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开展“第三梯队”建设，旨在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后备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1984年，各省名单报送以后，香港报刊对选拔结果提出批评，指称存在“太子党”“秘书班子”等现象，直指这次选拔有内部推荐子弟以及裙带关系等问题，这引发了社会关注和质疑。同时，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干部子弟的违法乱纪行为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这引起了高层的注意，胡耀邦认为需要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干部子女。
陈元
中组部青干局受命起草文件，并于1984年3月3日召集干部子女座谈会征求意见，讨论《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会议由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犁之子张晓彬、于光远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飙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邓壮、秦邦宪之子秦钢、王其梅之子王昌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陈毅之子陈昊苏和李大钊外孙女李虹。与会人员在会上先后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陈元和孔丹的发言最具代表性。陈元发言指出： “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孔丹则说：“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其他与会者认为"干部子女和其他人应当一样对待，一样受党纪的约束，不赞成专门发一个针对干部子女的文件"。李锐最后总结说：“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
孔丹
据陈云亲自点名出任青干局局长的李锐回忆，这份文件没有出台与当时一些老同志的态度有直接关联。
当时陈云直接掌管中组部青干局，并在中央会议上明确表示：“组织部我还得管几年。延安时期，我在中央担任组织部长的时间就很长。”选拔和管理这千名省部级第三梯队干部，指导全国建立各级第三梯队，正是青干局的核心任务。陈云之所以力主设立青干局、建立第三梯队，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三种人”东山再起——这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老干部根深蒂固的忧虑：他们深恐这些"文革残余势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再度掌权。
李锐还说：“陈云有一个思想：在人事上，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于是，在选拔“第三梯队”过程中，给予了老干部子女重点照顾。这一做法在当时得到党内一部分老同志的拥护。他提到1983年的一天，北京市委段君毅、陈希同到中组部，说王震推荐陈元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征求中组部意见。李锐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点”为由拖延，后来差额选举党代会代表时，他没被选上，最终离开政界进入央行体系。
陈昊苏
李锐后来将未能通过《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的责任推给了邓力群：“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反对这个决定。这个文件就没发成。”事实上，李锐因和一些老同志关系密切，对出台这个文件态度也并不积极。十年后，他曾有感而发说：“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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