，由此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来解释毛主席为何总能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而首要的是优——异而优，是毛主席道器变通之根基——从道层面讲，思想领先是道器变通之根；从器层面讲，战略战术灵活是道器变通之基。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当然是说得通的，可问题是毛主席究竟是怎样总结经验的呢？这就必须作深入研究，深入到道层面的想法和道器层面的说法做法里去，才能找出奥妙，也才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
我在重看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时，看到银环犯了错误之后，认真总结经验的一个情节，忽然顿悟了。
当战友因为情绪冲动要去冒险时，银环说：我们没有权力犯第二次错误。
这就是革命战士应该有的精神状态。
这个说法，在中国古代先贤那里叫做“无二过”，意思是不犯同样的错误。
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以为找到了失败的原因，或者总结出了胜利的经验，就万事大吉了。
只有把经历，进行完全彻底的反思，也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到总结工作中去，才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那么，写在纸上的“总结报告”才会不至于像做考试那样，虽然答题头头是道，可交了试卷就很快把“标准答案”基本上忘记了。
器层面的总结，不打心里过，容易忘记。
道层面的领悟，入脑入心，才会记得牢，用得活。
(一)
国民党战犯也能学会总结之道
国民党的两位中将在功德林接受改造期间，有一段对话，也许对于悟道，可以参考其中的奥妙：
他们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逐渐找到了解感悟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胜利之道”。
《特赦1959》第31集：杜聿明和王耀武的顿悟，十分奇妙
杜聿明讲的是由器而道的过程，从具体事物入手，逐渐过渡到抽象事物，逐步接近于道，顿悟是一个自然的，水到渠成的过程。
悟道，可以算作探寻真理的步骤，而顿悟则可以看做认识真理理解真理的时点。
杜聿明是国民党将军里，正派同时有比较善于指挥的将军，可惜他的统帅蒋介石这个人领导不好他，或者说蒋介石的思想境界不够高，导致才干跟不上，从而领导不了像杜聿明这样的人。
倒是在功德林接受改造以后，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他反而有机会发挥他的战略上的分析判断能力。
一旦他对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有所觉悟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思想改造的成功，是一个新的胜利。
这个胜利是需要从道层面来认识、理解、领悟的。
实际上，从三湾改编开始，我军高级指挥员都经历过这个改造过程，那是自觉与不自觉的过程，自觉性强的人，就成为我军杰出的指挥员。
以朱德元帅为代表的我军高级指挥员，无不是毛主席之道的深悟者。
从胜利走向胜利，意味着把过去的失败变成了将来胜利的基础——此乃失败是成功之母切实的做法。
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恰恰在这一点上行得通——道器变通了。
(二)
劳动究竟在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里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特赦1959》第33集：王耀武、杜聿明向王英光汇报对劳动的新认识，他们彻底从旧的世界观里走出来。他们已经不把劳动当作一种负担，而是当作一种快乐——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
改造战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军事化管理过程，是我军杰出的指战员作为教师，教育引导一批文化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在劳动中深悟毛主席之道的过程。
这批人的的确确改造过来了，他们的世界观改造是由器而道，由道而器的过程。
由器而道的过程，是以破为主，破除既有的旧的世界观，逐渐领悟新的世界观。
由道而器的过程，是以立为主的过程，把领悟的新世界观，从想法到说法，再到做法，变成自己的思维习惯、行为行惯。
毛主席领导的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这些战犯有三类，第一类改造得最有成效，那就是杜聿明、王耀武等这样的国民党纯军事将领，只要人品好，很容易接受毛主席共产党这一套，而且一旦接受了就相当于坚定;第二类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康泽这样的，比较狡猾，难以判断是真还是假转变，所以比较难改造;第三种是国民党特务，如徐远举、周养浩，这类人最难改造。
杜聿明、王耀武属于第一类，他们也是战犯改造的好典型，起到了示范作用。新中国把所有战法都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公民，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
改造战犯的过程，对于我们认识、理解、深悟毛主席教育之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这个体系连战犯都可以改造，那么对于革命队伍里的人，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这是不言而喻的。
还是说说国民党战犯里的三种人，为何有的好改造，有的难改造?
革命队伍里的人，同样也是在世界观改造上，不会同步向前的，道层面的思想改造是一项极其艰难的探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培养了一批骨干，他们以苦为乐，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依然可以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
但是，要在建设时期，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有新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这个挑战主要表现就是有人会忘记过去的艰苦奋斗精神，从而脱离群众。
毛主席让干部参加劳动，这一项妙招。实际上，运十飞机研制者当年他们土法上马的时候，工作条件和普通劳动人民，也就是工厂、农村的工人、贫下中农的工作环境差不多。
那个时候的确有不少干部不能理解毛主席一片苦心，而运十飞机的研制者因为有干事业的激情，理所当然就不在乎工作条件的艰苦了。
估计到如今，很多人会从想不通到想得通的。
具体原因，恐怕是不言自明的。
(三)
毛主席的哲学方法论具有无穷威力
电影《火红的年代》有一个片段，一位炼钢炉长带领工人、技术人员敢想敢干，敢闯敢创，但是也难免遇到困难、挫折，可是，毛主席视察钢厂时的情景，毛主席对工人同志的鼓励——毛主席的说法做法早已经深入人心，赵师傅他们深悟其道，顺理成章道器变通了。
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是空洞的，那需要有整套完成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毛主席作为伟大导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想法说法做法，不用太可惜了不说，问题是我们的对手——中华民族的敌人，他们可是从来没有闲着，他们已经把其中的一些方法拿去用来对付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失败过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失败，不能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不能狠下心来“无二过”。
更可怕的是把失败当做成功，还自以为是，沾沾自喜。
李克勤后记：红军飞夺泸定桥发生在1935年5月，运十飞机研制周期是从1970年到1980年。我们要看到这两大奇迹的个性特征，更要看到这背后的共性——道层面的精神。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摘录自《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页)
最后特别指出，运十飞机发动机是国产的，不是进口的。
在制造界公众号《它是堪比两弹一星的国家重大项目，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一块伤疤》一文中，路风指出：
【在运-10研制过程中，为了配套，上海一家工厂(上海航空发动机厂前身)在测绘美国普惠JT3D型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基础上，最终制造成功用在运-10上的发动机。在运-10试飞期间，为安全起见，由运-10装载波音707使用的普惠发动机，而把仿制的发动机装在波音707上试飞，效果很好。】
下面摘录赵忆宁著《大国工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第58页内容——
赵忆宁：运-10的成功是一个奇迹，在当时的条件下，运-10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路风：关键是技术和体制上的创新。运-10项目虽然放在上海，但在事实上形成了技术领军人物有自主权的体制，或者叫“工程师说了算”的体制。运-10的领军人物马凤山是位杰出的技术领导和科技专家。与此同时，国务院让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负责业务指导与协调，负责人是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将军，当时他还兼任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最后还要指出，曹里怀将军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他对红军飞夺泸定桥很熟悉的，他这样的老红军对毛主席之道的领悟是非凡的。在他的决策里，自然就会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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