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6日马上就要到了，距离毛主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整60年了。虽然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全盘否定的结论，但民间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热度一直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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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66年)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根据《毛泽东传》记载，1968年7月12日，毛主席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也谈到了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1969年4月1日报告，4月14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这样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在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盘否定之后，有的人提出了这场运动是“自上而下”，更有甚者提出这场运动是“奉旨造反”。
比如这位拾人牙慧的微博博主“@海上一浪花”在他的微博中就是这么说的：
【他们只是奉旨造反而已，况且，炮弹还靠别人装填!】
【他们没有看到“文革”的实质，表面上是喧嚣的群众造反，其实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是领导者用非法律手段解决权力矛盾与社会治理的反民主、反法治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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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呢?
在文化大革命的刚刚开始阶段，由工作组主导的阶段，恰恰是“自上而下”，这种“自上而下”，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以及各级党委派出工作组牢牢地掌控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这种“自上而下”导致的结果，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冷冷清清”，运动根本没有开展起来。
1966年5月25日，被毛主席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直接指出了这种“冷冷清清”：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
7月18日，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听取了各方汇报后，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这种“冷冷清清”。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他的想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天(7月26日)，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他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
“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毛主席的意思非常清楚，“自上而下”的工作组模式“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必须要撤销，要将革命领导权交给群众。
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后，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总理出席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又称万人大会)，他对工作组提出了批评，说“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象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他说：
【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起来了，他们就要问自己机关里，学校里的党的领导是否也是黑线，黑帮，起码他要怀疑，都不信任了。所以六月上旬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大家一方面敲锣打鼓，欢呼新市委的成立，改组;另一方面要求新市委派工作组，帮助他们搞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原来的领导，原机关的领导，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要想一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的要求。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工作组是从另外的机关另外的地方调来，仓促上阵的，他们没有经验，特别是从政府各行政部门调来的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象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这样，新的工作组去，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
【第二，再看看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照老办法，老一套去做工作，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方法，不是接进群众的方式，不是启发群众，不是依靠群众，不是启发帮助群众，叫他们自己作主，就看出来了嘛!】
工作组撤销后，据《毛泽东传》记载：
【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
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直到1966年底，还没有“夺权”。
《毛泽东传》：
【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对于上海工人自下而上的“夺权”(史称“一月风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专门提到：
【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此后，“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毛泽东传》)。
1967年5月，毛主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年谱》：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
有的人会说，这不还是要有毛主席的指示吗?那这不还是自上而下吗?这不还是“奉旨造反”吗?
这样的观点是形而上学，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将自下而上与领导行为对立起来，将自下而上与组织行为对立起来，认为自下而上就不应该是有领导的、不应该有组织的。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幼稚病。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专门批判过：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
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
【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可以说，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相当于一盘散沙，力量非常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群众真的要自己解放自己，那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必须有着自己的领袖，而绝不是不要组织，不要领袖。
3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下而上”?什么是“自上而下”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清楚什么是“自下而上”：
【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也将“自下而上”说清楚了：
【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自下而上”最本质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自下而上”的最本质特征。
“自上而下”，周总理在出席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也将“自上而下”讲得非常清楚：
【特别是从政府各行政部门调来的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象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
【再看看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照老办法，老一套去做工作，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方法，不是接进群众的方式，不是启发群众，不是依靠群众，不是启发帮助群众，叫他们自己作主，就看出来了嘛!】
“自上而下”最本质在于“行政命令”、“命令主义”、“不接近群众”、“不依靠群众”。说得更直白一些，是依靠“精英”。
脱离群众、包办代替，是“自上而下”的最本质特征。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发动群众”、是否“依靠群众”。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还是“不接近群众”搞“命令主义”?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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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工农群众“奉旨造反”，真的是这样吗?
奉旨，一般来说是按照“皇帝”的旨意，也就是为了皇帝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归根结底是为了皇帝家天下的个人利益;或者说独裁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个人利益。
那么，毛主席是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呢?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64年12月12日)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65年1月)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根据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章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天下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在被打成右派后(即使到新世纪也未平反，现在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在家里对女儿章诒和说：
【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1971年7月，毛主席与江青有过一段对话：
【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毛主席在这场运动中，并不是要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个人利益，而是坚定地站在工农阶级的立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反修防修——“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毛主席认识到了这次革命的艰巨性与危险性，他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在这场运动中，工农阶级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工农阶级当家做主、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还是为了毛主席的个人利益?
工农阶级如果为了毛主席的个人利益，那可以说是“奉旨造反”，但工农阶级是为了工农阶级自己的利益，这还是“奉旨造反”么?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的“奉旨造反”完全是某些人出于否定毛主席的目的而对毛主席进行的歪曲，也是对工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歪曲。
“奉旨造反”还有一层意思——恩赐。就是统治阶级高高在上，以恩赐的态度对待劳动人民。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最恶劣的恩赐式的典型。人民群众自己的饭碗，不是其他什么人恩赐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相反，所有高高在上的人的饭碗都是人民给他的。同样，工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绝不是什么恩赐。
毛主席是最反对“恩赐主义”的。早在1943年10月1日，他就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出(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旨”，那么这个“旨”就是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列主义，这个旨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个旨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消灭私有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自从信仰马列主义开始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他一直“奉旨”——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人民群众与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一起“奉旨”——自己解放自己。
如果离开了这个“旨”，人民群众一定会成为“狡猾政客的玩物”。
列宁《糊涂的无党性分子》：
【只有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可是，无党性的、不跟着坚强的党走的群众是没有觉悟的，没有自制力的乌合之众，他们会变成那些总是“及时”从统治阶级中冒出来利用“适当”时机的狡猾政客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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